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开工的一天
苦苦等待的古浪人，并不知道陈可言已经有了新的任务。虽然景电二期工程的主体工程停下了，但勘测设计始终没有停止过。为了对工程规划进一步比较论证，甘肃省水电勘测设计院又抽调勘测设计人员，深入规划地，划点选址，拉线定桩，对原规划设计进行修改。
1978年，引黄工程停工的第一年，在新堡乡政府工作的临时工作人员刘德全就接到县上的通知，要他前去报到，有新的工作。
刘德全是从黄羊水校毕业的学生。按照当时对他们的分配原则，就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刘德全来到古浪后，就参加了景泰川电力提灌二期工程的建设。他跟随测量队进行渠道的测量工作，时间不长，就得到了同行的称赞，大家都称他是“超平专家”，凡是他测量过的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工程停工后，他在新堡公社闲待着。
点名要他报到的是水电管理处的卢新泉处长。卢新泉知道他的工作能力，特意点名他参加黄灌区的土地测量勘测。
刘德全纳闷：“工程要开工了吗？”
卢新泉的回答很含糊：“总有开工的一天。”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开工的工程，并没有影响这一次的土地普查工作。这次普查，不仅是为争取工程上马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也是古浪人民期待这个工程上马的良好愿望的体现。
艰苦的土壤普查开始了。一个馒头，一壶水，就是他们的午饭了。鸡爪子滩目及之处，不见一个人影，阳光下的荒滩，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汽的流动，烈日榨取着荒原的最后一点水汽。中午热得没法工作，所有的人就钻在汽车底下休息。被晒得滚烫的汽车，简直就是一块烧红的铁，不一会儿，他们就只好爬起来继续测量。六个月的土壤普查结束了，他们根据普查数据，按要求各自完成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村里的一些人，可是认真听完了会议的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很多人放了鞭炮以示庆贺，特别是“地主娃子”们更是喜笑颜开，像是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1981年，这是一个需要永远记住的年份。这一年，甘肃很多农村都实行了包产到户。按照一些不愿意包产到户的领导的说法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包产到户的会上，郭天龙他们队吵得非常厉害。胡天祥是尖山子生产六组的队长，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贫下中农，以从未有过的激情，力主包产到户。会上的交锋激烈到白热化。反对的人据理力争，说分在户里共产党再不管你，以后怎么生活？分解集体财产，就是破坏生产革命。
郭天龙能言善辩，据理力争，最后，简直就成了血泪控诉了：“这会儿再没有地主阶级的说法了，要说剥削，就是你们这些不愿意包产到户的人们，你们好吃懒做，占生产队的便宜，你们才是真正的剥削阶级，你们不愿意包产到户，就是为了剥削我们！”
*对自己的经历，郭天龙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胡子拉碴的胡天祥似乎让这话给吃了定心丸，手一挥，把旱烟杆敲得啪啪直响：“分！天塌下来我挡！掉了脑袋也不过碗大的疤，把这个算个啥事！”
很快，成立土地组、牲畜组、财产组，各负其责，天一亮，就分了牛羊。
欢天喜地的村民没料到，在自己高兴的同时，队书记却一口气憋坏了自己，他整天整夜唱着自己编的歌子，在村街上游走：
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
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毛主席去世天地变，
邓小平实行了自由包干。
大腾腾的土地划成了片片，
大腾腾的拖拉机在公社里闲着……
这首歌被他翻来覆去唱，但再也唱不回从前了。后来，他的病情更加恶化，逢人就打，逢人就唱，有时候，抱着狗也唱，也说，惹得很多不懂事的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再后来，他出了村，再也没有回来。
包产到户之后，被压抑的生产力焕发了勃勃生机，老实巴交的农民开始醒悟：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过。向往新生活的热情，给他们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引黄工程，不再是他们果腹的指望，而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
1981年12月，古浪县政府根据详细的实际调查，提出了《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第二期工程修改规划报告》，列出了大、中、小（一）、小（二）四个不同规模的方案。大方案设计提水30.4秒立方米，灌地76.3万亩，其中古浪50万亩，送水到古浪县土门子；中方案设计提水19.52秒立方米，送水到古浪县大靖；小（一）方案设计提水15.2秒立方米，送水到大靖，灌地38.16万亩，其中古浪县灌地31.64万亩；小（二）方案设计提水10秒立方米，送水到大靖，仅灌溉古浪县的海子滩、直滩24.68万亩土地，景泰县不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