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艰难
听到民调工程即将开工的消息，时任民勤水利局主任工程师的常厚春喜不自禁，一瞬间里，所有的往事都涌现在眼前。
1948年，常厚春出生于民勤县城。县城稍优越的生活条件，给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人到成年，却有了在乡下难忘的生活。1969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成为风靡一时的美谈，相关政策也推波助澜，就在这时，常厚春一家四口来到民勤薛百乡宋河生产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乡村生活。这个时候，常厚春已经在民勤县水利局上班了。1971年，常厚春和湖区东湖镇的一位姑娘在乡下结婚，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常厚春有了三个孩子。
常厚春一直从事水利工作，经历了民勤从不缺水，到缺水，到节水，再到从外流域调水，每个阶段他都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以前，民勤不缺水，60年代的缺水还不明显，70年代开始出现水危机，自此一年比一年严重。究其原因，是因为石羊河流域的用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入境民勤的地面水量以每年平均一千万立方米的速度锐减。
左凤章是当时武威地区水利处的资深工程师。他敏锐地觉察到民勤缺水问题的严重性。常厚春常听他说，民勤如不开辟新的水源，水荒将直接威胁绿洲的存在。而他的预见，真如箴言一般，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得到印证。
左凤章最先考虑的是引大（大通河）济石（石羊河）的外调方案。“文革”刚刚结束，左凤章说服当时武威地区的领导同意，在地区水利处的支持下，毅然带领民勤水电局常厚春和地区水利处以专业技术人员与后勤人员为主的考察队，对引大济石的可行性进行考察。
这次考察，常厚春跟随左凤章，在祁连山区工作了一个月，历经种种艰难曲折。有一次考察队在山区迷了路，适逢下雨，天黑以后，寒冷、饥饿、疲乏，加之手电筒电池消耗殆尽，一伙人，好像被大山吞进了肚子。
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在等左工的主张。为防止大家因疲惫而睡着，一旦睡着将会被冻死在山里，左工命令队员们将随身携带的测量仪器等放在地上原地转圈走路，不能停步，要活动着等到天明再说。但用于防身（山里有野兽出没）和释放信号用的步枪却不能放下，于是大家就轮换着背。实在是太累了，走着走着，有人竟然在走路的过程中睡着了。为了取暖，大家几乎把身上带的所有不用的纸都点着烧了。因为下雨，全身湿透，纸湿了，打火机点都不容易点着。
大家挺了过来，然而左工却因受寒冷、饥饿和劳累病倒，到了昏迷不醒的程度。好在有随队医生调理，左工躺在仅可遮风避雨的简易帐篷里，一边喝着姜汤，一边安排其他人的工作，硬是坚持完成了任务。后来听说，那一次进山考察并没有专门的经费，除了能正常报销的以外，其余的都是左工自己掏腰包垫付的。
因行政利益（涉及甘肃与青海两省水资源分配，也不是地区级别可以协调解决的问题）、技术问题、资金筹措等原因，后来并没有进一步实施，应该算是外流域调水工程可行性论证考察的一次尝试。
这次尝试，正式拉开了民勤从外流域调水实质性工作的序幕。如果说左凤章的考察带有强烈的“个人行为”暂不论，那么，跨流域向民勤调水的说法始于1972年7月。这一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视察河西时，指示要开发河西，把河西建成全国十大商品粮基地之一。8月，甘肃省水利厅、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省农垦局组成水利规划小组赴河西全面调研，进行河西总体水利规划，规划中首次提出从外流域向民勤调水。
魏育林未经地委、省委同意，擅自赴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民勤缺水问题，但民勤缺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形势愈加严峻。历任的县领导还是不停地向省委、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反映民勤缺水的实际问题。民勤因缺水引起的生态问题受到了全国范围内相关专家的高度关注，有关民勤缺水及生态问题的学术论文在全国性重要报刊和有关杂志上连续发表，呼声越来越高，措辞越加激烈。
1990年4月，受钱正英副主席的委托，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室总工程师陈炳荣、规划处处长李国英（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兰州设计院一处处长余忠、计财处处长徐文海（后任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等，来民勤实地考察生态恶化情况及可开垦荒地承载量。
*在常厚春的讲述下，过去发生的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4月28日，上述人员在武威地区水利处工程师石培泽、民勤县人大副主任何立臻、水电局局长王尚宏、水电局书记袁得乐、技术人员孟兆北和李宗礼、县医院医生杨青元等的陪同下，安排三台东七五拖拉机、五辆北京吉普车，选派最好的机车驾驶员、炊事员等共十九人，带足半个月食品、油料、帐篷及红旗、红色工作服（适于野外辨认）等后勤物资，从夹河乡的西边进入腾格里沙漠，目的是在民勤与黄河黑山峡（大柳树）河段之间找到一条输水通道，使引黄（黄河）济民（民勤）变为现实，同时完成因在黑山峡建库形成的淹没区向民勤移民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民勤的缺水问题。
民勤县的四大班子领导列队到夹河乡为考察队送行，其严肃庄重的程度，犹如为出征的将士送行。
尽管在出发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进入沙漠后还是遭到了难以预料的困难。吉普车走了不到两公里，就走不动了，高大的沙丘阻挡了他们前进。无奈之下只有选择用履带式拖拉机拖着吉普车和辎重，其他人员则徒步前进。就这样，第一天走了不到十公里，眼看天色将晚，人困马乏，只好就地休息。这时起风了，风大得人站不住脚，睁不开眼，搭不起帐篷。还好，有水和干粮，头蒙着被子，啃一口干粮喝一口冷水，算是晚饭。之后，挤在拖拉机驾驶室、吉普车里睡觉。那时候的拖拉机驾驶室和帆布篷吉普车根本谈不上密封，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寒风嗖嗖，奇冷无比。这样过了一夜，连医生都病了。第二天，用拖拉机把生病的三个人送回民勤县城，其他人继续前进。三天走了不足一百公里。大家情绪有些低落，打道回府的呼声很高。
晚饭后，何立臻主持召开了动员会。他诚恳地谈了钱正英副主席对民勤的关心和县委县政府外调水的决心，以及民勤人民的期盼，说前面的困难肯定还会有，但绝不能让困难把我们吓倒，我们必须完成任务。大家表示：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继续前进。
5月1号，考察队到达内蒙古阿左旗哈什哈苏木（苏木一即乡）。在那里休整一天，高价聘请了蒙古族向导，又租了一台东方红55改造的大篷车。5月2日再次出发，原以为这次可能会顺利一些，其实不然。出发不久，前面出现一片沼泽地，还有一个小型淡水湖。绕道过去完全可以，但航测图上显示，预定的调水线路就从这片沼泽和淡水湖中通过，必须探明沼泽和水下的地质情况。于是，吉普车由拖拉机一段一段地转送，人则挽起裤腿连鞋带袜蹚水通过。经过一天的跋涉，总算走出了沼泽地。
5月3日，考察队到达阿左旗的腾格里苏木。听苏木达（乡长）介绍，前方的沙丘足有百米高，从底到顶没有一点湿沙，两个沙丘之间的板岗上连一棵小草都不生，那可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只有绕道才行。在这种情况下，5月4号，考察队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
当考察队员在茫茫瀚海中艰苦跋涉时，国家水利部部长杨振怀乘坐飞机在腾格里沙漠上空寻觅考察队员们的身影，因未发现考察队的行踪，杨部长立即通电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政府，要求竭尽全力营救考察人员……所幸考察队员有惊无险，安全返回。
其时，民勤县副县长柴尔利和左凤章、常厚春等已在中卫县招待所等候两天，专门接迎考察队。原来，此次考察，民勤县政府在事前已电报告知左凤章，无奈左凤章、常厚春正在平凉参加水利厅召开的会议，基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进沙漠之前赶回。
见面之后，大家都很激动。仅仅几天工夫，考察队员们个个灰头土脸，浑身沙土，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5月5日，考察队在中卫整修一天，6号到达黄河宁夏段的长流沟口，实地考察宣布结束。黄委和兰州院的人直接返回兰州，其他人回民勤。
*因为缺水，民勤好多人家只好远离家园。
依据实地考察资料，结合图纸分析，三个月后提出了第一个为民勤调水的方案，即在黄河宁夏段的长流沟口建一个集提水引灌、发电、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库。坝高100米，高坝水位达到海拔1320米，提灌70米，用暗渠送水到沼泽地，接20余公里渡槽后明渠输水到大青山，再修一个扬程80米的泵站，通过阿左旗的青山小湖，经民勤的南湖把水直接送到跃进渠宋和羊桥处。引水渠全长380公里，年调水量5亿立方米，需投资28亿元人民币（时价）。这个方案拿到水利部、国家计委论证，结论是：长流沟口地层复杂，不宜建高坝。方案被否决。
无助的民勤人只好打井，提取地下水，来补充地表水的不足。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越来越严重，看着风沙肆虐的家园，大家都意识到了，抽取地下水成本太高了，导致的生态问题很严重，不从外流域调水，根本无法解决民勤的水危机。
1992年11月7日，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在兰州主持召集省水利厅、农委、计委、财政厅、两西指挥部、景电二期指挥部、省水电勘测设计院、武威地区、民勤县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专门研究了民勤县外流域调水工程方案问题。会议决定在1993年景电二期工程完工后，利用其运行中的空闲容量向民勤输水。输水线路从古浪以东的新井村，即景电二期总分水闸开始，调水流量6立方米/秒，年调水量4030万立方米，争取调水5000万立方米，总投资1.38亿元，可灌溉面积11万亩。会议要求抓紧完成前期工作，争取尽快立项，力争1994年开工。民勤县委书记牛兆虎、副县长王世茂参加了会议。
会后，省水电勘测设计院经过半年的工作，拿出了从景电二期向民勤调水的初步设计。
1993年5月，省建设委员会主持召集水利、农业、林业、计委、环保、省委政研室等部门领导专家对该初设进行评审。具体情况仍如前述，但把年调水量增加到8000万立方米，投资增加到3.3亿元。
常厚春说，按当时大型水利工程审批程序，投资在1亿元到2亿元的工程项目由省级政府审批，投资在2亿元到3亿元的由国家计委审批，3亿元以上的工程项目要报国务院审批。如按当时初审的方案报国务院审批的话，将会有很多的程序要走，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待，民勤还等得起吗？
会议一致的意见是，压缩工程规模，减少工程投资，尽快报水利部、国家计委审批。为此，委托设计院对工程初设进行修改。修改的结果是：将原设计100公里输水渠压缩成70公里，将原工程投资3.3亿元减少到2.8亿元，调水量减少到6300万立方米，并在报告上写清楚地方财力困难，请求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解决。既然要请求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就得赴京向有关部门汇报陈述情况，然而，民勤县长魏育林的教训，所有人记忆尤深，谁敢再次冒险？
1993年5月20日，副省长路明在省政府三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听证会。路明副省长的讲话非常直白，他说：“民勤缺水，搞工程又没有钱，我们省上又不能解决，民勤要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要水、要钱，大家说怎么办？”
在这个关键时刻，省政协主席葛士英说话了。他说：“我们甘肃对中央有关部门的态度一贯是不给不要，不叫不到。人家民勤因干旱缺水，要的黄河水，要钱近3亿，你省上不给解决，也无法解决，为啥不让人家去北京汇报，去要钱？1983年的那一幕我都听说了，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就叫告状，哪有这个道理？我看省政府应该支持民勤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
葛士英的一番讲话，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到会的其他人都点头称是。接下来路明副省长点名叫民勤县委书记牛兆虎做汇报发言。牛书记从民勤长期缺水引起生态恶化、土地沙化、植被退化，继而发生人口外流、影响社会稳定等方面汇报了外调水的重要性。调水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省上解决不了那么多，只有向中央有关部委讲困难伸手要。恳请省政府同意赴京向有关部委汇报。之后，路明副省长做了简要总结：听证会同意由省政府办公厅出具介绍信，同意民勤组织人员到中央向有关部委进行汇报。
会后，民勤县委县政府立即讨论决定由县长崔振富、人大主任何立臻带领县计委、水利局、财政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共八人，于5月23日到兰州拿上省政府办公厅出具的介绍信立即赶赴北京。
崔振富一行到水利部、财政部、农牧渔业部、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按省上听证会同意的材料进行了汇报。当时，还把汇报材料转送给了时任副总理温家宝的秘书以及《新华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等等。
通过这次上北京汇报，关于民勤干旱缺水的舆论还真的起了很大作用。1994年9月5日至12日，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率水利部、林业部的专家对甘肃省的农业与水利进行了专题考察，期间专程到景电指挥部调研，武威行署专员裴永俊就民勤调水问题向钱副主席做了专题汇报。14日，省长张吾乐专程到景电指挥部现场办公，明确表示：民勤的外流域调水工程是救急工程，非搞不可，越快越好。民勤调水工程非搞不可越快越好的消息立马传遍了民勤城乡。老百姓奔走相告，多年的夙愿就要成真了，日子有盼头了！
民勤调水工程终于走上了正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