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骄傲
慢慢好起来的生活，滋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缓和，许多人的心里，也开始长出一些花花草草。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逃过李培福的眼睛。
1972年12月21日，李培福在指挥部新盖的会议室里，做整风总结报告，着重检查了1971年国庆上水以来领导层存在的居功自恃、骄傲自满的倾向，指出工程上骄傲自满的五种表现。李培福把这五条表现说得头头是道：“以大工程自居，什么高扬程，大流量，甘肃少有，花钱手脚大，办事派头大，浪费很大，不好向党和人民交代呀，车站反映景电职工每天有三十个人左右上兰州。二是有了优越感，说是省委直接领导的，怎么省委直接领导就很牛吗？三是把专长当资本，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起来了，忘记了群众的力量，以功臣自居，吃了苦头出了力，上水有功劳，躺在国庆上水的成绩上吃老本，谈过去的成绩，滔滔不绝，对眼前工作马马虎虎，说什么来得早情况熟，从黄河边至猎虎山到处都有自己的足迹。四是家大、业大、工程大，浪费点没啥，马车汽车偷木材、水泥、沙子，我们有的人竟然派人给装车！五是相当部分同志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在座的各位，你们对照一下，看自己占了哪一条？谁敢说自己一条也没有？”
会场如凝固了，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
*在当时，政治学习成了统一思想的最好法宝。
李培福喝了几口水，又点燃了一支烟，放慢了语速，放平和了语气：“同志们呀，人一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不能认真看书学习；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会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以主观代替客观，不能一分为二地对待自己，对待同志，对待成绩，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好像自己是马克思，自己是一朵花，别人都是豆腐渣。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就会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大搞无政府主义。骄傲自满是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大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实际上，我们的任务还很重，一期没建成，二期要设计，事情很多，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反骄破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呀！”
李培福的讲话，对很多人来说如醍醐灌顶，如梦始醒，很多人开始严于律己，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然而，这一切都脱离了制度，也许，忽视人的本性的制度，只能管住一时而管不了一世，时间一长，这些老毛病又犯了。
在指挥部的支持下，陈可言组织技术人员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进行遥测、遥控、遥信、遥调等四遥装置研制开发，先进的四遥装置研制出来之后，投入了三个月的试验运行，但受限于当时系统电压不稳定、值班设计尚未进行、调度人员担心运行、文化素养不够等因素，未能长期投入运行。
作为主管技术的领导，陈可言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此高扬程的工程，在当时无疑是一项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工程，使用和管理，完善和更新，都是需要思考和实施的问题。当时，水利部以及水利厅个别主要领导，有一种对景电的看法是“老百姓交不起电费”“高消耗能源的工程”等等。《人民日报》在景电上水时未做报道，后来了解到是因为部里说了，这个工程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作罢。
因为这些说法，导致很多不利工程完善的因素。总干渠各级泵站设计安装四条管道，工程上水后，管道已经装完第三条，省上主管水利的领导在全省水利计划会议上说：一条山上水了，老百姓交不上水费，第四条管就不再装了。
李培福知道后，保持了沉默。他开始访问受益群众，之后专门召开了指挥部会议进行研究。大家认为贫困山区的群众刚迁入灌区，开荒平地修渠盖房投入大，欠交水费是暂时的，但水地产量高，效益会越来越好。李培福听了连连点头，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四条管修了三条，第四条管为什么不修！就是犯错误也让我犯到底嘛！”
陈可言知道，就是因为李培福这句话，才使景电一期工程得以全部完成，没有半途而废。
但是，陈可言强烈地感到，高扬程电灌只有千方百计节电节水才能降低成本。取消逆止阀是主要的技术措施之一，当时规范规定扬程三十米以上的机组，取消逆止阀要经过论证。据此，陈可言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与甘工大、兰泵厂、综合电机厂等设计单位反复研究，在水泵大轴上采用了双螺扣止回螺丝和加强电机大轴等措施，并通过现场倒转试验后决定取消逆止阀，用自己研制出的液控缓闭蝶阀代替了平板阀，达到国际水平，获甘肃省技术进步二等奖，后来逐步为全国所采用。还有取消了励磁机采用可控硅励磁屏等技术革新，每年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上水初期，灌区景泰农民欠交水费二百六十万元，但在农民收入增加后，逐年还清了所欠水费，从未申请国家减免。
技术革新和产量提高，证明高扬程工程符合甘肃省情、中国国情。
1973年冬天，李培福在五佛开三干会。李培福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语重心长，他说：“水上来了，我们先吃饱再吃好。但是怎么才能吃好呢？以前五佛吃粮跑两川（靖远的东川、宁夏的银川），花钱上两山（煤山和石膏山），现在，你们就要改变这一现实了，因为你们手中有水了，水，就是一切的希望，就是你们的未来。所以呀，我们要爱惜水，珍惜水，用好水，会用水，还要会种地。你们可以先种苞谷，苞谷产量高。间作套种，带状种植都可以搞呀……”
显然，以陈可言为首的技术派在想方设法用科研革新来降低成本，而李培福则在如何用水上大做文章，从另一个层面来降低成本，增加农民的收入。
五佛公社党委书记王治国这才深刻理解了，提上黄河水仅仅是一种手段，如何用好这个工程，管好这个工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李培福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了。
王治国是1973年1月到五佛就任书记一职的。他上任后，面临的就是如何珍惜水、用好水的问题。当时，五佛的社员一部分搬往马鞍山，一部分搬到杨庄，分了一万七千亩水浇地，平田整地和第一次灌水，大家都在一块搅和，但为了更好地发展和管理，后来就分开了，杨庄这面叫草窝滩镇，马鞍山分到芦阳。渠道衬砌，社员搬迁，植树造林，这就是王治国必须面对的工作。
远离故土，重建家园，对刚吃饱肚子的农民来说，有着实实在在的困难；可是，县上拿不出可以补助的资金，只能完全靠社员自力更生。不光是社员搬迁盖房子，在新的居住区，还要投资盖医院、学校，修道路，这些必需的基础设施，县上有一部分扶持资金，但劳力投入还得自己想办法。
为了节水，原先的土渠，完全要换成石头镶砌，渠道衬砌的水泥和石块，完全靠自己来解决。可以想象，当时的老百姓承担了很多的义务。但想到以后的生活就会好起来，善良的老乡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努力搞建设。
围绕支渠、斗渠，都规划了林带，王治国知道，植树造林，对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有多重要。他想方设法从河南等地调集树苗子，亲自带领社员在规划的林地栽树。
治理马鞍山的盐碱地，也是一项大的工程。马鞍山土地面积有八千亩，浇水后，盐碱泛滥，很多麦苗没出土就被咸碱给“吃了”，一年下来的收入，还不够水费钱。在当地，老百姓这么形容让他们讨厌的盐碱地：“人生病，地减产，树枯死，牲畜喝上不动弹，猪粪稀屎撒满圈，母鸡喝上不下蛋。”到1973年秋天，王治国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一个治理盐碱地的方案。秋收后两千多名群众组成治碱大军，大战一百天，完成了四千亩土地的排碱设施建设。经过多次治理，先后共开挖长七千多米的排碱主沟道八条。治理盐碱取得了胜利，粮食亩产、质量迅速提高。
沈庆云一直在参加排碱渠的修建，排碱渠口面宽十米，有两米多深，每一次浇完水后，排碱渠的两边就渗出白花花的咸碱。排了咸碱的土地，和其他的土地没什么两样，每年都会有很不错的收入。慢慢地，沈庆云喜欢上了这片土地，他和妈妈商量，决定搬迁到马鞍山，开始新的生活。
同样，张九麦也奋战在排碱渠的工地上。遭受打击的张九麦带领社员，一如既往地干活。两米深的排碱渠里，张九麦总是站在最下面。饱浸了咸碱的土地看似黑黝黝的，但又僵又硬，黏度很高，每铲一铣，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年轻的张九麦，明显感到自己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伤。还没结婚的张九麦，常感到腰腿疼痛，月经也很不正常。有时疼得实在不行了，就爬上排碱渠，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坐一会，每当这个时候，眼中的泪水就不由自主流下来。
王治国知道张九麦的苦，更理解她的心情，尽管他想了很多办法，但对这个善良而勤劳的姑娘，却再也没有好的机会了。
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互相对比，李培福对灌区的土地平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地一定要平整，谁要把地灌成野狐子脸，马上就停谁的水！他说的野狐子脸倒是十分贴切的比喻，因为地不平整，坑洼处，水白花花一片，高的地方，水上不去，仍然是赤黄色的干土。这样的水浇地，自然长不出好的粮食，而且还会浪费很多水。
平田整地，精耕细作，成了上水之后的另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