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水才有盼头
从黄土塬到兰州城，一如李培福走过的路，有着摄人心魄的不平和坎坷。只有李培福自己最清楚。
黄土高原滋养的灵魂，一如深厚的黄土层，袒露的都是一脉相承的纯真和表里如一的秉性。
1912年9月3日，李培福来到这个世界，来到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上堡子村。父亲李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李培福最先的名字叫丕福。丕者，大也，就是祈望有大福大贵。可是，家里却窑无一孔，地无一垄，靠租种大地主“恒义和”家的四十几垧地为生。好在父亲兄弟四人都有一把好力气，各会一门手艺。然而，受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一年辛劳所得无几，吃糠咽菜，还欠下一身债。九岁那年，在三叔父的支持下，父亲送他走进私塾读书。四年之后，终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不过总算已能粗识文字。李培福十四岁那年，地主见他家债台高筑，交不起租子，抽回他家租种的土地，拔了他家的锅，将他们扫地出门。无奈，一家人只好到深山老林开荒种地。
李培福一家来到一个名叫田窑的地方，这里遍地都是灌木林，没有人烟，一家人找了个烂窑洞住下来，没明没夜地开荒，种了几十亩糜子。刚有一点收成，地主“恒义和”家的人又来了，地又成了他们的，算盘一响又要租子。李培福家决心不再种“恒义和”的地，就租另一家地主的。但天下地主都一般，还是交不完的租子受不完的气，逢年要拜年，过节要送礼，过寿要贺寿，地主家里死了人，还得去戴孝。有一次，李培福正在耕地，讨账的狗腿子来到地头，不由分说把牛赶走了。李培福伤心透了，他走出山林“拉箩圈”（当箩圈匠）、贩皮子，走南闯北，见识长了不少，但仍事事不成，只好又回来种庄稼。
民国十八年以后，山里的土匪日增，到处横行。有一次，李培福家一日连遭三劫，连脚上穿的鞋也被抢走了；还有一次，李培福的父亲被土匪吊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为躲避土匪，打下的粮食不敢往回拿，晚上有时连家也不能回。
有一年夏收之际，粮食刚到场上，地主家的狗腿子又来要账。年轻气盛的李培福见一年的希望又要落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抄起扁担拦住了他们：“要命有一条，要租子没有！”狗腿子见不是对手，边往回走边骂着说：“种地交租，欠债还钱，你老子还不清儿子还，儿子还不清孙子还；要想不还账，除非你当了红军！”
狗腿子走远了，粮食暂时保住了。可地主狗腿子那咬牙切齿的咒骂引起他一连串的思索。欠地主的账利滚利，几辈子都还不清了，要想不交租，要想不还债，除非当红军。红军！红军是什么？李培福还是头一次听说，只要不交租，当红军也行！
1933年春季的一天，李培福听说红军要来了，村上的老百姓都跑了。他觉得不能失掉机会，躲进草垛里，想要弄个明白。他在草垛里听红军说话，看红军活动，最后认定他们不是坏人，便走了出来。一个红军发现了他，惊奇地问道：“你这个小伙子怎么不怕红军？”
李培福说：“我不怕，我还要参加哩！”同年秋季，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山区的活动日趋频繁。只要游击队一来，李培福就帮助他们做事。起初，他只是挑水、放哨、找人、带路。后来，游击队让他当了经济员，负责保管和分发打土豪得来的财产。他把这些东西藏在荒庄和山洞里，隐蔽得严严实实，凭游击队的条子发放。李培福当红军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李培福逐渐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经游击队同志推荐，庆阳游击队指导员王宝珊专程从南梁来到龙门庄，在这一带做建党建政的准备工作。他找到李培福，两人一见如故，在一起谈了几天，李培福对革命的认识更深刻了。一天，王宝珊找李培福、何兴发、蒋桂堂等六人谈话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身好，在这段时间里，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情，我想介绍你们入党，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李培福家使用过的碾子
六个人当即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随即举行了入党仪式，李培福在党旗下举拳宣誓，立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钢铁誓言。入党仪式一结束，便召开党的会议，成立党支部，选举李培福担任支部书记。
1934年春，随着陕甘边区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庆阳游击队在庆北（庆阳北部，今属华池县）正式开辟庆北苏区。首先组织贫农团、农民联合会、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然后逐步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掀起高潮。当年6月，庆北工农兵代表联席会议在杜家河庙里召开，成立了红色政权——庆北办事处。李培福担任庆北办事处的土地委员，庆北办事处机关就设在他家里。
“土地委员”顾名思义是搞土地分配工作的。但当时分配土地还处于宣传阶段，只是宣布了“谁种谁收”的原则，他的主要工作实际上是处置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这个工作任务很重，政策性也强，每天记账、分配，忙得不可开交。
▲悦乐镇李培福家门院远眺
9月间，李培福到田河、杜家河一带发动群众，时间不长各村都选出了代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随即在杜家河成立了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李培福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田河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想当初参加革命，从一穷二白到节节胜利，所有的付出都让人振奋。为穷苦老百姓谋福利的革命目标，正是这种努力的动力呀。所以当别人认为他在为失去的位置而悔恨时，却不知他因为老百姓的眼神而焦虑。失去这个位置，正是因为自己没有满足这些眼神的需求，自己理当受到处罚，而明天要走的路，又岂能置这些眼神而不顾？
“兴农必先兴水”，李培福又点燃一支烟，他想到新中国刚成立，甘肃省委、省政府就如何恢复国民经济的研究会上，做出的这个决定。作为黄土塬上出生的农民，李培福深知水对农业命运的重要性。可是，如何把希望之水引到干渴的土地呢？
李培福在香烟的刺激下，尽快把时局捋了一遍。不管当时的政治气候如何变化，中央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大方针仍然在计划进行中。关乎国家命运的156个重点项目相继出台，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而甘肃刘家峡水电站是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决议》，按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勘测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安装，自己调试管理的国内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力发电站。
身居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时，李培福负责全省农业工作。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决议对甘肃乃至全国意味着什么了。1952年秋至1953年春，北京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联合查勘队，对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进行查勘，寻找建设水电站的合适位置。经过勘察，初步拟定在刘家峡筑坝。1954年3月，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苏联专家共一百二十余人的黄河查勘团，对黄河干支流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自下而上，直至刘家峡坝址。在坝址比较座谈会上，苏联专家认为：兰州附近能满足综合开发任务的最好坝址是刘家峡。1954年黄委会编制的《黄河技术报告》确定刘家峡水电站工程为第一期开发重点工程之一。《黄河技术报告》拟定刘家峡水电站枢纽任务是发电、灌溉和防洪。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要求采取措施，完成刘家峡水电站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保证工程及时施工。
李培福又点燃了一支烟。他清楚，如果计划不变，那么甘肃将很有可能从一个贫电省份变为富电省份。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一些大型的灌溉工程是否就可以上马？更何况，中央决定中刘家峡水电站的作用很明确，就是为了解决生产电力、水利灌溉等迫在眉睫的问题呀。
远处，几声鸡鸣声隐约传来，天破晓了，李培福紧皱的眉头似乎舒展了很多，他站起身，落在肩后的烟灰像雪片一样落了下来。
1958年10月25日，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兰州举行，29日结束。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甘肃省副省长马青年做的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甘肃省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邓宝珊为甘肃省省长，马鸿宾、霍维德、黄正清、马青年、张鹏图、黄罗斌、李培福、葛士英为副省长。
李培福审时度势，静待时机，寻找实现自己为民造福心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