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
1964年4月14日，江苏淮阴水利学校毕业的李恒心风尘仆仆来到兰州。他们一行十几个人，在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和江苏的青山绿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景致。尽管事先做了多种猜想猜测，眼前的事实还是大不相同。四月的兰州，似乎还沉睡在冬天里。这里和家乡花团锦簇的春天相比，用人间天上的比喻最恰当不过了。二十三岁的李恒心感到，唯一相同的就是高涨的革命热情。刚来的那一天，兰州出了一个号外，是两条具有爆炸性的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穿行在兰州破烂不堪的街道，有这两条消息陪伴，李恒心来到和平饭店，来到和政路和平门、东岗西路，两边都是土坯房；当时，东方红广场所在的位置是一片瓦砾，在南关十字还有一截土城墙。
逗留兰州的几天时间里，李恒心走遍了城关区。在如今广场的西南角，他吃了一碗牛肉面，庆阳路有一家阳春面馆，味道很不错。在兰州经历的第一件尴尬事，竟然是在街头溜达的时间长了，内急，却找不到厕所。情急之下，李恒心跑进张掖路小学，谎称找人，这才解决了内急。
李恒心前去报到的单位是甘肃省河西建设规划委员会，简称河西建委。当时他们一起前来报到的有十九个人。李恒心被分配到农建十一师，后来搬到了张掖，属于水利规划设计队。
*回忆让李恒心变得沉默。
1965年到1968年，李恒心在河西度过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几年艰苦的生活。这几年的冬天，他们住在张掖，夏天就到野外去工作。当时，安西有一个水利厅的水利建设指挥部。而所谓的指挥部，很像一个羊圈，干打垒砌起的土坯房子，进出都需要人弯腰低头。然而，就是这艰苦的条件，竟然没有人嫌弃，一百多人在这里住了两年，工作了两年。
安西是世界有名的风库，当地人形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可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这些热血青年，参加了双塔水库的除险加固、安西的建设规划、敦煌的北部疏勒河的规划、疏勒河安西段的整治等工作。李恒心主要的工作就是工程测量、河水的检测、地下水的观测以及设计整治措施。
酷烈的生存环境，很残酷地磨砺了这批刚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热血青年。而这种磨砺，不仅升华了他们所学的知识，更给了他们坚强坚韧的品质。更多的时候，苦难成了一笔最最宝贵的财富。
就在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被强化的集体主义观点，压抑了很多心底真实的想法。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李恒心到了玉门镇，参加玉门镇的水利规划。当时昌马水库还没建设。1968年，参加金塔县鸳鸯池水库更新改造。同时，为鸳鸯池水库下面四公里一个叫解放村的村子，搞了一个水库。
一边参加建设，一边经历谁也不知道结果的政治风浪，李恒心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但是，冥冥中他的未来和前途，已经发生着不可逆转的改变。
李培福带队前往景泰川现场查勘时，趴在床上养伤的陈可言和奔波在鸳鸯池水库的李恒心都不知道，这次踏勘，竟然和他们这一辈子的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68年12月，甘肃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建设景泰电灌工程，并让李培福同志担任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抓紧完成规划、设计、施工方案，再经省委、省革委会讨论通过后，付诸实施。筹备领导小组成员有：省农办主任窦述、省农十一师副师长张兴汉、省水利厅厅长曹布诚，武威地委书记陈如意、景泰县委副书记贾梓才，以及兰炼、兰石、白银公司、建工部七局分管农业的副厂长等。筹备小组在省农办设办公室，化成、吴之海、胡宝祥等为专职干部。在景泰县设景电工程现场指挥所，由梁兆鹏、唐伯康（军代表）、贾梓才、邓文盛、李兴祯等组成现场指挥所领导班子。
李培福把喜悦藏在心里。几年的绸缪，终于走出实质性的一步，对他这个有名无实的领导来说，已经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了。
筹备领导小组面临三项任务：组织勘测设计力量，尽快地拿出景泰川电灌工程百万亩勘测、设计方案和施工预算，提交省上讨论通过后实施；组织力量将兰炼在靖远五大坪的小管道上水工程北迁，以解决景泰电力提灌工程总干渠泵站、渡槽、隧洞大量施工用水问题；划分各单位耕地区域，以调动包括景泰县人民在内的各方面力量共同建设工程的积极性。
这是这场攻坚战的前奏，也是尊重科学规律的必然决策。三个目标，像三座沉甸甸的大山，压在李培福的身上。但是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李培福却开心地笑了。他之所以开心，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工程，终于拉开了序幕，同时，也为自己率领的筹备小组的整体实力而开心。在这个筹备领导小组里，个个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兵强将，有这一班人马，有什么样的任务不能完成？
紧张的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在一支接一支的香烟中，千头万绪的工程，在李培福心中一一展开。一张施工图纸铺在他的面前。李培福长出了一口气，“面向群众”，他又一次想起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几乎成了他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
李培福又点燃一支香烟。他突然问自己，自己究竟做了如何辉煌的成绩，得到主席的肯定并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
李培福的思绪回到了从前。
1935年2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撤离后，李培福等人就地坚持斗争。他两次险遭不测，但毫不退缩，历经周折，重新组建起庆北游击队，恢复了庆北办事处，并任主席，带领游击队打击消灭民团和土匪，使庆北苏区得以稳定。1936年，蒋介石拒绝议和，坚持内战，调集十六个师和三个旅的重兵，对陕甘苏区发动了新的“围剿”。迫不得已，中央做出了西征的战略决策，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建设工作。时任关中苏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接到中共中央来信后，急忙赶回陕甘宁省委驻地吴起镇刘家渠接受命令。
当年5月28日，习仲勋随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十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镇开进。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庆阳通往宁夏的咽喉要道，驻守有国民党军35师马鸿宾部105旅旅部一个特务连、骑兵团一个排和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约三百人。它是左路军确定夺取的第一个目标。
5月30日，左路军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地区待机。时任庆北游击队总指挥的李培福立即派出四叔父李淮、伙夫张德贵给红军当向导。李培福带领二百多名游击队员也向前进发。6月1日下午3时，曲子战斗打响，晚上10时多，战斗胜利结束，经过激烈战斗，红二师共毙伤俘敌三百余名，俘获105旅旅长冶成章、副旅长杨有福。
曲子、环县一带解放后，当即成立了中共曲环工委，党中央和陕甘宁省委决定习仲勋任书记，李培福任曲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环县县委成立，习仲勋又调任环县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杏儿铺。
6月上旬的一天，在八珠塬开展革命工作的李培福忽然看见前方有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色衣服，肩上背个包袱，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路。他觉得十分眼熟，紧跑急追走近一看，原来是习仲勋。习仲勋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经常到庆北苏区检查工作，和负责庆北苏区工作的李培福多次交往。今天，两人相见，分外高兴，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李培福问习仲勋干啥去，习仲勋说转道上环县。李培福看他只身一人，又没带枪，而所行一路都是新区，地域偏僻，山大沟深，人烟稀少，土匪、民团、散兵又多，很不放心，就从自己一行人中拨出一匹马，拿出一把盒子枪交给习仲勋，并派自己的通讯员小李前去护送。习仲勋再三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两位战友高兴地话别后，挥手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李培福任曲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立即赶到曲子。当时街上还有很多国民党军队遗弃的物资，红军正在打扫战场。地方事务由红军宣传队负责，宣布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布告已贴在街头。县政府设在一个旧商号里，店主王得仁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房子里乱糟糟的。李培福带人砌灶安锅，收拾利落，就开始办公了。
当时的县政府除了一颗方形大印之外，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过了几天，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齐。他们当中有红军派来的军队干部，有随红军西征来的地方干部，有从当地选拔来的积极分子。李培福把大家组织起来分了工，成立了政府各职能部门，还搞了一个合作社。然后，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区、乡的苏维埃政府都建立起来。
李培福在曲子时，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也在曲子。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就住在县政府隔壁。李富春常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李富春十分注重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他知道李培福文化水平不高，在口头布置工作后，还经常写成书面指示，字写得又大又清楚，为的是让李培福照着练字。
李富春对干部生活上很关心，政治上要求也很严格。曲子刚解放时，县政府给一个姓李的商人安排了商会会长职务，后因他表现不好，出了些问题，被保卫局押了起来。有人出面活动说愿出一千大洋把他赎回去，李培福同意了，赎金也如数上交了。此事被李富春知道后，对李培福进行了十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李培福对此事的处理主要错误有两方面：一是没向省委汇报；二是没有经过讨论。这件事对李培福教育很大，他诚恳地表示坚决改正，以后常以此为戒。
1937年11月，华池县在大沟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李培福当选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培福文化水平不高，写东西也很困难，可他硬是彻夜伏案撰写修改，完成了工作报告，面对两百多位代表，宣读了县政府的施政纲领。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各解放区战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对八路军的供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最困难时，连一般的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反共高潮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开始实行经济封锁。
为了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号召，中共中央于1939年底、1941年初在延安两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起了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李培福以身作则，规定从县长到一般办事员每人一把镢头，农忙季节上午劳动，下午办公，要求县级以上干部每人每年生产粮食两石，区干部一石，乡干部六斗。1940年至1942年，全县机关干部收入细粮296.6石，做到了机关经费和伙食全部自给。
1943年《解放日报》以“干部积极肯干，每次工作最先完成”为题撰文，对李培福等华池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文章说：“华池自县长以下的干部许多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方干部工农分子和各阶级进步人士，他们具备许多宝贵的优点，如：一、对革命事业忠诚；二、埋头苦干的精神；三、切实朴素的作风；四、积极性高，责任心强，凡上级给的任务都不打折扣地执行。”
回忆过去，让李培福的情绪变得激动。当年的生死拼搏，不就是为了给老百姓谋求美好的生活吗？和当年的艰难险阻相比，在和平年代搞建设又能艰苦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当年取得的成绩有什么诀窍，那就是自己面对群众，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激情，汇聚了他们的力量，最终完成了一个个看似艰难的任务。只要面向群众，实事求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还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呢？
调遣勘测、设计队伍的工作开始了。当时由甘肃省生产指挥部下文，抽调省水电局、农十一师、河西建委、省水利水电设计院、省黄羊镇水校、西北勘测设计院，和当时就在景泰搞地质水文钻探的水电部水文第三大队、白银公司、景泰县六百多名党政技术干部和县上组织的由两百名民工组成的民工服务大队，按各自原来的业务性质，分队设点，开始了景泰百万亩电灌工程的土地规划、水文地质、土壤普查、渠线走向、泵站建筑物设置等的勘测、设计、预算工作，绘制总干渠带状图。那时，筹备领导小组宏观上负责各路人马的调配，现场指挥所具体指挥作战。除了民工服务大队的生活补助和干部发薪外，所有人员都是借调，工资、车辆、油料、生活都由原单位负责。水文大队原来就在条山气象站和条山、秀水村民家里借宿；服务大队安排在县级机关集体食宿；其他三百多人，连同家属、子女六百人，县城芦阳民房安排不下，一部分住到城北墩村民家里。
电力提灌工程，这是他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工程，不是靠一把镢头就能解决问题的工程。李培福深知这一点。引洮工程的经验教训让他深知，搞水利建设，没有正确的科学理论做基础，一切都是瞎扯淡。这个工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为龙头，做基础，才有可能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人从哪里来？
想到这个问题，李培福无声地笑了。他笑得很果断，很有深意。是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却因家庭背景、政治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磨难。很多的“五七干校”“牛棚”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而这些人，怀有一腔热血，却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培养工程所需要的人才，就没有成不了的工程。
*浩浩荡荡的勘察队伍开进荒原。
一个人，一生中所能拥有的重要的机遇和平台，也就那么有数的一两次。这个机遇和平台，却可以成就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和成就。人生短暂，真正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个机遇显得尤其重要。遭受挫折的李培福，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他坚信，那些心怀壮志的知识分子，一定也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情怀，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人都小心地压抑着这一愿望罢了。
李培福透过缭绕的烟雾，看到了闪烁的希望之光。草船借箭，借工程这条船，动员省内各机关单位到景泰来大办农场，还愁技术、资金、设备、人员的问题吗？
慢慢清晰的思路让李培福感到兴奋。是呀，这个想法，对工程、对机关单位双方都有利，实行起来应该不是问题呀。景泰川大片的土地，是兴办农场的好地方，既满足了这些厂矿企业为职工谋福利的愿望，又解决了工程所需的保障，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还有行不通的道理？这不是草船借箭，而是金船借箭呀。家有梧桐树，还怕引不来金凤凰？
有了好主意，就不愁无米下锅了。既然是筹备，李培福首先与兰炼交流，按照省委的部署，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动员他们将兰炼农场从靖远旱坪川搬迁到景泰川。
在李培福的眼里，兰炼农场，可不仅仅是一个农场呀。兰炼不仅是甘肃省的金疙瘩，它的一举一动，对省内其他厂矿企业，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号召。同时，兰炼雄厚的经济实力，更是这个工程所需要的经济保障。
事实证明，李培福搬来兰炼农场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厂矿企业。此举不仅为整个工程的建设创造了条件，而且开了省会兰州大批厂矿、机关单位来景泰大办农场的先河。从兰炼开始，引来了七八十家，甘肃省和兰州市相当一批大、中、小厂矿、机关、学校，纷纷前来办农场。继兰炼之后，企业有兰石、长风、白银公司、万里、兰钢、兰化、十一冶、兰州机床厂、综合电机厂、建工七局等，学校有工大、兰大、医学院等，都分别选了条件优良的地段，围绕在指挥部周边的大片地域。总干渠两边，草窝滩、席滩，长城内外，或铁路、公路两旁，周围百余公里的荒野上，随处可见兴建的农场厂房。
借来箭，就有了工程所必需的基础保障了，看着热火朝天的场面，李培福长出了一口气。开始其他方面的筹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