堵不住的逃荒者
穿过古浪峡，就是天祝藏族自治县。1938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李逢春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家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兰新公路旁的阴屲山李家大庄子，他在众多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生在天祝的李逢春，却和古浪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逢春最初的记忆似乎都和骆驼有关。在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不知是永昌还是武威的驼队路过村庄，一峰母驼因腿瘸难以行走，驼队主人将这峰怀有驼羔的母驼留给他的父亲代养。后来经过父亲精心饲养，这峰母驼逐渐恢复了健康。骆驼在山区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只能是闲养着。早上李逢春上学时顺便牵出来，放到河滩树林中吃草，下午放学，又将它牵回家中。母驼身体慢慢恢复，并顺利产下一峰小驼。两年多过去了，驼队主人又路过村庄，见到留下的母驼疾病痊愈，还增添了小驼羔，高兴万分，随即要求牵走。父亲一分钱的报酬没要，将两峰骆驼还给了主人。
但是，骆驼却永远留在了李逢春的心里。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分钱都不要，就将骆驼还给了人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自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也不知不觉铸成了李逢春自己的素养和秉性。
在解放前，和沈庆云家一样，李逢春家是一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拥有二百多亩水地，几十亩旱地，二百多只羊，十几头耕畜和一辆大铁车。全家九个劳动力，全部参加农田劳动和畜牧业经营，只在每年锄草、秋收时雇请少量“青黄工”，算是“存在少量剥削”。没有想到，在“文革”时期，天祝县又补“民主革命不彻底”之课（天祝系民族自治县，因民族政策未搞过土地改革），重新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来，李家大庄子也变得很不平静，村上的造反派乘机兴风作浪，硬要认定李逢春家为漏划的地主。
1956年，“三反”运动开始，主要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商店工作人员就成了“三反”的重点。李逢春适逢在供销系统上班，那时候，一天吃几个水果糖，吃几块糕点，拿几块钱，只要凑够一百元，立即会被逮捕法办。
乡村也不平静。先是改变互助组的形式，以村为单位，办起了初级合作社，群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仅仅一年多，又变为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全部入社，统一生产经营，实行按劳分配。高级社未办几天，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基层一夜之间，组建起“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
由于人民公社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导致刮起了一场“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各地盲目追求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一时间，虚报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到处泛滥。有的地方，把几亩地、十几亩地，甚至几十亩地的庄稼拉到一块地里放“卫星”，鼓吹亩产万斤粮。有的地方搞深翻密植，把上百斤籽种下到一亩地里，出苗把地皮都顶起来了，造成大幅度减产。这种不顾客观规律的瞎折腾，挫伤了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给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在全国各地。任何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否则将被视为“白旗”拔掉。当时李逢春被抽调到永登县大炼钢铁办公室负责物资供应工作。大炼钢铁已成为全民运动，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何工作都要为此让路，不论城市农村，工矿企业，还是学校家庭，都要全力参与，到处都是大炼钢铁的热闹场面。
一个秋冬的大炼钢铁，致使土地无人耕种，成熟的庄稼无人去收，造成的后果是钢铁没有炼成，粮食大面积歉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还大搞浮夸风，有的还谎报亩产几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抹掉帽子冲破天，一脚踏倒祁连山”等口号比比皆是。上面来人检查，就把十几亩、几十亩地的庄稼拉到一块地里充数量，到处根据浮夸的数据上缴公粮……
1958年“大跃进”开始，家乡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全村近二百人办起了一个大食堂。李逢春家的大铁锅、蒸笼、风箱等灶具全部被拉到食堂公用。全村各家各户都停止了烟火，不论男女老幼都凭票排队到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开办初期，一天三顿能吃上面条、馒头，但很快一天不如一天，吃的面食越来越少，逐渐就成了清汤寡水。一斤面从做八碗、十碗清汤，最后做到十六碗，还不够量，面拌汤清得能照见自己的脸面。吃食堂的时候，人人都想多喝一点，盛饭的碗越来越大，人们拿海碗还嫌小，干脆用上了盆子。
人们饥饿难忍，到处挖野菜充饥。多亏了家乡的苦苦菜呀。苦苦菜其实也分两种，一种叫苦苦苦菜，味苦，涩；另一种叫甜苦苦菜，微苦，但入口爽滑。在天祝一带的山区，多生长甜苦苦菜，而且数量比较多，被饿急的人们疯了一样去挖，有时一天能挖一背斗，当成主食来度日。到后来连野菜也挖不到，就用豆花、野草当代食品……
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碰到啥就吃啥，也不管生熟，最后连菜根子都吃不到了。全村的人浮肿的浮肿，生病的生病，许多人卧床不起，难以下地劳动，小孩子坐在炕上抬不起头。群众的生存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秋收开始后，因为饥饿难忍，为了活命，人们不顾脸面，不怕训斥，见啥拿啥，见啥偷啥。胆大者夜间出动，偷割麦穗，回家加工充饥；胆小者亦不示弱，在收割粮食时，就揉麦穗吃，“手心里打场，嘴里扬场”已是普遍的现象。穿的衣服内外多处缝上小口袋，收工时口袋里都装满偷来的粮食。
因为饥荒，人性中所有的弱点暴露无遗。打场之后，扬干净的小麦看管不严，会被村民偷个干净。
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买糖要糖票，买茶要茶票，购买点灯煤油也要购货证。每人每年只发三尺购布证，连用作补旧衣裤的补丁都不够，哪里还能做件新衣服？如果遇到娶儿嫁女，到处借购布证，几年都无法还清。进商店要票证，进食堂要粮票，没有票证，人民币再多，也买不上东西，吃不上饭。洪镒、蒋成林等人的尴尬，和李逢春面临的困局如出一辙。
1965年武威县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李逢春带队，乘坐县上统一预订的专列，欣然而去。到大寨后，看到从全国各地去往参观的人挤满大寨，人山人海。加之旅社、餐馆极少，很难容纳大江南北蜂拥而至的学习者，人们只能住地铺。米饭是大米小米各半，没什么多的蔬菜，一人一碗，还要排队。但一条条拦洪工字大坝和一块块平镜如水的海绵田，让所有的参观者激动万分，对未来充满信心。
李逢春看到，其实大寨人是很苦的，他们的手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老茧，多数人的手像弯过来的钢筋，都是圈着的，根本无法伸展。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出了大寨的新面貌，斗出了全国农业战线的新典型。李逢春这批参观团很幸运，恰好由陈永贵、郭凤莲、宋秀英三人接待。看上去，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没什么特别的，但见到他们，大家都很敬仰和佩服，像见到天神一样，欢欣鼓舞，热情疯狂。
参观回来之后，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个旨在改变自身命运的运动，得到老百姓的欢迎。正当他们鼓足干劲学大寨时，新的变化又降临在他们身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李逢春一家终于没有逃过这场劫难。村里的造反派一边整理假材料上报，一边贴出大字报，宣布李家为漏划的地主成分。从此开始，长辈们都被定为地主分子，子女们自然都成了“黑五类”，统统成为专政和批斗的对象。他们白天去“劳改”，晚上挨批斗，全家人处在极度艰难的境地。
在实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李逢春向当时武威地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如实反映了家乡的真实情况，经其指示，下派工作组进行调查，这才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批斗打人的行为得到一定扼制。
李逢春不时想起自己烂熟于心的“人之初，性本善”，两种观点在心里反复较量，而父亲为别人无偿饲养骆驼的情景和造反派的残暴，给他一种难以自制的痉挛和痛苦。
1968年初，李逢春被解除军管，恢复工作。组织决定任命他为和寨公社党委书记。李逢春到任后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救灾救济，解决社员外出逃荒，影响铁路畅通的问题。当时在槐安火车站，每天出外逃荒的和寨社员有五六百人，为了能扒上火车，社员们阻塞了铁道，影响了火车正常行驶。这不仅严重影响社队的农业生产，也对铁路运行秩序造成严重威胁。情况汇报到铁道部后，上级责令他们尽快解决。
李逢春知道，社员们是因为吃不饱肚子才选择了外出逃荒，好出门不如歹在家，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选择这条路的。但在当时，除了及时发放救灾款物，做大量思想动员工作，开展生产自救，似乎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经过认真思考，李逢春决定着手开展打井抗旱、增加口粮的工作。
*不愿提及的往事，让李逢春神情戚然，长久不语。如今，他退休生活在武威。“要不是景电工程，许多老百姓还挣扎在贫困线上。”这是他最大的感叹。
李逢春带领社员，先在最困难的南沟大队王家庄生产队开始试打。经过再三努力，第一眼大口井终于打成，水量很大，两台六寸水泵都抽不干，为全县的打井灌溉开了先河。当时县上召开的全县打井现场会，在王家庄组织参观，会上介绍了打井的经验和办法，并提出了全公社今后的打井设想。接着在兰州铁路局的无私帮助和县上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打机井、拉电线、修水库等农田基本建设。经过两年多的奋斗，全公社的电拉通了，七十八眼机井打成了，从此彻底结束了和寨社员长期逃荒要饭，依靠救济生活的历史。
吃饱肚子的社员，再也不会外出逃荒了。
1973年6月，组织上调李逢春任古浪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村经济工作。李逢春知道，古浪县是甘肃省十八个贫困干旱县之一，虽然土地广阔肥沃，有山有川，但因干旱少雨，许多地方都是十种九不收。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每年的救济粮少则二三千万斤，多则五六千万斤，如此数量的救济粮还难以安抚群众。刚到古浪，恰逢省委决定，由省军区司令员梁仁杰带队抽调大批军、师、团、营级干部住社、住村开展学大寨和支农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还向古浪群众发放了大批军用物资，救灾救济。当时，古浪流传的歌谣是“吃的救济粮，穿的黄衣裳，建设兵团到古浪”。
李逢春到任后，面对古浪干旱缺水的恶劣自然环境，县委苦思冥想，反复讨论，从许多“有水就有粮，无水一片荒”的事实中，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要在“水”字上做文章，只要抓住了水，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只要把水的文章做好，古浪的农业问题，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在上下思想一致的前提下，全县掀起了以打井为主要内容的小型水利建设热潮。小截引、小水库、小涝池、小塘坝遍地开花，只要有水的地方，都动手搞起了小工程。
就在古浪大搞水利建设的时候，国家召开了北方九省区打井抗旱会议。古浪县领导李逢春和刘尔能参加了会议，参观了河北、山西的打井现场，听取了外地的打井抗旱经验，经验、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会议代表，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经过两三年的奋斗，全县打井七百多眼，扩大水浇地近十万亩，缓解了古浪的干旱危机。
但是，这种缓解却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地下水就呈减少的态势，有的机井，很难抽出更多的水，时断时续，最后只能废弃。
贫瘠的土地，没有更多的水资源可以利用了。没有水流汩汩的土地，如同没有血液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