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黄河
与此同时，从天津大学农田水利系毕业后，陈可言就被分配到北京水利部工作，刚上班，又被调到他的家乡山东，参加排涝的救灾工作。1955年，陈可言被水利部安排学习了半年俄语，也就是这一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梁淑凤。
1957年元月，虽然没有房子，但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还是结婚了，按照时下的说法，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裸婚：结婚时，除了彼此挚爱的两颗心，再没有任何物质的基础，单身宿舍就是他们的新房了。
1958年，水电、火电两勘测设计院合并，办公迁移到了北京市六铺炕，陈可言夫妻总算分到了家属房。有了这个简单的家属房，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两个人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然而，正当两人满怀欣喜打扫清洁布置自己的新家时，事情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成立了，组织上调陈可言去兰州参加新的工作。
兰州是个什么样子，陈可言不知道，梁淑凤也不知道。在这之前，他们两个人谁也没去过这个陌生的地方。还是陈可言机灵，他找到一本杂志，在这本杂志上有介绍兰州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座黄河铁桥还算雄伟岸，但在铁桥背后，只有光秃秃的山，山上有一座高耸的塔。说真的，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荒凉、落后就是兰州给他的第一印象。但是铁桥下的黄河，给这个水利专业出身的年轻人一种希望：只要有水，就会有灿烂的生命。
怀着一种难分难舍的心情，陈可言在北京过了“五一”，最后陪妻子梁淑凤在天安门看了烟花，买上牙膏、肥皂等日用品，准备乘火车前往兰州。
汽笛鸣响，火车缓缓启动，陈可言和妻子挥手告别。两个年轻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今生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注定要在那个陌生的城市中起伏了。
在前往兰州的火车上，陈可言收回对妻子、对北京的眷恋，认真思考自己将要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尽管在出发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是顶替另一个同志前往大西北的，这个同志显然知道兰州的贫穷和落后，借口身体有病推脱了。理想再伟大，也总会有人因为自己的私心而逃避艰苦选择安逸。但陈可言却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分配。再说了，水利工作者，不就是常年奋战在野外吗？
陈可言想到自己的家乡以及种种。在单调的旅途中和对前途不确定的情况下，回忆自己的小时候，可真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1931年农历五月十七日，陈可言生于济南。这是一个距城东二三里地的小村庄，叫七家村。在七家村的南边、西边都是庄稼地，北边是绿油油的蔬菜地，中间围着的就是七家村。小时候，一到春天，陈可言在麦田里放风筝，印象中，在他们放风筝的时候，总有几个老头在松林里练太极。蓝天，绿树，菜地，白云，宁静祥和的景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陈可言的爷爷是一个不错的坐堂中医，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听奶奶说，爷爷以行医为生，自己却在四十来岁时就去世了。奶奶怕把手上的钱用光了，在当时还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又借了她姨妈点钱，凑凑合合买了近一亩地的院子。院子里有四间北房，奶奶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媳妇，搬到了七家村，开始了清贫却很宁静的生活。
在众多同辈中，陈可言排行老四，自此便成了长辈们口中的“小四子”。讨人喜欢的时候，会被称为“四爷”；惹人生气了，就连奶奶、娘也会称呼他为“四大爷”。调皮聪明的陈可言个性倔强，从小对奶奶就有一种依赖。开始上学，先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就读，“四大爷”上学的要求很高，读书时一定要奶奶在窗外陪着，看不到奶奶，坚决不行，有时干脆走出教室找奶奶。然而，抗日战争开始后，奶奶却不得不随小姑和大姑父一家南下去四川，大哥和嫂子也参加抗日南下了，家中只剩下大娘和娘照顾他们兄弟姊妹。思念奶奶的情感，使得他的梦常被泪水浸湿。
在陈可言的记忆里，正如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脑海里只有母亲的教诲和身影，父亲因为肩负一家人的吃穿花费，常年奔波在外，和孩子的成长似乎没有了直接的关系。而母亲对他们不仅有抚育之情，更有教养之责。母亲的言传身教，在传统意义上，就是家教门风。母亲经常教导他们姊妹几个，“肩膀不齐不是亲戚”，如果亲戚不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很难作为亲戚常来常往。至于人穷志不能短、富了也要上进、不能取不义之财等教诲，对陈可言的影响很大，这些影响，加上他生性秉直，造就了他锲而不舍、直言不讳的性格。初中语文王老师，在他毕业时，在纪念册上写了一句话：“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可言也。”陈可言明白，这是老师针对自己的名字而精心选择的一句话，在他明白自己名字的含义的同时，也明白这句话所蕴含的处世哲理。
陈可言的童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度过，他永远记住了战争带来的贫苦和艰难。济南被日本鬼子占领之后成为沦陷区，父亲在省邮局包裹房工作，工资又低，养活着一大家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弟兄姊妹又多，大娘和娘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为他们补袜子，缝衣服。爸爸、二哥去上班，陈可言就是家中的男子汉和老大了，陈可言身体结实，出力气的活只能靠他了。像大娘到护城河边洗衣服，陈可言就挎着一篮子衣服到河边，等大娘洗完了，再挎回来。水井在村口，陈可言每天都去挑水。琐碎的家务，让他更早懂得了生活的艰难，懂得了一个男人所必需的担当。在这个大家庭中，虽然生活过得艰难清贫，但让人感到温馨的是家庭和睦，而从老人们那里传承下来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成了陈可言一辈子取之不尽的宝藏。
济南解放前夕，国民党已濒于崩溃，济南的中学已不能正常上课。至此，已经长大成人的陈可言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未来。是当兵，还是上学？当时社会教育学院从四川迁到了苏州，小姑在那里当教授，全家都认为小姑的工作不错，读书比当兵好。最终家里人和陈可言都认为去苏州读书是不错的选择。这一年陈可言十七岁，高中一年级，离家去苏州投奔小姑。然而参加高二插班考试时，陈可言却连题目都看不懂。公立学校考不上，陈可言只好上了苏州私立晏成中学，生活费用靠小姑供给。
公立中学考试的失败，给了陈可言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实实在在的教育。这是他离开父母的第一次挫败，也正是这一次挫败，激发了他的执着坚韧。从此，陈可言发奋读书。住校后，他的床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门外有路灯，宿舍熄灯后，路灯那束昏暗的灯光，刚好穿过窗玻璃，照在他的床头，陈可言就在别人的酣睡中看书学习。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能够影响他一生的也就那么几个人。特别是充满青春激情而又迷茫困惑的时候，能遇到矫正自己航向的人，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陈可言到苏州时，社会教育学院就在拙政园里。刚开始他住在拙政园大门内左侧的一排大房子里。在这里，他认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何庚，另一个是蔡老师。何庚似乎有意无意地让陈可言看他压在枕头下面的油印材料，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词句，遇到充满激情的青春，足以燃起熊熊大火。直到解放后，何庚就任《苏州日报》的编辑时，陈可言才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还有和小姑在一起做饭、吃饭的蔡老师。蔡老师是湖北人，离异后在学院阅览室做职员，烧得一手好菜。阅览室的众多藏书，勾起了陈可言强烈的求知欲望。一有时间，陈可言就去阅览室看《新观察》等进步杂志。每当假期，蔡老师在浙江大学上学的两个儿子，会到她这里来度假。这是蔡老师最开心的时候，也是陈可言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两个在校大学生，总会给他讲述浙大学生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以及发生在学生中的许多新情况，这对陈可言的思想震动极大。
社会前沿的种种变化和思潮，用这样的方式，进驻到陈可言的心房，并慢慢改变着他的追求和价值观。
经过认真的思考，如同他服从组织调遣，前往大西北工作一样，当年陈可言立即乘火车回到了济南。在列车向兰州驶进的同时，单调的“哐当”声，让陈可言想到了当时从苏州返回济南的火车。那时的铁轨还是临时用枕木垫起的，火车是闷罐车，跑得比这个慢多了。但是，正是这个选择，才注定了今天他到兰州的缘分。
▲年轻时的陈可言
回到济南，参加济南一中高三的插班考试，勤奋学习后的陈可言考了第一，同时他还参加了三中的插班考试，考了第二。当时大家都说三中好，陈可言就上了济南市立三中。走进三中的校门，陈可言遥望苏州的方向，内心充满了感激。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里，苏州不仅给了他秀美和精细的熏陶，也给了他以后生活、思想、工作的启发。直到如今，陈可言还坚信，没有那次的苏州之行，一定不会有他今天的成就。
1950年考大学时，陈可言先考入山东工学院电机系，这是他的目标专业，但到学校一看，新建的电机系只有几台电动机，条件较差。接着便去北京大学参加考试。当时表妹王历华在北大物理系，陈可言就住在北大男生宿舍里，苦读备考，天气热，肚子上还生了疖子，但考试成绩不够理想，被录取到河北工学院水利系。这个学校后来与北洋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天津大学。
发奋读书，报效国家。陈可言已经形成的人生目标，让他在大学生活中很快成为佼佼者。他先在大学里担任班干部，但对当时主要的团干部工作方式有看法，所以就去做全校炊事员的教育工作。当时，和许多农村一样，城市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缓解这种困难，减轻家里的负担，陈可言在课后就到夜校去教语文，挣点钱维持生活，放假没有钱回家，就到塘沽永利碱厂工作的三表叔家借住，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到大三分专业时，陈可言选择了农田水利专业。
列车在飞驰，陈可言在回忆中慢慢睡去。很多的时候，面对现实，可供自己选择的余地很小，但就是这很小的余地，却可以成就一个人心中的抱负。在熟睡中，陈可言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机遇和平台，让他学有所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熟睡中，流淌的黄河，第一次从梦中走进了陈可言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