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痛苦中等待
1969年，同样在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工作的姜作孝刚刚结束了被批斗的生活。惊魂未定，惶恐不安，是对他们这些遭遇“革命洗礼”的干部心理状态最好的表述。
神情极度憔悴的姜作孝，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更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在高分贝的革命歌曲骤然响起时，他的全身就会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紧紧包围了他的身心。在那悲哀的时刻，他突然感觉自己是被时代、被社会剔除在外的一分子，立志报国的雄心壮志，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1930年2月5日，姜作孝出生于河北省涞水县李各庄村。家乡地处平西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涞水县山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首脑机关长期驻在下峰口、河东、计鹿等地，领导着这一地区的抗日战争。平西抗日根据地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像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直接进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平，进逼平汉、平绥两条主要铁路线，牵制着日寇侵略者的大量兵力。平西人民为八年抗战做出了牺牲，平西人民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对敌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姜作孝，就是和这段历史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姜作孝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1944年1月到晋察冀边区第六专署参加工作，又从专署奔向延安。1943年高小毕业以后，按当时的惯例就要参加抗日工作了，姜作孝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第六专员公署。1944年元月到专员公署报到，在专署办公室的文印组工作，具体工作就是刻钢板。然而，命运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时间大约是在5月的下旬，专署办公室的主任突然找姜作孝去谈话，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心里非常不安。办公室主任说：“领导已经同意让你去延安学习了。你父亲前天找了专署的领导，说你们的一个亲戚段良弼先生要去延安，你父亲要求让你跟段良弼先生一起去延安，领导同意了。”
*回忆让姜作孝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像姜作孝一样的青年都有着一个到延安学习的愿望，但它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机会，姜作孝自然别提有多高兴了；但他没想到，前往延安学习的道路竟然是如此艰难曲折。1944年8月，在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旁听一个月的课后，姜作孝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驻地阜平县界北村出发，到晋察冀边区联大报到。那时联大在河北省灵寿县漫山村，界北村离漫山大约有一百华里，沿途虽都属于根据地的老区，但途中有的地方离敌人据点很近。比如要路过的灵寿县陈庄村是老抗日根据地，但对面的高山顶上就有日本人的炮楼，路过的行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只是这时敌人已不敢下山骚扰了。姜作孝只有十五岁，为了路上安全，边区政府安排了一人与他同行。这也是姜作孝第一次出远门。
1945年新年刚过没几天，姜作孝一行三人，得到晋绥军区的许可，离开了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招待所，重新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过了黄河走了六七天的时间，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5年初，姜作孝还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分配的时候，听说中央党校大礼堂晚上要演戏，据说还是唱京戏。在招待所闲着没事，总想去看看。姜作孝高兴极了，这是他第一次进大礼堂看戏。但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里根本不像礼堂，没有座椅，座位是一根长木头，两头支了个桩子，地是土地面，没有照明设备，只在舞台点起两盏汽灯。后边的人只有站在木头上才能看见。快要开戏的时候，只见前边的人一下子都站起来了，有人在喊“毛主席来了！”听得前面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姜作孝看到毛主席举手向大家示意的身影。
在延安中学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半天上课，半天自习。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很高，精神也很振奋，姜作孝深知自己能到延安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虽然姜作孝那时年龄还很小，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但是努力学习、发奋成才的志气和信心还是有的。
1945年8月15日，一张号外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投降了！瞬时间，全国人民沸腾了！延安人民沸腾了！延安中学沸腾了！同学们站在漫山的窑洞前面兴高采烈，欢呼跳跃，奔走相告。
1945年的最后几天，姜作孝们被分配到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张家口市，他们带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华北局报到。春节过罢，回到张家口以后，华北局找他们几个从延安中学来的同学谈话，决定让他们到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到了工业专科学校以后，因为他们的学历只有初中一年级，不符合那里的招生要求，没有几天就把他们调整到刚刚成立的张家口市立中学学习直到参军。1947年1月，晋察冀边区联中一批参军的同学，进入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大部分同学被编入驻在河北省灵寿县女东庄的政治大队。1947年的4月，姜作孝提前结束了军政干部学校的学习，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姜作孝打起背包到当时驻在河北省曲阳县罗家峪村的军区供给部政治处报到，从此，姜作孝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北戴河疗养院工作。
在此期间，姜作孝意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1953年“三反运动”学习，后勤处和团卫生队是一个小组，学习地点是在卫生队的办公室。姜作孝参加小组学习的过程中，和当时卫生队的医生刘桂芬相识了。刘桂芬是1950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卫生队的。在参加后勤小组的运动学习过程中，姜作孝和刘桂芬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况且当时正在运动当中，姜作孝又是从政治机关下去的，男女之间的交往，更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往事依稀，白发苍苍的刘桂芬脸上流露出孩子般难为情的笑。
但是，姜作孝却发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隐秘，刘桂芬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在心底，这在以前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更何况出现在心底的是一位女性。他不知道刘桂芬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他自信地认为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工作结束回到机关以后，姜作孝无法克制那种涌动的情愫，和要好的同事谈论此事，大家都支持他和刘桂芬发展关系。但是如何从一般的男女关系，向前迈进一步，却是非常困难和花费心思的问题。
爱情的力量，总会让人做出一些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情来。姜作孝辗转反侧几个晚上之后，下定决心先打个电话试探一下再说。电话打过去反应不错，这让他心花怒放，一时间都有点得意忘形了。可是没几天又打电话的时候，兜头一瓢凉水却浇了下来。
电话打通之后，接电话的是卫生队的队长，口气非常怪异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问姜作孝找谁，干什么。等弄清楚了之后，却很果断地挂断了电话：“人不在！”
姜作孝一听坏事了，电话是不能再打了，要想知道真实情况，只有约一时间见面详谈。可是，如何约会呢？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一位大姐主动提出，要姜作孝写一封信，由她给送去。鸿雁传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两个年轻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顺利向前发展。
他们打了结婚报告。姜作孝的结婚报告审批并不顺利，一直在政治部组织部的组织科压了数月。到了1952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姜作孝总算得知结婚报告被批准的消息。星期一上午，姜作孝带着政治部的批件，到后勤油料部办公室办和刘桂芬的结婚手续，请他们给岩会油库写封公函，同意结婚并批准婚假。
办完结婚手续，已经是9月20号了。结婚需要的东西，姜作孝还都没有准备，连最起码的被子、床单、枕头、枕巾等都没有准备一件。但思想上并没有觉得还缺什么东西，因为在当时还是供给制，对于结婚添置东西并没有多少奢望。姜作孝准备了一条斜纹花布被面，还是天津生产部处理的布头。结婚的房子是后勤政治部的一所在苏州胡同的院子，是解放以后接收的公房，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狭窄的长条形院子。从布局来看，院子原来的主人还是一个小有地位的人士。阁楼上空空荡荡，看得出，这个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人了。姜作孝结婚的新房就选在这间小小的阁楼上。从政治部领了一个旧双人床，一张两屉桌，算是家具，床单、枕套、枕巾是同事们买的。忙活了两天，总算是可以住人了。这时已经是26号了。
姜作孝带上批件，到刘桂芬的工作单位，把她接到北京想赶在国庆节前结婚。时间显然已经非常紧张了。火车从石家庄到北京就得八个多小时。姜作孝马不停蹄，总算在9月29日，从山西的岩会“娶”回了刘桂芬。9月30日晚，机关协理员在食堂为姜作孝和刘桂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婚礼。协理员讲了几句祝福勉励的话，陪一对新人在食堂吃了一顿饭，之后，姜作孝和刘桂芬从东堂子胡同回到了苏州胡同那个小阁楼上的婚房。
1964年年初，姜作孝接到了转业的命令。转业的地方就是西北勘测设计院。就这样，姜作孝于1964年5月离开了部队，转业到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上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工作、生活环境。在西北勘测设计院，姜作孝被分配到院人事科当科长。在人事科只待了一年，又改任劳资科长，后又任院工会副主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姜作孝也面临无法预测的变故。
1966年的12月29日，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院里接到白龙江总队的电报，领导通知左中汉和姜作孝立即出发。在那个年月，革命群众的要求，谁也不敢怠慢，年也没有过，怀着一种凶多吉少茫然的心情，昼夜兼程从兰州乘火车，途经陕西宝鸡、四川广元，后改乘公共汽车于1967年元旦的下午，赶到了白龙江勘探总队的驻地甘肃文县碧口镇。
走在碧口镇街上的时候，姜作孝看到街道上空满是横挂着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开始他以为是庆祝新年的标语并没有在意，但在一转头间，突然发现标语上有“姜作孝”几个大字，这时他才意识到满街的标语是专门为“迎接工作组”的到来而悬挂的，有的还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红色的叉。标语不外乎是工作组必须老实交代、工作组是如何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等等。姜作孝顿时感到了特别的恐惧。但到了总队以后发现，除了个别人而外，多数人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这里要比街上大标语的气氛宽松不少。造反组织要他们工作组交代的核心问题，就是当时的工作组是如何与总队领导“密谋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要交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黑名单。1969年，造反派诬蔑姜作孝为“黑高参”。
就姜作孝个人而言，在经历过的许许多多政治运动中，积累下的经验和教训还是不少的，尤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斗了他近半年，更使他清醒了许多。姜作孝非常欣赏中国那句古训，叫作“祸从口出”。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严守这一信条，决不说多余的一句话，不写一张大字报，为的只是能够躲过“文革”这一劫。但是，他终究没有躲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
1969年夏季，姜作孝听说原副省长李培福来设计院要人，要到景泰搞水电设计工作。自从李培福来过之后，各种专业的技术干部，陆续前往景泰县报到。姜作孝无心过问，只有独坐羡慕的份儿，在他心里，这样的“好事”，已经不会落在自己身上了。但是，在心底却充满了好奇：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敢要这些“臭老九”“走资派”“保皇派”？
纠结和犹豫中，姜作孝却突然接到了院里的通知，要他到景泰川参加新的工作，接受劳动锻炼，戴罪立功。惶恐不安中，仅仅过了几天，景泰川的一位军代表到院里找他谈话，向他介绍了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的情况，并直言把他的工作安排在了工程后勤组，征求他是否愿意。
喜悦和激动充斥了姜作孝的全身。冬日的阳光如此温暖而明亮。能有什么意见？他按捺不住自己狂喜的心情，心里怦怦直跳，像自己这样的人，在“文革”动乱的日子，身心受尽了迫害污辱，还有什么比分配到工作更为高兴的事呢？高兴中的姜作孝，都不知道军代表是怎么走的，像孩子一般兴冲冲回到了家中。以往阴郁寒冷的家，竟然是如此温暖宜人呀。
1969年11月28日，姜作孝和爱人刘桂芬带着十三岁的孩子离开了兰州，前往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报到。在芦阳镇，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后勤组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住处，房东是一位中学教师吴老师。
*风雨同舟，姜作孝和刘桂芬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这一年，姜作孝三十九岁，正值盛年。这也是他1949年进城之后，第一次回到乡村。重获新生的姜作孝，贪婪地呼吸着乡村虽然寒冷但却清新的空气，一种冲出牢笼展翅蓝天的喜悦，让他充满了活力，在这个崭新的环境，他觉得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