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的特色

公元前7世纪兴起的希腊文明，与前面我们曾经探讨过的尼罗河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两大文明体系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两个文明体系属于大河文明，都是以原始农业起家，在各自的发源地经过了漫长的年代，围绕庙宇宗教成长起来。国王和神王们把这些松散的城邦组合成了帝国。但是这些帝国都被野蛮的半游牧民族毁灭了。原本这些文明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航海、农业、城市、文字应有尽有，可是很快这些辉煌的成就就都变成了废墟。在废墟上，古希腊文明形成了。古希腊历史中之所以没有宗教庙宇、僧王时代，也许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对庙宇和城市的关系，希腊人非常熟悉。在他们印象中，城市的标志就是高大的城墙。希腊人是否曾经在他们摧毁的文明中过上市民生活，是否有市民组织我们不得而知。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城市外面不设防的村庄里的，因为城市已经被他们摧毁了。不过，这些城市还是作为样板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建立安全的据点。在此过程中，庙宇自然而然被他们当成了城市固有的一分子。外来者总要适应当地的环境。随着时间的迁移，受被征服者信仰的影响，希腊人也变得日益相信宗教和趋于迷信了。

阿喀琉斯之死雕塑，现存于希腊科孚岛阿喀琉斯宫

前面讲过，早期雅利安人的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不过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不是壁垒森严的。在战争中，两个阶级都要服从“王者”的领导，这个王者不过是贵族家庭中居首位的人罢了。

当他们成为征服者以后，两个阶级之下就有了一个新的、更低的阶层：农民、手工艺者和苦力。这些人大多是奴隶的身份。当然，在古希腊的城市中，也不全是包含三种阶层的，比如有些城市的居民全都是被征服者，就不会呈现三种阶层。在有三种阶层的城市里，原来的土著居民成了被压迫的隶属阶层，他们可以被看作是整个国家的公共奴隶，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斯巴达的赫洛特人。

贵族和平民成了地主、乡绅、造船厂厂主和商人，还有一些贫穷的自由民充当了懂技术的工匠或者水手。希腊文明中的僧侣不再仅仅是神龛和庙宇的守护者，而是开始管理祭祀活动。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僧侣也归入了官吏阶层。古希腊的男性公民生命轨迹单一：年轻时是战士，中年是统治阶层，老年时就当僧侣。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僧侣相比，希腊人的僧侣人数少而且社会作用也不大。

古希腊人的神灵其实是一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这让人们不怕，也不敬畏神灵。不过在这些神灵的下面，还有一些被征服民族的神。这些神的崇拜者是下层的奴隶和妇女。古希腊人从来不相信自己的神能够显示神迹或者支配人生，但这不妨碍他们爱好占卜和祈求神谕。古希腊城邦的宗教圣地德尔斐就以能够显示神谕而闻名。在这种宗教环境里，庙宇里的僧侣根本不可能独立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更谈不上有权势。

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有时会以公民共同体的身份，组成希腊城邦的主体。但在大的城邦里，公民的数量往往远少于奴隶和没有公民权的异邦人。城邦对于这些奴隶和异邦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城邦仅为公民服务，维护公民的利益。奴隶和异邦人在法律上没有发言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希腊有一个和东方的君主政体大不相同的社会结构。古希腊公民的社会地位，与犹太国后期的以色列子孙的地位类似。不同的是，希腊人中既没有“先知”和“祭司”，也没有“耶和华”。

与以前人类其他社会文明相比，希腊城邦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异：他们始终出于无法结束的分裂割据状态。不管是古埃及、苏美尔、中国，还是印度，虽然他们都是从独立城邦开始发展的，但后来都经过了一个统一的过程，唯独古希腊始终分裂。这可能源于他们独特的地理环境。希腊国土上密布群山和河谷，各个城邦之间交通很不方便，这就削弱了某一城邦对邻居们的影响力。而且，许多希腊城邦位于海岛上，这更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希腊城邦很小，有的甚至只有几平方英里那么大。即使是希腊最大的城市雅典，其鼎盛时期人口也不过30余万，其他小城邦更是很少超过50 000人。就是这些人口中，奴隶和异邦人也占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