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心里的草湖
民勤解放的时候，刘治国才二十岁左右。正如很多农家孩子一样，给猪铲草，给羊割草，都是必须要干的活计，也是他童年必须要有的经历。
在民勤县西渠镇水圣村湖边住，这些活实在不算什么。那时青土湖还有很多水。为了安全，刘治国要随大人去铲草。进草湖可热闹了！家家户户套上牲口赶着大木轮车进沙窝到草湖里铲草，一去就是半个多月，吃、住都在那里……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
那时候的沙漠不像现在这样可怕。在连绵的沙丘后面，在沙漠里的低洼处，年年都会长出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那就是草湖。草湖里长的主要是芦草，有一人多高，人走进去就看不到了。草湖深处还有湿地，有飞鸟、野鸭、狐子、野兔、刺猬等野生动物。在沙漠边，成片的沙枣树、红柳墩、梭梭、毛条、桦棒随处可见。
刘治国知道，对于家乡人来说，铲草可是一年中的大事。
每年农历的七月底八月初，当地的小麦刚收割完毕，人们就开始进草湖铲草，以储备冬、春两季牲畜的草料。在那个年代，牛、马、骡、驴和骆驼是人们开展农业生产和运输的主要工具，因此进草湖铲草可是一年中的大事。家族大的人家每年都会派十几个精壮劳力进沙窝铲草，进去后每家都会圈出一大片草湖日夜铲草，人力单薄的人家只好圈小一点。
铲草也是十分艰苦的活。人们先是用铲子或镰刀将湿草铲倒，然后将草铺在沙丘上晾晒，晒干后捆起；因为一个木轮车的承载能力有限，晒干就可以多拉些草。白天人们顶着烈日不停地铲草，晚上又要将晒干的草捆堆。有时遇到下雨天，人们冒雨铲草，雨太大就躲进由草垛临时搭建的“家”里，但雨水还是会不断地从头顶滴下，又湿又冷。
在草湖里，随行的妇女们除了铲草每天还要做两顿饭。沙漠里没有灶，人们都是用三个石头支起一口铁锅，燃起捡来的牛粪。水则就地取，那时水位高，几铁锹下去，就可挖出水来。女人们手脚麻利地做起了白水拉条子和揪面片。但一遇到刮风可就惨了，锅里、碗里、面里都刮进了沙，面吃起来硌牙。除了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外，人们最常吃也最爱吃的就是西瓜泡馍。一个大西瓜用指甲在中间掐一条线，然后双手一磕，瓜就分成了两半，一人捧一半，用红柳棒削成筷子，先将瓜瓤吃掉一部分，再将干粮泡在瓜碗里，瓜就成了现成的碗，蘸满瓜汁的干粮吃起来格外香甜。
“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人们还是能够快乐地劳动。夜色降临，人们围着燃起的篝火，吹笛子的，大声唱的，开玩笑的，划拳喝酒的，热闹得很，那时候人穷但很欢乐……”在刘治国的记忆中，进草湖是艰苦的，但更多的是快乐。
*原来的草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草铲完后，人们赶着满载干草捆的木轮车，一个接一个地排成浩浩荡荡的骡马队走出草湖，走出沙漠，回到村庄。刘治国说：“那时候的人们从来没有担心过第二年会没有草可铲，也从来没有担心过风沙会吞噬自己的家园。”
说实在的，铲草就是给他们这些孩子一个玩耍的机会。又高又密的青草迎风摇曳，不大会儿就会铲上很多。铲好青草之后，就是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了。
湖水边的芦苇丛里，生活着很多野鸭子。野鸭子在那里抱窝生蛋孵小鸭。掏鸭蛋、摸鸭子可是他们最爱干的事了。当大人们卷起旱烟，在草地上休息时，他们已经卷起裤腿，向野鸭子的家园逼近。一个野鸭子窝里，总有十几个鸭蛋，他们一口气能摸上十几窝。摸来的鸭蛋，要么自己吃，要么卖了。一个蛋两三分钱，多掏几次，就是一笔不小的积存了。如果运气好，遇到一只笨拙的肥鸭，那可就是一顿令人兴奋的美餐了。用湖泥包裹了取了内脏的鸭子，埋在柴火的灰烬里耐心等待，等到湖泥干透裂开，肉的香味就在草地上飘散……
刘治国在水的世界里慢慢长大，他惊讶地发现，给自己欢乐的水慢慢少了许多，连脚丫子都难淹没了。是自己长大了，还是水真的少了？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自己长大了，但水确实少了，湖面用看得见的速度逐渐萎缩，最后干枯。沙子在风的搬运下，慢慢堆起一个又一个的沙丘。但是地下水很浅，在湖区，挖上一米多深就会冒出清澈的水。白刺棵子、红柳、沙枣树、白杨树，还能茂盛地生长。
50年代初开始修建的红崖山水库，终结了湖区最后的自流水。刘治国结了婚，并很快有了孩子。他知道，自己和孩子将要完全面对另一种生活了。
刘光荣是刘治国的第一个孩子，刘光荣的童年，已经没有了父亲所拥有的快乐。那种来自自然的快乐，是刘治国所不能给予的；就连最起码的生活所需，他也没有能力提供给儿子了。
刘光荣的童年很难和幸福扯上关系，没有幸福，只有屈辱。他的童年在光屁股和饥饿中慢慢流逝，大一点的时候，才有了一件上衣。童年的冬天，大都是蜷缩在土炕上度过。而夏天，大漠的阳光会把他晒成一个黑人。好在村里的孩子情况大都相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十二岁的时候，刘光荣在父亲的决定下上了小学，因为这个年岁，还不是去生产队劳动的时候，但这个岁数也错过了上小学的最好时机。
“多少识几个字，总比一个字都认不得要强一点。”这就是家里人要他去上学的想法。可是要去学校报名时，他却没有一件可以遮体的衣服，只好借了邻居魏昌荣的裤子。第一次穿这么长时间裤子，让刘光荣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报完名之后，又还给了人家，但这种兴奋还是牢记在了他的心中。
*刘治国和儿子刘光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更多的则是对眼前对明天的担忧。
没有衣服穿可以将就，但吃不饱肚子就会要人性命了。1959年，1960年，民勤大旱，没有多少水可以灌溉土地，队里也没有可以吃饱肚子的庄稼了。村里人只好到青土湖去打草籽。长势很好的碱柴、香麦籽养活了很多人。榆树树皮都剥光了，剥光了的榆树，一个个赤裸裸挺着惨白的身子，直到所有的叶子枯萎掉落。接下来，村里人烧着吃羊皮，皮鞋帮子也烧着吃……只要能吃的东西，都会被找来填进肚子。每年春天种地的时候，刘光荣们快乐的日子就来了。他们这些孩子像一群麻雀，奔跑在田间地头，在这里总会有一些种子遗落到地上，小心捡起来，放在嘴里就吃。麦子的香味竟然是这般美好呀！
刘光荣靠着每年三四元钱的助学金读完了初中。1974年初中毕业后，二十岁的刘光荣自然而然地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生产队虽然有大面积的土地，但是石羊河再也没有多少来水可以让他们灌溉，天不下雨，每亩地的产量也就上不去。一家人在生产队里辛辛苦苦干一年，六口人一年只能分二百多斤粮食。那可真是欲哭无泪的日子呀！没吃的就去借粮食，可是家家的情况都是半斤八两，谁家会有余粮借出来？一个工虽然能值一两角钱，一年也能分上几十元钱，但这些钱用来买回销粮尚且不够，哪有闲钱做衣服穿？直到此时，刘光荣才算理解了自己光屁股的童年是多么无奈。村里很多人为了吃饱肚子，跑到河套平原逃荒，慢慢就定居到那里了。
这不能不说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因为缺水，才修建了红崖山水库，目的是把最后的一点水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使用。但水库里积存的水也没有多少，要想活命，要想吃饱肚子，只能想其他办法。
从水乡泽国到满目黄沙，从瓢舀鱼儿到打井找水，没人想过其间的因果关系。而人们的抗争，却在不知不觉中推动这种恶性循环。刘治国、刘光荣父子很长的岁月，都是在为水而战。
村里开始兴修水利。青土湖留下的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成了村里唯一的指望。先是打锅锥井，这种简单的井直径一米左右，先放好水泥圈子，慢慢掏下去，一圈一圈往下放，挖上五六米、八九米到十几米就有水了。后来挖二十几米都很难挖到水了。取水的工具也很原始，用漏斗、撬杆、压杆、水车，用驴拉，用人力把水提上来灌溉。后来又发明了手摇的水车，一天能浇几分地；水车改用驴拉，一天能浇一亩多地。不管是人力还是畜力，取水都是一个苦差事。摇水车，一天下来两只手臂都放不下来；赶牲口，一天下来两只脚都肿了……
因为身强力壮，刘光荣这个岁数的年轻人都是挖井的好劳力。刘光荣不明白，虽然大家都吃不饱肚子，都穿得破破烂烂，但在一起总是那么热闹、快乐。而这种快乐和热闹，又给了他们使不完的力气。慢慢地，他们也掌握了水的深浅和甜咸，浇地的水可以深一点，咸一点，而吃的水一定要浅，要不就吃不成了。村子里的人每天早上早早就去抬水，迟一点就没有甜水了。踏着公鸡的尾巴起床，并不是勤劳，而只是为了那一口甜水。
柴油机的出现，为开凿机井，提供了条件。一个社有一眼机井，就能浇灌一百多亩土地。虽然要有成本，但效率高，减轻了人们的劳累。机井的出现，让贫寒的日子慢慢好转。刘光荣记得，村里最后有两眼机井，可以浇灌二百多亩地。
细心的刘光荣记得，70年代、80年代初的锅锥井，深度只有十几米，浅机井用了七八年；之后，井的深度不断增加，从三四十米到五十米，90年代之后，深水井用了十几年，深度到了三百多米。有一天晚上，刘光荣和父亲刘治国闲聊，他说：“按照这个速度，是不是还要打更深的井？”父亲自然给不了他肯定的答复，只是不着边际地说：“你没见吗，那些榆树、白杨树早就死光了，更别说红柳了。”
更何况深水井的水不能多浇，一年只能浇一次，浇多了土地盐碱化很严重。“井水苦呀，驴喝了也摇头。”可是红崖山水库的水，一年才能给他们浇一次安种水。
生态用水的断流加上无节制提取地下水的恶果，却慢慢显露了出来。随着地表植物的大面积死亡，风沙越来越大，特别是每年春天的沙尘暴，总会在小苗正要出土或者刚钻出地皮之时不期而至。狂暴的大风，有时会像刀子一样把地皮刮干净。
*遗留下的简易绞盘，仿佛还在讲述着当年打井取水的苦难岁月。
生活自此又有了新的内容，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刘光荣们不得不治理风沙。风没办法阻拦，但沙子却可以用麦草压住。他们从青土湖边开始用麦草压沙，在麦草中间栽上梭梭。酷烈的生存环境，又动摇了一部分人的信心，有些有门路的人家，拖儿带女远走高飞，留下一座座破败的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