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好搭档
已经形成良好开端的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向所有的人展现了可以企及的希望和明天。而李培福清楚，以贺建山为代表的老同志，以梁兆鹏等人为代表的中年干部，以陈可言、王钟浩等为代表的技术干部，以牛世平等为代表的老工人，才是成就这一切的真正原因和力量。
在景泰川工程建设中，为了让李培福有更多的时间筹划全盘工作，体质很差，已经接近花甲之年的贺建山主动承担起现场指挥的重任，长时间住在山沟工棚，和施工者同吃同住，和李培福一样，被施工人员并称为两个可爱的老汉。
李培福比1916年出生的贺建山大四岁，两个人的缘分始于华池县。贺建山1945年4月任华池县委书记、陇东地委党校副校长、华池县白马区土改工作团团长，1949年5月任甘肃工委干校校长，1949年10月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副书记兼专员、书记兼军分区党委书记、政委，1955年10月任甘肃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9年11月任一条山景电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两个人有着相同的革命经历，成了绝好的搭档。
贺建山性格柔软、儒雅，和李培福强势、凌厉的性格，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互补。
相同的阅历，相同的追求，共同的心愿，和来自心底的默契，形成一种温暖而充满力量的人格魅力，在这种魅力的感召下，来自天南地北的施工者，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和感动。李培福和贺建山知道，如此多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小社会，各种生活保障系统，缺一不可，医院、学校、商店等等，在工程进行的同时，这些保障系统也要同步建设运行。而将来，这些人很有可能转换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建设者转换为管理者。一个将要灌溉一百万亩土地的工程涉及的人员，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发自心底的思考和关怀，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自身行为，而代表了领导者或者组织的一种行为。在那个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年代，这种风气，无疑给了很多人渴望的温情和安慰。
被扭曲的生活环境，在这里，渐渐趋于正常的态势，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开始了相对安心乐业的正常生活。许多职工，接来了家眷，把这里当成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生活乐园。
张自强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婚的。那时候的人生活都很简单，只需要几样不可缺少的家具，这些家具，只需要打个借条，都可以向单位借用；所以，每离开一个单位，除了带几床被褥和两个箱子外，真正成了“两袖清风”的无产阶级了。从西北院来到景泰，除了从指挥部借来的床板和火炉外，便一无所有。指挥部也没有多少可以借用的东西，箱子平放在地上，就是饭桌，放在床铺上，就成了写字台。
心安便是家。夜晚的村庄一片漆黑，偶尔有隐隐约约的光亮，一定是施工设计人员在加班。这里的老乡，除非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来了尊贵的客人点灯说话外，基本都是一到晚上就上炕睡觉。晚上，张自强点起用蓝墨水瓶和棉花捻做的小油灯，在淡淡的煤油味道中，体会什么叫一灯如豆。简单搭建的土屋里，偶尔的一阵夜风，窗户纸就被吹得沙沙作响，小油灯受到惊吓般扭着身子，飘起一缕黑烟，微弱的灯光随着那缕黑烟摇摆不定。没有什么书报可供阅读，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知识已经成为很有可能招来不测之祸的源头，除了专业书籍，其他的书籍都变成多余的废品。收听收音机，也很有可能被怀疑是在接收谍报和指示。躺在床上享受夜的宁静是唯一的选择。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房东院子里的那只老瘸狗，就会跟着凑凑热闹，有气无力地叫上几声便悄无声息了。房东早已睡下，一群孩子不知道哪个在睡梦中发出了哭闹声，随即又融入沉沉的夜色……
条件虽然简陋，但是这里让人感觉祥和，没有咄咄逼人、压得人气都喘不过来的政治气氛。生活，在简单中平静地向他们露出了笑脸。
李士元、达慧中夫妻俩从兰州带来的几棵洋白菜，在路上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吃完这几个白菜之后，就没有什么菜蔬可吃了。房东有时拿来腌制的青西红柿，给他们当咸菜。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自由市场，都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但是，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是谁也无法割掉的尾巴，这种尾巴就像锄不尽的野草，总会以不同的方式滋生出来。偶尔买到一些胡萝卜之类的菜蔬，真还有点喜出望外的高兴劲儿。但能买到的只有这些了，肉和鸡蛋基本上是一种奢望，长期没肉没油吃的滋味可想而知。
生活总会有比较。和房东以及当地的老乡相比，他们过的就算是很不错的生活了。再说了，心的解放，比什么都要幸福许多，没有被批斗、被下放的折磨，生活艰苦一点，倒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在这里的房子，大多时候都是达慧中一人住，李士元搞设计大都在工地上过夜，一个星期能回来一次就很不错了。
有一次，恰好李士元从工地回来了，住在他们房子后面的生产队长王福恩，拿着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的四个鸡蛋，说是他家的鸡才下的，让他们改善改善生活，看他们这么辛苦，心里过意不去，但实在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手了。
夫妻两个如获至宝，用仅有的一点油，炸着吃了。鸡蛋和油的余香长时间在嘴里和心里回味，这该是他们来到景泰以后最奢侈和最美妙的一顿饭了。更珍贵的是，这不仅仅是四个小小的鸡蛋，而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对这些景泰川的建设者的一片深情。
达慧中知道，当时正值春荒，景泰农民的粮食早已告罄，生产队长的孩子个个饥肠辘辘，也眼巴巴地盯着这几个鸡蛋。可是，那时的农民，养鸡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能换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煤油、火柴等，被当地人戏称为“鸡屁股银行”。对他们来说，鸡蛋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能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们打牙祭，这片深情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施工建设者从四面八方调集而来，一部分暂住芦阳镇，一部分立刻被分到各个工地。住在当地老乡家的技术人员，慢慢和老乡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技术人员，文化素养高，生活习惯好，不知不觉中对老乡们产生了影响，而老乡们通过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山外世界的窗户，知道了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到来，正是为了他们今后的生活和幸福。彼此的依靠和温暖，让他们感觉到了正在慢慢来到的春天。
李士元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学院，妻子达慧中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为了追随丈夫，达慧中一路西行，来到了艰苦的西北地区。夫妻两个在芦阳镇，都有很好的人缘。李士元住在村民刘正忠家里，后面就是村支书王福恩的家，另一边，是马占青的家。马占青的父亲马昌钧，和达慧中同岁。但是，因为马占青和李士元的关系，两家人越走越近。
出生书香门第的马占青，他的爷爷马雄天，太爷马昭、马振玉等人，在景泰历史上都是身份显赫的人物，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家的成分很高，在村里，很少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马占青出工回来。李士元在家里休息，或许是天太热，李士元和村民一样，蹲在大门前。刘正忠家里有一条狗，两个来自定西的要饭的，被狗追了出来。李士元着急了，赶紧挡住狗，问两个孩子是不是被狗咬了。李士元边问边用手摸着孩子，确信没被狗咬伤后，对他们说：“我是个工人，没有粮食，你们等等。”
李士元转身跑回屋里，马占青发现他都没穿鞋子，是光着脚跑的。不一会儿，李士元又跑了出来，他给两个孩子每人一斤粮票、两元钱，叮嘱他们去买些东西吃。
从头看到尾的马占青被感动了，他在心里想，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心肠这么好，是个可以结交的人呀。从此，马占青利用和刘正忠的关系，开始有意和李士元接触，两个人，越来越投机。一次，马占青原原本本把自己的家史和成分告诉了李士元，问：“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地主阶级，你和我交往，对你没有好处呀？”
李士元听了哈哈大笑：“我还是保皇派呢。你这个孩子，想得太多了。”
从此，马占青就称李士元为李叔，而李士元和马占青的父亲也越来越投机。有一次，李士元对马昌钧说：“我是把这个孩子（马占青）当自己的孩子看呢。”
*李士元和达慧中的干儿子马占青。如今，两家人还在往来。
有一次，马占青到指挥部附近找李士元聊天，李士元恰好在指挥部院外，这时，听到李培福高声喊：“李士元，你来一下！”
李士元赶紧答应：“来了来了！”
马占青早就认识李老汉，以为他喊李叔有别的事情。就要回家时，李士元却兴冲冲走了出来，扬了扬手里的十几斤石羊肉：“你别回家了，走，到我家里吃肉去！”原来，李培福他们外出打石羊改善伙食，他知道李士元是回民，总惦记着给他一些牛羊肉。
马占青家里因为成分高，日子过得比别人家苦多了。李士元了解这些情况后，和达慧中每个月节省下来十几斤粮票，在粮站兑换成粮食后，赶紧送到马占青家里。发了工资，每个月李士元都会给马占青2元钱，叮嘱他给奶奶买头痛粉。李士元似乎更能知道马占青的自卑和落寞，往往在人多的时候，他会毫不顾忌地叫马占青的小名：“六十一，今晚把饭做上，我来吃饭。”惹得周围的人们对马占青刮目相看。李士元老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首先自己要给自己鼓劲。”
马占青在生产队的主要工作就是放羊，李士元只要有时间，就到羊圈上去看他。羊圈上有一条狗，一次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咬了，李士元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老汉穿上，赶紧送到了医院，还把医药费给交了。周围的人看到这些情况，都认为马占青结交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住在这里的技术人员也刮目相看。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人员，也和当地的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这些老乡也在这些技术人员那里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