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长长的水沙石路
1969年初，工程勘测设计队伍开进景泰川，虽然说住宿条件不那么好，但是在景泰县政府极大的宣传力度之下，毕竟都能借住上民房，或住在带来的帐篷里。到了后来，数千民工、军垦部队战士和其他施工队伍都一起涌入工地现场，山沟里哪来这么多的房子？又从哪里能搞到需要的帐篷？
◀简陋的临时指挥部
就说工程团吧，在沿寺北面建的那几栋临时工房，就是工程团团部和工地医务室用。民工团在红鼻梁东面的山湾湾里建起了几间办公用的简易房。施工队伍90%多的人只有在工地现挖坑现搭地窝子住。几天光景，工地沟沟岔岔里就星星点点地搭起了上千个地窝子。然而，山里的天气又潮又凉，现搭的地窝子住上一夜，被子湿乎乎的几乎要拧出水来。有的人脊背上起了一层紫疙瘩，疼痒难忍。为了尽可能避免患上潮湿症，白天大家都把被褥和铺的麦草抱到地窝子外面的山坡上晾晒。工程团团部用的两排房子本来就十分紧张，工程团的三位领导都挤在最后一排西头的第二间房子里，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后来，指挥部给工地调来了一台50门的电话总机，实在调不出房子安置，两位干部主动提出住到地窝子去，将腾出来的房子当电话总机室用。
因地制宜，就地解决，指挥部无法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宿问题。好在热情高涨的职工们不等不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工程团团部附近和后来建了预制厂的那一片，也搭起了十几排地窝子。这些地窝子比山沟里的那些要好得多。先用推土机推出一条沟，等距离地在沟的一面开若干个口子，又将每个口子挖成40度的斜坡，这就算是门道了；沟上搭上棚，抹上房泥或加上油毡，就是窝顶；门框、门扇架到沟口上，再用席子将这一条沟一间一间地隔开，就成了住家、办公用的“房子”了。
简易的地窝子，分配起来也是很紧张的。住家的，不论是几口人，一户只能分一间。单身汉三四个人住一间还分不过来。工程团有几个连队的带家户，除借住民房的来回走着上班外，就这样住下了。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最低保障。轰轰烈烈上马的工程，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好在，工程团的干部职工，多的都是水利工作者，习惯或者是在意识上，都能接受在野外工作的艰难；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以及许多被戴了“帽子”的人们，更多地压制了内心的想法和诉求。工程上马后，为了解决吃水问题，指挥部给施工队伍统一提供拉送饮用水的大铁桶，但就这大铁桶都十分紧张。景泰各民工营、连都是自带装过汽油的大铁桶，指定专人用马车或者驴车拉运，勉勉强强能供上饮用水。
一泵站施工最紧张的阶段，也是生活供应最紧张的一个时期。那时，景泰全县有水的地方不多，种菜也很少，黄河沿岸的公社生产队，也不像今天这样大面积种菜。人们在有限的水浇地里，恨不得种出更多的粮食填饱肚子，根本没有种植蔬菜的意识。当地买不上菜，从外地拉菜也很困难，工程团机关和连队食堂几乎每天都是海带豆腐汤这一样菜。主食就是四两一个的馒头，或者是用苞谷面做的发糕块。早餐就只是馒头、发糕和苞谷面糊糊了。
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供应跟不上，又极其单调，团机关食堂的大师傅整天拉着个愁云遍布的脸，谁见了，都不敢嚷嚷伙食怎么这么差。
这就是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面临的真实情况。外表看似轰轰烈烈，红旗翻卷，但实质内里却在发生着变化。任务艰巨、伙食单一、居住困难、民工生活差等等客观存在的问题，导致一系列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为了确保社员上工地搞建设，各生产队都采取了不同的补助措施。比如说给参加建设的社员记满工，一个劳动日记十分工，每个月从生产队的积存中补助十几斤粮食，条件好一些的，每个月给社员杀上一只羊或者送点猪肉。然而由于分工不同，有些社队劳动量大，有些社队劳动量小，可一个劳动日的补助却是一样的。这种补助方式，短期内改善了民工的生活，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加快了工程建设进度，可时间一长，各社队有了比较，比较之后就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自然出现了一些消极怠工的现象。出工不出力，在生产队劳动的“大锅饭”作风，慢慢在工程上显现：“上工一窝蜂，收工一溜风”，“农业社的活，慢慢磨，干得快了划不着”，“拄着铁锨把，眼皮就打架；擦了铁锨头，就往窝铺上溜”。有些生产队为了完任务，更是更换选派一些小孩、妇女、老人来参加施工，青壮年通通被调回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财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工中出现这种情况是再正常不过了，也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本该是工程本身需要承担的责任，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上，分散到每个民工家里，时间短了好说，时间一长，就很难办到了。
*当年最好的建筑八栋房，工程队的驻地。
随着工程进展顺利，许多职工的家属也纷纷来到工地，住房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刘德福的隔壁，住着一位姓赵的技术员，晚上出去到开水房打水。打上开水之后，却起了风。因为大家住的都是地窑子，都长一个样，他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从一个地窑子走到另一个地窑子，就是找不到自家的门。他老婆久等不见回来，着急了，急忙喊人去找，结果刘德福们在八公里之外的地方才找到都快哭鼻子的技术员……
如果说简陋的住房、只能维持生命的伙食是可以克服的困难，那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这些困难，许多无法想象的辛酸，则落在一些特殊的家庭。在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的施工现场，许多技术员家里都是双职工，举家来到这里，陈可言和梁淑凤，李士元和达慧中，杨玉朋和黄中理……他们面临的生活，要比单身职工更加艰难。
1954年，杨玉朋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选择了50年代比较吃香的电机系，第一志愿选择了清华大学，可惜失之交臂，幸被第二志愿的四川大学工学院录取。在这里，她和黄中理相爱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黄中理和杨玉朋在同一学院但不同班。黄中理爱好打篮球，杨玉朋热衷于看球。杨玉朋明亮的眸子随着篮球飞来飞去，运球的黄中理也就不陌生了。大一下半学期，在吃中饭和晚饭时，学校食堂的高音喇叭都要播放四川省大学生合唱团演唱的《黄河大合唱》。《黄河颂》由黄中理独唱。他的声音浑厚有张力，《黄河颂》唱得雄壮、抒情。自认为唱歌还不错的杨玉朋，只能遗憾自己唱歌的天赋还未被学校发现。通过一次年级活动，两个人逐渐熟悉了起来。
大二暑假，两个年轻人都有一起回昆明探亲的意愿。黄中理来约杨玉朋搭伴回家，征得家里同意后，两人这才同行。当年回昆明还是乘汽车，不过比入学时的敞篷卡车好多了。在四五天的行程中，两个人谈学校的功课，谈唱歌，谈打球，黄中理还把他从《电世界》杂志上看到的各种知识讲给杨玉朋听，杨玉朋觉得黄中理知识丰富。交往中，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对男女青年同行回家探亲，总会引起家长的怀疑，以为在谈恋爱。杨玉朋对父母做了解释，否认了谈恋爱的事，所以杨家父母并未专门招待黄中理。但是黄中理并没有对家里解释和否认，所以他们家非常热情，专门请杨玉朋到家里吃饭。黄中理的妈妈做了一桌好菜款待杨玉朋，不停地往她碗里夹菜。杨玉朋觉得黄中理的妈妈十分亲切、慈祥。暑假回昆明探亲，一个来月中频繁接触，增加了相互之间以及对对方家庭的了解，回校后，两人开始恋爱了。
杨玉朋非常思念父母，也十分留恋昆明。1958年毕业时，父母也希望她能回到昆明。但遗憾的是，当时分配云南的指标只有一个。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西北建设非常需要人才，当时的分配指标中，西北就占了十多个。杨玉朋和黄中理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人一商量，就选择了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
因为爱情，他们放弃了四季如春的昆明，来到苍凉荒芜的兰州。当然，除了爱情，涌动在他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结，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黄中理和杨玉朋
黄中理和杨玉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深受苏联影响的时代。好多人学的是俄语，看的是苏联的电影、小说，唱的是苏联歌曲，欣赏的是苏联的舞蹈、音乐。当时苏联的电影《金星英雄》和《第聂泊你好》，留给杨玉朋一生难以忘怀的感动。电影呈现的内容都是苏联建设水电站的故事。《金星英雄》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因建水电站获得金星奖章的人，在他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建成了一个水电站。电站发电了，黑暗的村落遍地“星星”，一片光明，人们欢呼雀跃……《第聂泊你好》是在第聂泊河上建设一个大型水电站，多种大型机械作业的宏伟场景，令人大开眼界；特别是电站建成，巨大的电站水库，美丽的风光，令人陶醉。电影的结尾是建设者们乘坐着大卡车，唱着歌，又转移到另一个工地的豪迈情景。
两部电影，促使杨玉朋选择了水电专业。她和黄中理填报了前往西北的志愿，双方家长虽然都很失望，但他们非常开明。等他们回昆明探亲时，考虑到两人从此将远离父母，为了让他们彼此有个照应，安排两个人领了结婚证，双方家长在一起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当年的结婚实在是太简单了，没有任何仪式，连张结婚照片都没有，全部的家当，就是学生时代各自的被褥。
1962年3月，杨玉朋回到昆明探亲，生下了儿子。后来又生下了他们的女儿。1969年，黄中理和杨玉朋，将两个孩子陆续带到了景泰。
边建设、边设计的施工要求，让设计工作日趋繁忙。紧张的工作，杨玉朋和黄中理都没有时间照顾两个孩子，无奈之下，只好把孩子全权委托给房东大嫂，除非孩子生大病，他们在平时总不敢请假。女儿多次发高烧住院，让公社医院医护人员心疼不已，得知他们两人都在工地工作，主动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工作；儿子的小手，冬天常被冻得肿成了两个馒头……两个孩子身上长满了虱子，晚上，杨玉朋不得不学当地农民的样子，在油灯下为孩子抓虱子，藏掖在衣服中的虱子，常常染红了她的指甲盖。白的虮子一溜一溜的，指甲盖划过去，噼啪直响……很快，两个孩子就和农村的小孩没什么两样了……实在没有办法，黄中理和杨玉朋商量，将两人的老母亲千里迢迢轮换请到景泰来照顾孩子。
生活、工作本身带给他们的劳累已经足够艰难，除此之外的政治生活，更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但又不得不如此。清早，夫妻两个要从兴水赶到沿寺“早请示”，晚上双双再去“晚汇报”。当时，知识分子作为重点学习和改造的对象，“晚汇报”扎实而时间漫长，散会后，从沿寺到兴水，路上的行人已是寥寥无几。
机电组只有他们一家住在兴水，黄中理出差时，是杨玉朋最最害怕和纠结的时候。不去学习，那是万万不行的，随之而来的各种“帽子”想想都害怕；去学习吧，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后走在回家路上，那种恐惧和害怕，真是让她欲哭无泪。四周无人，空旷的荒野上，只有啸叫的风，路上漆黑一片，偶尔的狗叫声从远处传来，还有不知名的鸟儿发出近乎瘆人的怪叫，一个个小旋风转着圈从身旁刮过去，自己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也成了一种怪异的声音，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跟在自己的身后，杨玉朋的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
为了壮胆，只要黄中理一出差，杨玉朋就带着七岁的儿子到沿寺来给自己做伴。但又怕孩子淘气扰乱那种近乎虔诚的学习。杨玉朋不断用恶狠狠的眼光瞪着儿子，要他安静地坐在自己身边看小人书，或者是强迫他蜷缩在一个装资料的大木箱上睡觉。待到学习结束，杨玉朋又只能狠心地把儿子从睡梦中唤醒，让他提着马灯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回家。一路上，母子两人大声地说话，有时还高声唱着革命歌曲。有听到的老乡说，这母子俩有啥高兴事了，大半夜还在唱歌；殊不知，这是他们祛除恐惧的唯一办法了。回到家里，女儿还没睡，蜷缩在被窝里抖成一团，女儿说：“妈妈，我害怕……”
*黄中理、杨玉朋一家人在工地。
从兴水到沿寺之间的奔波，构成了他们生活的日日夜夜。艰辛和困难，时刻伴随着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大战五十天的时候，黄中理从外地出差回来。出差期间，黄中理本来就已经感冒发烧，回家时，站在解放车的车厢上，迎着大风从条山回到兴水，经冷风一吹，病情愈发严重了，高烧几天不退。没办法，杨玉朋借来生产队的架子车，自己驾辕套着绳子在前面拉，儿子在后面推，从兴水赶到沿寺医务室去给黄中理打吊针。架子车经过大沙沟口时，突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昏天黑地，母子俩寸步难行。风沙中，杨玉朋流着汗和泪在前面拉，七岁的儿子在车后推，吃力地向前挪动，一步，一步，再一步……
居无定所，食不饱腹，医无去处，孩子们无学可上……这就是建设者们在当时真实的生活。其实，这些矛盾在工程开工之前，李培福和贺建山就做了考虑。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指挥部决定同时在一条山这荒无人烟的沙丘上建职工宿舍。面对诸多困难，只能一个个逐步化解了。
然而，正常的需求，合理的决策，却引来了轩然大波。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这样一个起码的生活保障措施，却遭到了指挥部成立以来最大的非议。黄河边五佛寺工地贴出不少大字报，进行所谓的路线分析，提出“先治坡还是先治窝”的问题，认为先搞工程，以后再盖宿舍才是走大寨先治坡的社会主义道路。
被疯传的大字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这也引起了指挥部党小组组长李培福的重视。
李培福找到贺建山和陈可言，爆了粗口：“走，我们去看看，看看那些狗日的在说些什么。”
几个人坐上他那唯一的一辆帆布篷苏联吉普，赶到五佛寺看大字报。张贴的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果然很多，但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很大噱头的开头，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越看却越让人气愤难当。陈可言对这种举动深恶痛绝，一种恨不得要撕碎大字报的冲动，让他涨红了脸。
李培福似乎也动了情绪，当他看了两三张之后，把拐杖往地上一捣，气愤地说：“走，不看了！”
看大字报的结果，是让李培福坚定了自己的决策：“让大家长期住在地窝子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坡也得治，窝也得治，房子还是要盖。”
▲建设者们曾经居住的地方
这不仅是施工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这一意见也得到了省上领导的同意。
尽管李培福说出了大家要说的心里话，但是由此要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将会算在他的头上。为了遏制这种刁难，李培福也果断出击：“谁干扰工程的正常进行，谁就是最大的敌人，我们就要批斗谁。这个工程，可是得到中央、省革委会肯定和支持的，谁反对，就是反对中央，反对省革委会！”
李培福的强势，果断刹住了这一股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