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击
陈可言到兰州后，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当时的西北院，办公的地方是一座三层小楼，住宿倒是一幢新建的五层家属楼，天气比北京凉，一直到秋天，都穿着衬衣外加一件中山装。
陈可言来兰州，正值“大跃进”时期。和全国各地一样，甘肃轰轰烈烈大搞一个水利工程即引洮上山工程。当时西北院经过研究，承担古城、大营梁等几个电站的勘测设计，由陈可言负责实施。
陈可言第一次去渠首古城电站查勘，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乘坐大卡车，到了引洮上山工程局所在地会川，下车后冻得两脚都站不住了。以后再去，陈可言可是接受了教训，借上老羊皮大衣、毡靴，自己买了顶皮帽子，如此一武装，就能抵御任何的寒冷了。
一次陈可言到达宗旦岭的施工现场，看到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场面之大，让人震撼不已。可是，水利专业出身的陈可言，很快发现施工现场是一个深劈方，一层一层地挖山开渠，工程量之大，难度之高，远远超出了想象。但是，这个大工程很快下马了。
陈可言看似简单的工作经历，其实遭遇了不同一般的坎坷。甘肃的整体情况，很快在他的心中明晰起来，并给了他极强的工作动力。周总理到甘肃视察，看到定西地区的贫困情况，掉下了眼泪，并做了指示。甘肃水利工程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后来甘肃省又组织了引洮工程的查勘，由梁兆鹏任组长，陈可言任副组长，从古城开始，沿着地图上都有的引洮渠道痕迹，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翻山越岭察看。走得太累了，陈可言便找了一根木棍拄上，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同伴们开玩笑说是要饭棍。后来大家也都拄上了，又美其名曰“打狗棍”“救命棍”。有一天查勘到梁兆鹏过去当过领导的地方，突然下起了大雨，大伙儿的衣服全都淋湿了。晚饭后生上炉子，他们把衣服烤上，全都钻进了被窝。风雨交加的夜晚，陈可言认真反思这几天查勘的情况，他觉得，引洮工程的设想没有错，甘肃中西部没有水，要想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那比登天还难。只是当时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这么大的工程连个完整的规划都没有，一句口号，千军万马就上了阵，热情和干劲，取代不了科学的规划和施工。再说了，这个工程也没有从实际出发，那时候上马这个工程，甘肃的经济实力是怎么都支持不下来的，最后被迫下马，也在情理之中。
为了三线建设，这是成立西北院的本意。陈可言在水工组，是黑河黄藏寺初步设计的项目负责人。黄藏寺水电站要为404厂供电，首先让陈可言带队进山去查勘黑河干流，进行初步规划。水利工作者，大多时候都是在野外工作。领命之后，陈可言一行从张掖出发，翻过俄博，经祁连到达黄藏寺，雇好了马匹、向导，在黄藏寺准备了一个多月，开始进山。
向导走在最前面，刚上到山顶小道，向导的马在跳一个小坎时摔到山下，马一直摔到谷底，肠花五脏都出来了。大队不得不退回到原出发点，拟电报告诉院里：“摔死一马人无恙。”副院长翟东平接到电报十分着急，也没看清就说，什么摔死一马人，还无恙，当即电令“速回”。黄藏寺初步设计也没有完成，半途而废。
后来陈可言去新疆巴里坤军马场，处理水库的防渗加固。翻越天山后，气温急剧下降，陈可言所在工作室在半地下室内，屋顶上装有几块玻璃采光，从军马场借了一件皮大衣才能御寒。这次的工作并不复杂，陈可言查看后提出了防渗加固处理措施。
在此期间，陈可言还担任了青海北山寺的项目负责人，当时，这项工程是青海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4000千瓦。青海省在设计中途，看到问题复杂，请求西北院支持设计。陈可言受命后，立即动身前往踏勘。水电站沿山动力渠道有四个大滑坡，一个还处于前池附近。前池地基看起来像砂岩，经过化学分析是含有99%石膏的石膏层。电站不大，问题不小。开始苏联专家还在，提出的设计方案，由于投资偏大，又遇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决定缓建。直至1962年，水电部水电总局领导到青海视察，查看了北山寺水电站，认为应当继续建设，以后就是调相运行也是必要的。踏勘之后，陈可言在设计中于前池滑坡采取减少下滑力、建设廊道排除地下水，前池采取钢板衬砌，杜绝渗水，在厂房水下部分混凝土使用抗酸水泥，并在基础底下及周围均铺设沥青砂浆等，防止地下水侵蚀。最终工程建成投产，至今正常运行。
接二连三的工程，给了陈可言实际锻炼的机会。所学又能所用，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遇到的幸事。陈可言遇到了，也做了选择，在这种机遇中锻炼成长。
陈可言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受到诬陷。他一开始就看不惯造反派那一套。由于不理解，看不惯，他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只觉得自己有机会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很不错了。但是，秉直的性格，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拖进了运动之中。陈可言等十四名中级干部联合署名贴出一张大字报，就西北院存在的问题，揭露真相，震动了西北院，造反派虽然恨他们入骨，但也无计可施。不久，造反派想方设法找了一个理由，让陈可言去宁夏农场劳动。没想到，那里也不平静，“战争”的火药味很浓，几乎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一天晚上，突然传来一阵阵吼声，吓得同屋的李士元忽地翻身起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行李袋上。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陈可言站起来，到外边看了一圈，隔壁的同志说没事，是他们屋有人发癔症，回屋一说，李士元号啕大哭：这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有一天，有人告诉陈可言，兰州在武斗了，让他赶快送妻子梁淑凤回北京去生孩子吧！随后，这些一同接受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联合给农场领导说：老陈病了，可能是阑尾炎，急需要回兰州检查治疗。就这样，陈可言回到兰州。他一看，兰州确实乱了，已经没有正常的城市生活秩序，说不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陈可言赶紧买了张卧铺票，送梁淑凤回北京了。
送走梁淑凤之后，灾难找上了陈可言，在一次批斗会上，他被造反派打伤，爬在床上疗伤的陈可言痛苦不堪，他知道，全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甘肃，这个缺水的省份更应该迎头赶上呀，在这个时候，如此严重的内斗内耗，需要消磨多少人的心血呀！
因为搞水利，陈可言对全国的水利工程了如指掌。位于河南省林县（现林州市）正在上马一个声势浩大的水利工程。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人民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他知道，林县和甘肃的许多地方一样，是个水源奇缺的贫困地区。“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不仅仅是旧林县的真实写照，放到甘肃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呀！
陈可言一直在关注这个浩大的水利工程。从1957年起，林县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引漳入林”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河南省、地各级领导和山西省平顺县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在各级水利部门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县委、县人委组织数万民工，从1960年2月开始动工，计划经过十年奋战，建成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实现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五十四万亩的宏伟目标。
而在遥远的西半球，那个被称为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正在轰轰烈烈大搞水利工程建设。对于专业知识和科技发展的情况，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专业人员那里。陈可言知道，田纳西工程建设开展于罗斯福新政时期。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并成立了以霍普金斯为首的“联邦紧急救济署”。到1934年底，有大约200万个家庭得到了救济。在救济困难家庭的同时，还实行了以工代赈计划，成立了公共工程署等机构，管理公共工程项目，以吸收更多的失业者参加劳动。田纳西流域的水利工程就是这样一个工程。这一流域原是美国的一个贫困地区，多数居民没有电用。
1951年5月，以设计者埃德蒙斯顿工程师名字命名的埃德蒙斯顿水利工程提出方案论证。这个工程的泵站位于加州贝克斯菲尔德以南四十七公里，计划从加州大渡槽取水，翻越蒂哈查皮山，送水至调水工程终点——洛杉矶市和里弗赛德县。其设计最大流量为每秒126立方米，净扬程为587米。就扬程和流量而言，是美国20世纪最大的泵站。
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正当自己雄心不已的时候，却被打倒了，壮志未酬的悲哀，让陈可言流下了痛心的泪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站起来，是否能实现平生的志向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