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

第二十七章　恺撒

Julius Caesar

罗马诸皇帝

受爱国主义情绪的干扰，西方学者往往会对恺撒即位后建立的罗马帝国给予过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国家组织、文化事业和社会安宁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而之后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传统均继承自罗马帝国。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仅仅存在400余年就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并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它后面的拜占庭帝国也并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延续，而是亚历山大希腊帝国的延续——拜占庭人说希腊语，其帝王虽然沿用罗马的尊号，但这个尊号已经应用得很普遍了。

在罗马帝国统治的400年间，战乱和安宁间杂存在，但歌舞升平的时间总共也不超过200年。这与同时代稳健发展的中国、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以及被闪米特人征服前的苏美尔相比，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灿烂罢了。就是波斯帝国和印度，其文化发展也不比罗马弱。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罗马能够得到如此盛名，完全是沾了它后裔繁荣昌盛的光。

罗马的元首——我们更习惯于把他们称为“皇帝”，可以分为两系。第一系有以下几位：

屋大维（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史称“奥古斯都·恺撒”。他在位期间，对帝国内部政府机构和财政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能够在官吏中树立遵纪守法和廉洁奉公的精神，他准许平民上诉。不过，在帝国边界问题上，奥古斯都犯了错误：他把莱茵河和多瑙河划定为帝国欧洲边界，这就意味着放弃了对日耳曼的控制，殊不知要想保持欧洲的稳定，日耳曼是重中之重。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放任亚美尼亚独立，导致那一地区始终战乱不断。当然，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想先稳定内部，然后再向外扩张，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古罗马描述角斗场角斗士迎接皇帝的画作。类似尼禄的荒淫无道的罗马皇帝比比皆是

提比里乌斯（14—37年在位），在史学家眼里，他是一个治国能手，但在当时的罗马人民那里他却饱受排斥。据说提比里乌斯荒淫无道，整日沉浸溺酒色。可是即便如此，他当政时期罗马帝国却依然繁盛。只不过我们现在发现的资料都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也很难断定真实情况如何。

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据说神经方面有问题，可是在他当政的4年时间里，罗马却一切正常。他似乎曾经有恢复罗马议院和共和制的想法，但很快被军队制止。最后他在皇宫被奴仆刺杀身亡。

克劳狄乌斯（41—54年在位）是卡利古拉的叔父。卡利古拉死后他被军队推举上台。虽然克劳狄乌斯才能平庸、天赋不高，可是他却极为勤政。不管是拓展罗马帝国西部疆域还是占领不列颠南部，都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功绩。后来，他被养子尼禄的母亲阿格丽皮娜毒死。

尼禄（54—68年在位），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与提比里乌斯非常接近。虽然他荒淫无道，但是罗马帝国深厚的底蕴还是支撑他掌权达14年之久。尼禄饱受诟病的事情是他杀死了深爱他的母亲和妻子。杀害母亲是因为他嫌她过于啰唆，杀害妻子是因为他迷上了一个名叫波佩亚的女人，后来尼禄和波佩亚结婚了。当时的皇帝在选择配偶上，并不比一些只知道感情用事的人好多少。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强大的宗教精神支撑，也没有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怀，所以他们娶的女人很多都是穷凶极恶且目不识丁的人。再加上皇帝往往不受法律约束，所以他们往往会把一瞬间的不满和冲动变成真正的恶行。

尼禄在罗马非常不得人心，广受攻击。但是他受攻击的原因却不是他杀害了自己的至亲，而是因为不列颠的一位皇后率众叛乱，罗马军团受到惨重损失；此外，当时意大利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造成巨大损失。这些加在一起，民众心中的迷信恶习就被彻底引爆了。他们也许会容忍一个荒淫的君主在位，却绝不允许他给国民带来厄运。驻西班牙罗马军团老将加尔巴自立为帝，率先造反。68年，尼禄因援军迟迟不到而自杀了。

13世纪罗马雕塑艺术品：饱受争议的安敦尼·皮乌斯

加尔巴不是唯一一个想当皇帝的军阀。莱茵河军团、帕拉廷军团和东方军团的统帅们都想爬上那个位置。因此，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罗马居然有了四位皇帝。其中最后一个是来自东方军团的维斯帕西安。他实力强盛，所以最后彻底坐稳了帝位。至此，奥古斯都·恺撒这一系就宣告终结了。“恺撒”也从此不再是罗马皇室的姓氏，而成了一个称号。罗马民众被强迫崇拜皇帝，罗马皇权也就此带上了一丝东方色彩。

维斯帕西安、他的儿子提图斯和多米提安构成了第二个罗马帝国王朝——弗拉维王朝。多米提安被杀后，即位的一系列皇帝都和维斯帕西安没有了血缘关系，而只是继承关系。这一王朝被称为安敦尼王朝。涅尔瓦是多米提安死后的第一任皇帝，其次是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皮乌斯和马可·奥勒留。

在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疆域又进行了扩张。84年，北不列颠被纳入罗马；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三角洲地带也并入了罗马版图；特兰西瓦尼亚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被改名为达契亚。图拉真先入侵安息，然后又吞并了亚美尼亚、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至此，罗马帝国疆域达到了巅峰。不过，他的继承者哈德良就有些过分谨慎了——他放弃了图拉真在东方扩张的领地，放弃了北不列颠。为了抵挡游牧民族，他为城市修筑了高大的城墙。可是这一举措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当城市内部力量大于外部的时候，据城而守很有效果，可是如果反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哈德良曾经在不列颠中部修筑城墙，把不列颠一分为二，接着又在莱茵河、多瑙河之间修筑栅栏。在他当政期间，罗马的扩张势头渐渐衰弱，北部边疆已经对入侵的条顿人和斯拉夫人诸部落采取了完全的守势。

历史上对马可·奥勒留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作为皇帝，奥勒留喜欢身穿祭司的服装去主持祭祀典礼，这种行为深为民众反感。此外人们还对他不能约束自己那恶贯满盈的妻子心怀不满。奥勒留的儿子康茂德是个典型的纨绔败家子弟，很难想象一个良好的家庭中会出现他这样的人物，所以有人甚至怀疑他的出身。不过，这纯属野史，毫无根据。抛开这些问题，奥勒留还算得上是一个一心图治的皇帝。虽然在他执政期内，罗马经历了一系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而且国家还面临蛮族入侵和内部反叛的危机，但他最终还是维持了罗马的社会安定。法勒在《英国百科全书》中这样介绍他：

“奥勒留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公民登记、调解诉讼、提高公民道德、保护妇孺、压缩公共开支、限制格斗竞技、维修道路、恢复元老参政权、任贤管理、订立城市运输条例，等等，他都要亲力亲为。为此，他每天都要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因为他是皇帝，所以经常要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或者观看演出，每到这时候，他或者看书，或者听别人议论，或者做笔记，以减少时间的浪费。奥勒留认为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草率处理的，浪费光阴在他眼中是最重的罪过。”

不过，人们对奥勒留的印象还不仅如此。他是斯多噶哲学流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所创作的《沉思录》对人类灵魂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这为他赢得了世世代代人们的敬仰。

奥勒留去世后，罗马平静而美好的社会阶段宣告终结，他的儿子康茂德把罗马带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就当时的社会而言，罗马帝国已经平静了将近200年，从那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皇帝们开始荒淫暴虐。蛮族入侵和军队的溃退也日渐威胁罗马的生存。在那一阶段，也有几位皇帝称得上“有为”，比如，塞韦鲁斯、奥勒利安和普罗布斯。塞韦鲁斯是一个迦太基人，他的姐姐还因为不懂拉丁文而一直说布匿语。除了他们三个以外，这一时期的其他几个皇帝都是昏庸之辈，在历史上毫无作为。

混乱的罗马出现短暂的割据在所难免，所以有时候罗马会出现几个皇帝分别统治不同地域的情况。此外，也有些皇帝被入侵的外敌杀死，他们也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说明罗马的整个体制在当时都是不稳定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

几个世纪中，罗马暴发了数次瘟疫，这对当时社会变迁和罗马种族式微起到了不小的影响。164年至180年，罗马全境曾暴发过一次大瘟疫。瘟疫所到之处，社会结构崩溃，民生凋敝，这一事件成了康茂德登基后罗马大乱的导火索。这场瘟疫也曾经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除了瘟疫，气候变化也引起了饥荒等灾难的发生。

在罗马帝国灭亡前夕，有几位皇帝曾试图拯救罗马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可是效果不佳。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描写一下在罗马200年的昌盛期间，罗马帝国人民生活的一些情况。

罗马文化发展的极致

从公元前27年至180年的两个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和平年代，不过这200年不是一个创造的时代，而是一个消耗的、专注于建筑和贸易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人的精神和道德都渐渐沦丧了。如果我们从数千英尺的高空向下俯视，会看到罗马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繁荣。从约克到昔兰尼、从里斯本到安提俄克，巨大而繁华的城市随处可见。这数以千计的城市每一座都有高耸的城墙、宏伟的庙宇、圆形露天剧场、繁荣的市场、巨大的高架渠和修缮完好的公路。即使到了现在，人们面对这些城市的遗迹还是会惊叹不已。城市外面，肥沃的田地布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们都是饱受剥削的奴隶开垦出来的。在地中海和红海上，海运极其发达。当然，海盗们也极为猖獗。

古罗马帝国政治家、哲学家、演说家西塞罗的手稿。罗马帝国文教事业繁盛，大量学者都留下了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著作

在高空，我们只能看一个大概，如果落到地面上就会发现，罗马人其实做得更好。自从尤利乌斯·恺撒登基以后，罗马人的言行举止开始变得有涵养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变得日益深厚，那些豪饮后发泄兽欲的丑陋习俗渐渐消失。安敦尼王朝期间，保护奴隶免受极端虐待的法律面世，将他们随意卖给角斗场的行为遭到严厉禁止。城市建筑景观越来越壮美，富裕人家的房屋装修也越来越具有艺术感。人们进进出出，衣冠都非常整齐华丽。当时罗马帝国已经与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蚕桑虽然没有传入罗马，但这不妨碍进口丝绸。虽然这些华丽的布料在罗马的价值相当于等重的黄金，可是人们依然趋之若鹜，贵重金属也因此而不断地流向东方。

罗马人的烹饪技术和宴饮艺术也有很大进步。佩特罗尼乌斯^[1]曾经记录了一次富豪宴饮的场景：各种珍贵食物层出不穷，就算在今天的纽约也很难看到这么多珍馐奇味；音乐、舞蹈、魔术、吟唱等表演穿插席间，场面热闹非凡。可以说，当时的罗马完全被奢侈豪华的生活习惯笼罩着。

社会上拥有的书籍越来越多，人们都以收藏大量图书为傲。可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没有时间去仔细阅读，而仅仅是草草翻阅罢了。当时希腊的知识向东、拉丁的知识向西传播，都处于知识扩张阶段。在不列颠或者高卢的任何一座城镇，如果有人想深入学习一下希腊文化，那么随便找个奴隶就可以充当他的老师——保持奴隶具有较高知识水平是奴隶主的责任。

在罗马共和国和更早的时候，罗马人非常蔑视希腊人和希腊语，可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罗马人开始崇尚希腊旧学，它的威望与牛津和剑桥在维多利亚时代所具的威望一样高。所有希腊学者既受到人们的尊敬，又被人们贬低，这与希腊当时在罗马所处的地位有关。切实研究希腊知识的人有很多，偶尔给希腊文作品做注释的也不少。不过，正是因为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追捧，导致纯正的希腊精神几乎被完全摧毁。亚里士多德的笔记作品被奉为绝品，许多人都以模仿它的体例文风为荣，可是真正深入钻研其内涵的却不多。所以，在罗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根本没有造成特别深远的影响；可在叙利亚和阿拉伯，他的作品译本甚至影响了千年后的阿拉伯文化。这点不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希腊文学受到狂热追捧的同时，一向号称“艺术文字”的拉丁文也没有被忽视。奥古斯都一系的皇帝都喜欢临摹文学。他们羡慕荷马史诗的伟大，所以就有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这种临摹文学是一种富豪阶层才能进行的文化运动，它堪称罗马帝国早期时代的光荣。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回顾“安敦尼时代的光辉”作为这部伟大作品的开篇。这部作品创作之初就被要求应着重称赞当时社会的繁荣安宁。吉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还算满意，但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所以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诡辩：

“在罗马帝国，勤劳能干的人们需要为富豪服务。巨富之家居住的房屋、穿着的服饰、陈设的家具，都集中体现了风雅、闲逸的情趣和精致。这种精致往往被历代道学家以“荒淫奢侈”为名大力谴责。如果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为了满足享受欲望而做的浪费之举，那么它们对完善人类的道德是有帮助作用的。可是在这个物资还略显匮乏的时代，奢侈之风就难免使人走向堕落和愚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却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

“那些能工巧匠没有属于自己的田产，可是他们却能够获得地主的资助，这促使他们主动为增加土地产出而尽心竭力，其结果是佃户得到的更多，幸福感也越强。这种特殊的效果会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方面，在罗马境内，其作用尤其明显。如果奢侈品的制造商和享受者不能把从普通劳动者那里压榨来的财富再返还给他们的话，那么罗马的财富很快就会枯竭。”

吉本的文字间满是炫耀，可是嘲讽之意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不是单单在高空浮光掠影地观察街市、酒宴或者角斗场，而是深入观察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就会发现这些灿烂动人的文明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人们内心深处对当下的和未来的世界，完全是一种迷茫的状态。

古罗马铜像《读书的女孩》

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实。把罗马帝国最安宁繁荣的那两个世纪和同时代的希腊化世界做一个对比就能发现，罗马在科学方面毫无建树。罗马贵族统治者在缺乏探索精神，其顽固不比他们修建的石质建筑差多少。许多人认为，罗马人至少应该在地理学方面有所建树，因为政治利益要求他们对边境以外的世界有清楚的了解。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罗马人留下的游记很少有涉及国界以外地域的，像希罗多德那样撰写大量关于斯基泰人、非洲人的记述的人简直凤毛麟角，至于关于印度和西伯利亚的描述，在拉丁文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罗马军团曾一度到过苏格兰，可是他们却根本没想着要留下任何关于皮克特人或苏格兰人的分析、记录文章。像汉诺或法老尼科那样进行探险活动，则完全是不被罗马人所看好的行为。

迦太基被毁后，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的船只日渐减少。罗马向亚历山大城学习天文学和地理学就更加不可能了。不仅对这些抽象的科学罗马人不屑一顾，就连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实用科学，比如如何用蚕丝织丝绸、如何制作香料、如何采集琥珀和宝石，等等，也看都不看。要知道，想弄懂这些，在当时那个交通已经相对发达的年代，并不是什么不能实现的事。

“罗马人从周边邻国甚至更远的地方搜刮物资，供罗马国内维持奢侈的生活。来自斯基泰森林的皮草，来自波罗的海、多瑙河的琥珀，这些在蛮族眼里一文不值的东西，都是罗马人趋之若鹜的珍品，他们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对此蛮族们大为惊奇。每年，罗马都要进口大量巴比伦的地毯和来自东方的其他制品。阿拉伯和印度是罗马最重要的贸易对象。每年夏至时节，12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会从迈奥索尔莫斯出发，依靠季风经过40天航行穿过大洋，抵达马拉巴尔海岸或锡兰岛。在这里，无数来自亚洲遥远国度的商人正等待着他们。12月或者1月是罗马商人返航的时间。他们会先抵达非洲，然后用骆驼把从东方带回的商品经红海、尼罗河和亚历山大城运回罗马城。”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哀：罗马人宁可让自己沉浸在举行宴会、剥削下层人民、想办法赚钱和观看格斗表演中，也不愿去向印度、中国、波斯和斯基泰人学习知识。至于关于佛陀的思想，关于匈奴人、黑人、北欧民族和西方海洋的事情，他们就更没有兴趣去了解了。

回顾罗马帝国纸醉金迷而又故步自封的社会状态和他们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社会气氛，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虽然罗马社会兴盛，但是物理、化学等科学却停滞不前了，这也导致罗马人无法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罗马医生大多是希腊人，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奴隶，由此可以看出，罗马贵族甚至不知道知识可以“购买”使用权，而只知道一味地掠夺。

当然，罗马人当中也不乏才能卓著者。之所以他们蔑视科学，完全是其社会和经济情况所致。从古至今，意大利出现的著名科技人才数不胜数。比如，生活于马略和尤利乌斯·恺撒执政时期的卢克莱修，据说就有不次于达·芬奇和牛顿那样的天赋。他曾经用拉丁文撰写了长诗《物性论》。在诗中，他大胆假设了物质的构成和人类进化的历史，其观点之新奇令人惊讶。奥斯本在创作《旧石器时代》一书时，经常引用《物性论》里面的词句，这说明卢克莱修的科学思想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有其科学价值。遗憾的是，这种特殊的人才却没有带动罗马的科学整体进步。在万恶的贵族和军阀统治下，罗马科学渐渐窒息死亡。所以，卢克莱修一个人的特例并不能代表当时整个罗马对待科学的态度。相反，杀死阿基米德的士兵的行为，却能真实地反映一二。

物理、生物等科学在罗马完全没有生长的土壤，政治学和社会学之类也同样缺乏生存的空间。在罗马，如果一个人随意谈论政治，那他往往就会被扣上“不忠于皇帝”的帽子，而探索社会或经济的奥秘，则会直接威胁到富豪们的利益。所以，一直到罗马灭亡，也没有人去认真分析一下罗马的社会经济是否健康，更没有人去反思一下罗马官制的利弊。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罗马帝国始终没有人察觉开发民众智力对于巩固国体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发现普及教育有加强国民向心力、使人们保卫国家就像保护个人财产一样努力的作用。事实上，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也不希望民众有为公共事业而奋斗的精神。结果，平民们被富豪剥削得陷入赤贫，可是却没有人表示反对。罗马军团中充斥着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努米底亚人——罗马贵族认为自己可以依靠金钱收买异族人帮他们抵御外辱和镇压国内的反抗。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啊！罗马教育缺乏的程度，从罗马人居然想不清楚其中的道理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

历史学家罗伊·斯图尔特·琼斯曾记载说：

“恺撒给语文教师以公民的资格；维斯帕西安在罗马设立拉丁语讲座，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则出资把这种讲座扩展到全国。地方上，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公益教育。我们从那时的信札中可以知道，意大利北部城镇中曾建有公立学校。这些现象看似很好，知识得到了传播，可事实上人们在智育上却并没有真正的进步。奥古斯都把许多著名的作家召唤到自己身边，他们共同促进了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形成，可是这个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元年以后，守旧的古典文学再次兴起，同时其他文学运动就都落入了低谷。那时的人们只好在漫漫长夜中回顾往昔的辉煌。”

关于这一时期罗马人思想颓废的情况，一位希腊学者曾经撰写论文，详细地分析了原因。吉本援引他的文章说：

“能力超群、曾经供职于叙利亚王后宫中的隆基努斯，始终保持着古代雅典的精神。他静静地观察着那些堕落的世人，观察他们被贬低的情操、被削弱的勇气和被压抑的才智。他说：如果把孩子的四肢、身体束缚住，那么他必然就会成为一个侏儒。同样，如果用奴役的偏见和习惯束缚住人们的心灵，那么人们就永远不会变得像我们所钦佩的某些古人那样伟大。那些古人都生活在平民政府统治下，可以像活动四肢那样自由地创作……”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罗马帝国对民众心灵的束缚有多么严重。让罗马人的心态始终处于幼稚状态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经济奴役和政治奴役。吉本记录了一个生活在哈德良时代的名叫希罗德斯·阿提卡斯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罗马平民与罗马的“辉煌”之间离得有多远。阿提卡斯家财万贯，喜欢捐助修建各种城市建筑，比如，他在雅典修了一个赛马场和一座雕刻精美的柏木剧院以纪念他的妻子；他还在科林斯建造了一座戏院、在德尔斐修了一座赛马场、在温泉关修了一个浴池、在卡努西乌姆修了一个高架渠……富豪们肆意炫耀自己的财富，满足自己的爱好，可是在此期间平民和奴隶却和这些“辉煌”无关，他们甚至连参与其中的资格都没有。在希腊和亚洲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雕刻着“阿提卡斯”名字的石碑，以纪念他的慷慨和善良。事实上，他也喜欢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名垂青史”。而且，阿提卡斯还不仅仅喜欢捐资修建建筑，他还是个哲学家——只不过他的思想没能流传下来。在雅典，他有一座别墅，经常用来招待知名学者，只要这些学者不想攻击他、反对他，他都乐于招待。

在两个世纪的繁荣中，罗马社会一直止步不前。在这种繁荣下，掩盖着民众的痛苦。当时罗马的人口为1亿到1.5亿，他们的生活甚至可以用“穷困”“凄惨”来形容。的确，这200年间，罗马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其内部也很少有饥荒或者其他大的灾难，可是政府和富豪对民众的控制之严，已经到了限制自由的程度。对于那些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富豪贵族的平民来说，他们只会对艰苦的、沉闷的和缺乏兴趣与自由的生活感到厌烦。这种厌烦感之强烈，绝不是现代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有三件事可以对这种情况做一个证明。

第一件事是，平民对政治的变化毫无兴趣。对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统治者，平民们只会报以冷漠的目光。谁上位和他们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不管谁上位，他们获得的都只能是失望。当蛮族入侵时，他们也同样漠不关心，出战迎敌的只有雇佣军。举国迎战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情。之所以人们都对国家的存亡毫不在乎，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罗马帝国已经不值得为之付出了。甚至与帝国官吏相比，也许蛮族的统治更让他们感觉有活路，至少能多些自由、少些侮辱。所以，罗马民众对蛮族烧杀抢掠这种事，反应永远没有贵族富人强烈。不仅如此，许多罗马平民和奴隶还会投降蛮族，甚至加入对方的行列。这不难理解：他们心中并没有种族和爱国的意识，有的只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当平民们发现蛮族比罗马官吏更残酷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被打破的秩序再也无法恢复了。

大约创作于公元80年的反映古罗马帝国娱乐活动的画卷

第二件事是，人们厌倦生育，罗马帝国人口不断减少。在安敦尼担任罗马皇帝时期，罗马人口就开始不断减少，人们不愿意再生育儿女了。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在帝国的高压统治下，平民很难保证家庭的平安；如果是奴隶，那么既然夫妇两人都无法保证能始终在一起，生儿育女就更是拖累。在近代国家，农村是生育最旺盛的地区，这是因为农民的环境最为安逸稳定。但是在罗马帝国中，由于饱受剥削和债务的困扰，不管是自耕农还是农奴，都有不同程度的寄人篱下、精神颓废的情况。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第三件事是，新的宗教思想在罗马帝国境内开始传播。我们知道，犹太人坚信唯一的真神给了他们民族一个诺言，而且救世主即将来临。可是在罗马境内传播开的新宗教理念却与此不同。这种新宗教试图解答同一个问题：如果想脱离苦难，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罗马人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些人出于对生活的厌倦，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来世。在来世，今生所受的苦难都将烟消云散。这种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做法无疑是一种自我麻醉。

罗马世界崛起的这种宗教就是后来的基督教。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永生和得救。刚刚起源的时候，它主要在社会下层人士中流行。后来有人把基督教称为“奴隶的宗教”就源于此。它把被压迫的下层民众和奴隶吸收进教会，给他们希望和自尊，帮助他们匡扶正义、忍耐逼迫和苦楚。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和性质，后面我们还将详细描述。

罗马人思想的极限

我们已经探究了罗马帝制无法发育成健全的政治制度的原因：没有良好的治国策略，是不可能获得好的统治效果的。罗马帝国充其量不过是用官吏暂时维持和平罢了，这终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罗马人没能发展出健全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在于罗马国内缺乏思想的自由活动空间，也没有任何促进知识增长和使之得到应用的组织。罗马社会整体都是重财富、轻科学的。富豪统治着一切，具有聪明才智的人被当作奴隶卖来卖去。所以罗马也就成了一个极其无知和没有想象力的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能奢望他们有多大的先见之明呢？

当时的罗马对地理学和人种学极其轻视，因此在军事方面也就没有了战略思维。罗马的将领对俄罗斯、中亚和东方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认为只要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就足够了。至于把日耳曼人“罗马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现在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亚欧地图和罗马帝国周边的形势就会发现，同化日耳曼人是保持西欧和平的关键。如果对日耳曼人置之不理，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楔子”。当匈奴人这把“锤子”南下的时候，则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欧就都将面临崩溃的局面。

此外，罗马人还错误地把边界定在了波罗的海岸边，不再前进一步，结果就把这片可以供人练习航海能力的海域，亲手送给了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丹麦和弗里西亚海岸的古代北欧人。罗马人愚蠢地视北方新兴起的大批战斗力强大的海盗如无物，而且他们也没有发展地中海航线。结果，当蛮族入侵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法把远在西班牙、非洲或亚洲的军队运到罗马和亚得里亚海救急。与罗马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达尔人未经一场海战就成了西地中海的主人。

在幼发拉底河，罗马人曾经被一队骑射兵挡住过脚步。从那时起，他们就知道在平坦辽阔的地形中，原来的罗马步兵军团并不适用，而且早晚有一天东日耳曼、南俄罗斯或安息的游牧民族要同帝国一决胜负。可即便如此，恺撒死后200年，罗马军队依然墨守成规，沿用往日500人为一军阵的军队编制和古老的训练方法。结果罗马军团一旦被骑兵包围，乱箭之下他们很快就会彻底崩溃。问题是面对接连的失败，罗马人始终不能进行反思和改革。

除了军制，罗马人在运输方面也没有丝毫进步，这一点是非常让人吃惊的。维系罗马国内统一，依靠的就是军队和快速便捷的运输。罗马共和国曾经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宽阔的道路，可是罗马帝国政府却从来没有对其进行过修缮。在安敦尼担任皇帝以前，亚历山大城的希罗就已经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可是类似这种的科技之花却最后都被淹没在了罗马富豪的图书室里，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罗马帝国的军队和邮差只能像他们300年前的前辈那样，沿着大道辛苦奔走。

哈德良长城遗址。为保护帝国安全，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在今英格兰北面的边界修筑了一系列横断大不列颠岛的防御工事，后人将其称为“哈德良长城”。它标志着罗马帝国扩张的最北界

罗马作家们常常哀叹那个时代罗马全国上下的萎靡不振。要知道，同时期生活在森林、草原和沙漠里的人要比罗马平民更能吃苦、更奋勇作战。原本罗马人可以依靠自己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弥补这些人种上的差距，可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罗马皇帝选择招募蛮族充实军队，教给他们战术，让他们在帝国境内驻扎，而且放任其离开并回到自己的部族中。

由此可以看出，罗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家精神的重要性，更没有去努力推广教育，训练、引导人民参与国家大事。其实，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引导人民参政和普及教育是和贵族富豪统治利益相背离的。统治阶层更愿意用宗教控制人民，科学、文学和教育不过是让奴隶掌握、用来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奴隶和平民就像牛马一样被豢养、训练和贩卖。那些卑鄙、愚蠢、傲慢自大的富豪们用种种手段建立了帝国，统治了人民，并认为自己从此就可以随意凌驾于万物之上，却不知已经开始给自己挖掘坟墓了。危机正在罗马帝国内外同时酝酿。

公元2世纪、3世纪以后，负担沉重、制度苛刻的罗马帝国逐渐走向了灭亡。

大平原的骚乱

要想知道罗马帝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我们就必须了解罗马以外东北方大平原上的情况。这个大平原自荷兰开始，蜿蜒向东北，经过日耳曼、俄罗斯、中亚和蒙古，一直抵达中国。那时的中国正发展成为一个比罗马更为坚强、在道德和智慧上更为发达的中央集权国家。

英国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庄延龄先生曾经说：

“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喜欢以‘世界主人翁’身份自居，他们喜欢夸口说‘曾经把全世界都纳入欧洲管辖’，其实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地中海沿岸的一部分或者波斯和高卢的一部分罢了。居鲁士、亚历山大、大流士、薛西斯、恺撒和庞培都曾进行过远征。这些远征的规模与东亚的战争规模相比，只能算是‘旅游’，其影响也远谈不上有多大。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经常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创立了一套独特、有悠久历史和批判精神的文学。此外，中国人还有完整的礼仪、华丽的服饰、统一全国的典章制度。这些是欧洲远远比不上的。总之，远东和欧洲各有其特点和优势，只不过它们都需要人们去发掘和研究。既然我们对发生在鞑靼平原上的事情可以忽略无视，那我们就不能苛责中国人不去理地中海和里海附近发生的事——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以前眼里的整个世界。”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虽然它比现在的中国要小很多，可是囊括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后，依然称得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公元前246年，他继承了秦王王位，公元前221年登基为帝，然后一直统治秦帝国到公元前210年。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做了与恺撒在罗马做的类似的事情。

秦始皇驾崩后，很快秦朝就陷入了动乱。经过4年的战争，公元前206年，维持了200余年的西汉建立了。西汉末年，权臣篡权，王朝再次陷入动乱。后来东汉建立，又继续统治了150年。大约在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时期，中国陷入了持续11年的瘟疫灾难。这次瘟疫也同样给西方带来了近一个世纪的混乱。在瘟疫暴发以前，中国总体上度过了400年左右的太平岁月。这期间，政府治理得法，国家统一昌盛，这是西洋史上任何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汉朝建立者汉高祖继承了秦始皇反对儒生的政策，可是他的继任者很快又恢复了对儒家的崇拜。这是因为旧的分封制已经被打破，为了加强全国的凝聚力，在国内倡导统一的学术思想很有必要。当罗马帝国尚浑浑噩噩不知道应该统一全国思想的时候，汉朝皇帝已经在全国开始普及义务教育。依靠对教育和全国性统一思想的重视，中国一直到近代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向心力和团结精神。

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都有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人文历史，中国与之类似，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自汉朝以来，中国屡次经历剧烈的政变，屡次出现分裂，甚至有被异族征服的时候，可不管如何变化，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从没有变过。分裂会再次统一，蛮族会被同化。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汉代及其以前的中国历朝之所以能保持团结，很大原因在于中国北部匈奴人的威胁。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人民皆想尽办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威胁。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匈奴，下面再简要回顾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在西方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斯基泰人，他们与米底人、安息人、哥特人等游居于多瑙河和中亚之间的雅利安人完全不同。雅利安人分为两部：一部向南，逐渐形成相对安宁的农耕文明；一部走向草原，过着流动和游牧的生活。后者已经习惯于住帐篷，靠大轮车进行运输，放牧牲畜，以乳制品作为主要食物。他们渐渐放弃了农业，即使是以前习惯干的采集收割天然谷物种子这类事，也彻底不做了。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影响。俄罗斯南部和中亚的沼泽、森林当时已经慢慢变成了草原，这种环境有利于建立大型牧场，适于人们过非定居的生活。只不过，因为冬季北方不适于畜牧，所以人们一年要进行两次迁徙。这些游牧民族政治制度落后，各部落之间时分时合，而且彼此间因为有相同的生活习惯，所以也无法进行严格的区分。

古代的匈奴人和现在的蒙古人同出一族——突厥人或鞑靼人，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也是从这一血统中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用“匈奴人”这个词来概括他们是很适合的，这就像我们在西方使用“斯基泰人”这个词一样。

中国的大一统给匈奴人造成很大麻烦。他们以往南下进攻中原很容易，可是现在却被长城挡住了去路，而且，长城以内还有坚强稳固的政府和精锐军队在等着他们。长城挡住了匈奴人的入侵，却不会限制中央政府开拓边疆的行为。经过几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中原人口数量大大增加，中原每一块可供居住和耕种的土地都被他们所占领。向西，他们进入了西藏了，向北和西北，则抵达了戈壁沙漠的边缘，甚至就连匈奴的传统牧场也遭到了他们的开拓，这与美国白人向西部扩展，进入印第安人领地如出一辙。虽然作为农耕民族，中原汉人依然逃脱不了被匈奴人袭击和屠杀的厄运，但在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坚强的政府支撑下，他们依然显得那么不可战胜。事实上，即使没有政府支持，中国的农业文明依然有巨大的生长潜力。也许这种生长的脚步很缓慢，但是3000年来它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匈奴南部的一支为汉民族同化了，更靠北的部落则不得不向更北或者西方迁徙。

匈奴人的骑具。马额甲、勒带和马鞭把手

翻开中亚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一片巨大的山脉把亚洲的南部、西部和东部分隔开来。这片山脉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位于西藏南部的、东南走向的喜马拉雅山脉；位于西藏之北、东西走向的昆仑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相接、东北走向的天山山脉。这片巨大山脉的北方，是一片温暖而干燥的大平原。在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是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的河流全部是内流河，它们最后都消失于沼泽和湖泊中，这里的土地曾经非常肥沃。塔里木盆地西面的山脉海拔很高，可是山势并不险峻，有许多道路通往中亚。沿着昆仑山脉的北麓，或经由塔里木河流域一直向西，可以抵达喀什噶尔。从这里再翻越山脉，就能抵达达浩罕、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大城。这条便捷的通道促使雅利安人和蒙古利亚人在这里碰撞、交会。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曾率军到过这片山脉。这里的一个高山湖泊，还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民间，亚历山大远征的故事久久流传。几乎中亚所有遗迹的石碑上，都刻有亚历山大的名字。不过，从那以后，这一地区的历史就沉寂了很久，一直到东方文明再次照亮这里。

秦始皇击溃匈奴人并修建长城后，匈奴人除一部分留在中国北部外，其余大部向西迁徙。当时，昆仑山东部生活着与匈奴人相同人种的月氏人。他们被东方“逃难”来的匈奴人赶到了昆仑山的最西端，接着又不得不跋山涉水进入中亚——那里曾是雅利安人的地盘。多年后，月氏人同雅利安人相混合形成了印度——斯基泰人。100—150年，他们自开伯尔山口南下，一举征服了印度北部地区一部及瓦拉纳西。历史上，蒙古利亚人曾向西方进攻过许多次，这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在月氏人身后是匈奴人，匈奴人身后是强大的汉朝人。当汉武帝掌权时，匈奴人被赶到了西域东部，塔里木盆地变成了汉族移民的天堂，大批商队带着丝绸、漆器和玉器向西而去，换回大量亚美尼亚和罗马的金银。

历史上对月氏人西侵有明确记载，可是对匈奴人西进却语焉不详。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这400年间，中国始终对北方游牧民族保持着进攻的态势，牧民们不得不向西迁徙。这些迁徙的民族几个世纪后开始向南移动。公元前1世纪，安息人已经有了斯基泰人和蒙古人的血统，使用“鸣镝”击败克拉苏的军队就是来自阿尔泰山和天山。这一时期，强大的游牧民族开始向富饶而孱弱的里海以北进发。1世纪，中亚部分地区已经被蒙古化了，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75年，随着汉朝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游牧民族掀起了西进的高潮。这次西进一直到102年汉朝大将班超停止进攻，才开始逐渐减缓。

1世纪时，抵达欧洲东部的蒙古利亚人开始与雅利安族牧民相融合。作为蒙古利亚人一支的匈奴人定居在了里海和乌拉尔之间。在他们西边居住的是被称为“阿兰人”的蒙古利亚同胞。阿兰人带有一部分雅利安血统，他们曾于公元前65年和庞培在亚美尼亚大战。阿兰人应该算是那时西进的蒙古利亚人最远的分支。在他们西北部生活的芬兰人也是蒙古利亚人，只不过他们已经在波罗的海居住很久了。

月氏国王和他的奴仆

从匈奴人居住的地方向西，越过顿河后就进入了雅利安人种哥特人的地盘。哥特人属条顿族，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上他们就是从那里向南扩张，跨过了波罗的海，一直抵达黑海地区。在黑海，哥特人同化了大量斯基泰人。1世纪，哥特人分为两大支：生活于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东哥特人和在第聂伯河以西活动的西哥特人。

1世纪，亚欧大陆的大平原宁静而祥和，但人口的增多开始给战争和掠夺埋下了导火索。接下来的200年气候湿润，水草茂盛。进入4世纪和5世纪后，气候由潮湿转为干燥，游牧民族又开始动荡起来。总结起来，这片空间这一阶段最显眼的事情就是，被赶出中国北部的蒙古利亚游牧民四处侵略，在征服了北印度后，他们同雅利安游牧民相融合，最后以雪崩之势展开了对已经陷入虚弱中的罗马的战争。

在详细介绍这次战争以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战争的引发者——匈奴人的一些情况。欧洲历史学家延续了罗马史学家的观点，一说起匈奴人无不将其视为凶残的蛮族。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记载都撰写于罗马最不讲究学术严谨的时代，那些历史学家可以对敌人进行大肆诬蔑，其手段之卑鄙足以令当今的史学家瞠目结舌。最简单的例子是，一方面罗马人用“迦太基的信用”这种词作为暗指背信弃义的俗语，可另一方面，他们却对迦太基施行最险恶的阴谋诡计。他们大声指责别人的凶残，可先动手大肆屠戮、劫掠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可是“凶残”却成了他们事后攻击对手、自我辩护的借口。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匈奴人凶残野蛮的记载，都是源自那些喜欢看角斗赛的人之手。他们最喜欢干的，就是把一切反对者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罗马这样死去的人能有数十万人之多。在这些人看来，占据帝国大部分人口的奴隶都是野蛮成性的，可恰恰是这些“野蛮成性之人”饱受奴隶主的折磨。

在东方，匈奴人就相当于西方的原始雅利安人。虽然二者在人种和语言上完全不同，可是在游牧式生活习惯上很接近，二者很容易就混合在了一起。匈奴人并不喜好杀戮，他们更倾向于和被侵略者通婚。这是因为匈奴有很强大的同化力。他们的游牧程度比原始雅利安人要高——与后来才由养牛转向养马的原始雅利安人相比，匈奴人早就学会了骑马，这一时间是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马嚼子、马鞍和马镫这些都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而是在多年游牧生活中发明出来的。考古发现，马鞍诞生的时间不超过3 000年，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学会骑马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前面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叙述了战车、骑马人和骑兵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其实这些都是从蒙古地区传过来的。就是现在的中亚地区，马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地理学家、民族学家拉策尔记载：

“草原上有无数身高体壮、脖颈修长的马儿。对于蒙古人来说，骑马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他们需要骑马放牧。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成优秀的骑手，他们当中许多人从3岁起就在童鞍上学习骑术了。”

古时候的匈奴人和阿兰人不会与现在生活在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性格上有太大的差异。现在的游牧民族完全配得上“豪爽”“开朗”之类的形容词。拉策尔说：

“中亚牧民大多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可是他们更坦率、粗犷、善良、自信；当然，也有懒惰、易怒、报复心强的一面。不过，不管是什么心情，他们都会将其写在脸上……中亚牧民大多只有一时之勇，而不是完全胆大妄为之辈。他们没有宗教狂热，面对客人更加友好礼貌……”

从拉策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牧民并不让人讨厌。拉策尔甚至进一步赞美说，与生活在中亚地区和波斯的人相比，这些牧民更为安静和庄重。此外，游牧生活也天然地排斥大规模奴隶制和阶级不公等现象。

当然，匈奴牧民在美术和文学上发展落后，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野蛮”，更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比农耕民族更原始。事实上，游牧民族的文明也有系统的发展历程，只不过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进化之路。也许这条路在社会组织方面有所欠缺，但在看重个人尊严、准确判断天气上更为先进。

西罗马帝国的衰败

3世纪，罗马中央政权急剧衰落，日耳曼诸部落开始大举入侵。这些入侵部落的名称和彼此间的差异、联系，我们这里不做深入讨论，不过有几次大的入侵值得我们记录：236年，法兰克人打过了莱茵河下游的界线；阿尔萨斯遭到一个名叫阿勒曼尼的部族的入侵；哥特人不断向南推进。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哥特人南下入侵罗马的事情。他们越过南俄罗斯南下，后来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抵达黑海岸边后，哥特人很快就掌握了航海技术，成为一个海上民族；接着，他们就夺取了黑海的东部海权，开始对希腊沿海进行大肆劫掠。247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挥师杀上了陆地。在今天的塞尔维亚地区，他们打败并杀死了当时的罗马皇帝狄西乌斯。从此，罗马失去了达契亚省。270年，克劳狄乌斯在塞尔维亚的尼什击败了哥特人。6年后，哥特人再次入侵。当时的罗马驻高卢军团发现，要想抵御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最好是允许高卢人独立，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这从侧面体现了罗马帝国当时的衰弱。

此后，日耳曼人的入侵遭到了遏制。276年，罗马人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赶回到莱茵河对岸。虽然罗马人短时期内占据了上风，可是他们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防守策略：为以前根本不设防的罗马城建立了高大的城墙。

321年，哥特人再次兵临罗马，在现在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大肆劫掠。这一次，他们被君士坦丁大帝赶了回去。337年，在哥特人威逼下，与哥特人有很近的血统关系的汪达尔人被迫倒向罗马。已经处于统治末期的君士坦丁大帝同意他们渡过多瑙河，进入现在匈牙利多瑙河以西的地域避难。

公元4世纪中叶，匈奴人大举西进。他们先是降服了阿兰人，接着又让东哥特人俯首称臣。西哥特人被迫试图效法汪达尔人渡过多瑙河避难，可是这一次西哥特人却没有和东道主罗马人商量妥当。暴怒的西哥特人悍然发动进攻，在阿德里安堡打败并杀死了皇帝瓦兰斯。无奈之下，罗马人只得允许其居住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名义上，西哥特人的军队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可实际上他们依然听从以前首领的命令。比如，阿拉里克就是西哥特人的一位著名领袖。在阿拉里克时期，西哥特人的主要对手是汪达尔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罗马已经被这些“蛮族”同化了。此外，罗马高卢军团军团长是一个法兰克人；皇帝狄奥多西原本是一个西班牙人，最听他调遣的是一支哥特人雇佣军。

狄奥多西在位时，罗马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东罗马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西罗马则主要讲拉丁语。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分别成了两个罗马的皇帝。东罗马皇帝是阿拉里克的傀儡，西罗马君主则听从斯提利科调遣。部分居住于罗马境内的匈奴人充当了斯提利科的外援。东西罗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趁罗马内乱之机，汪达尔人、东哥特人、阿兰人都毫无顾忌地向罗马境内挺进。其中哥特人阿拉里克更是趁机于410年攻占了罗马城。

425年前后，一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横穿高卢、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后，来到西班牙南部定居下来。当时潘诺尼亚被匈奴人占领了，达尔马提亚则落在了哥特人手里。属于斯拉夫人种的捷克人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当作了他们的家乡。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样生活着许多汪达尔人，在其聚居区的北面，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繁衍生息。高卢地区被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三分天下。449年左右，不列颠则成了日耳曼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领地，之前生活在不列颠的克尔特人被赶到了现今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

429年，东、西罗马的统治者合谋促使生活在西班牙南部的汪达尔人集体迁徙去了北非。10年后，他们在迦太基站稳脚跟，并且取得了海上霸权。以迦太基为基地，这些汪达尔人袭击骚扰了罗马55年。后来，他们又渡海进入西西里，在西西里西部建立了一个维系百年的国家。这个汪达尔王国在最强盛的时候曾经把北非大部分地区、科西嘉、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全部纳入管辖范围。研究汪达尔王国的一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段时间里“蛮族入侵”的实质。这不是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和替代的过程，而是一个披着“蛮族入侵”外衣的社会革命。

例如，从西班牙迁徙到北非时，这个汪达尔部落总人口不过8万余人——从我们掌握的关于其迁徙的资料中可以很轻易地分析出这一点。历史学家舒尔茨记载道：

君士坦丁大帝

“（对于汪达尔部落的入侵）北非当地居民没有进行丝毫的抵抗。罗马北非总督博尼法斯试图用哥特雇佣兵进行抵抗，可是当地居民却没有做出什么积极响应。他们中许多人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趁机大肆劫掠。这种道德败坏的状况是当时社会整体情况的产物，只不过在北非更为严重罢了。北非的自由佃农早就沦为大地主的农奴，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不比普通奴隶好多少。由于中央政权威信的衰落，罗马地方上的总督们开始不择手段地横征暴敛，形势之恶劣堪称空前。就连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地主都苦不堪言。以往人们都千方百计想在元老院混一个位置，可是现在这却成了一个苦差事，因为元老们必须自掏腰包补足巨额亏空。在赋税重压下，社会上的流血冲突接连不断……”

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汪达尔人打破了这个混乱的世界：大地主被消灭了，民间债务彻底废除，平民从此不必再去服兵役，自耕农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基层官吏保住了饭碗。这完全称得上是一次社会解放，而不是民族征服。

当汪达尔王国正在北非蒸蒸日上的时候，匈奴人的伟大领袖阿提拉出现了。他在多瑙河以东的大平原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率领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建起了强盛的帝国。当时的莱茵河流域和中亚地区都臣服在了他的大军之下，中国皇帝不得不与他对等谈判，君士坦丁堡也在他的威严下栗栗发抖了10余年。

霍诺里亚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孙女，作为一个多情少女，她在当时造成了很多麻烦。后来，她疯狂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侍卫，结果因此而被囚禁了起来。为了营救自己，霍诺里亚派人拿着自己的戒指向阿提拉求援，说要嫁给他。此外，霍诺里亚还怂恿汪达尔人攻打自己的国家。结果，阿提拉率军一直打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有记载显示，他一路上总共摧毁了70座罗马城市。最后，罗马皇帝不得不与阿提拉签署了非常苛刻的停战协议。不过，阿提拉似乎并没有在协议里提到霍诺里亚。

现在仔细分析，人们都有些迷惑，既然阿提拉是打着营救霍诺里亚的旗号进攻罗马，那为什么协议里根本没有提这个红颜祸水呢？在双方谈判中，罗马方面有一个名叫普里斯库斯的人参与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一些记录中窥见阿提拉及其军队的一些细节。

罗马议和使团的成员非常有趣：首领马克西明是个忠厚的外交家，他对双方议和满怀诚意；翻译维季利乌斯身怀绝密任务——他受狄奥多西宫廷派遣试图暗害阿提拉，对此马克西明和普里斯库斯都毫不知情。议和使团经尼什乘小船渡过多瑙河，沿途在各个村落就食。一路走来，可以很明显感觉出饮食的变化：蜂蜜水代替了酒，小米代替了玉米，此外他们还喝过一种由大麦蒸馏或酿造而成的饮料。这次匈牙利之行，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了维多利亚时期中非旅途上的事情。

阿提拉的都城更像一座大营房和村庄，而不是一座城市。城里面唯一一座石质建筑就是按照罗马式样造的浴室。所有人都住在茅草屋或者帐篷里，只有阿提拉、他的重要官员和家属住在一个被围栏围起来的木结构宫殿中。虽然在掠夺战争中收获颇丰，但是阿提拉生活上却保持着游牧民的简朴：他的餐具是木制的，从来不吃面包，勤于政务，宫殿大门敞开以接纳民众的求见，骑马外出……他遵守雅利安人和蒙古人独有的在厅堂里举行豪宴的习俗，每次都要豪饮大量酒水。普里斯库斯曾经这样描写吟唱诗人为阿提拉表演的场景：

“（他们）吟唱自己创作的诗歌，以称赞阿提拉的勇武和功绩。吟唱时，宴会厅中气氛肃穆，所有人都被这美妙的声音所吸引，脑子里回忆着昔日的功勋。武士们忍不住爆发出赳赳锐气，眉目中满是对战争的渴望；年长者则多有潸然泪下的，他们为自己不能再上阵厮杀而失望。到这时为止，宴会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军事道德熏陶大会。接下来就以喜剧为主了，刚才肃穆的气氛一扫而空。喜剧的主角是扮演成摩尔人和斯基泰人的丑角，他们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做着稀奇古怪的动作，嘴里胡言乱语，拉丁语、哥特语和匈奴语混杂乱用。这些都让参加宴会的宾客哄然大笑。可就在众人纵情欢乐的时候，唯独阿提拉面不改色，始终沉静地坐在那里。”

从刺客嘴里，阿提拉知道了维季利乌斯的秘密任务。他让使团带着大量礼物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可紧接着，就派遣特使面见狄奥多西二世。特使说：

“狄奥多西与阿提拉都出身显贵。阿提拉用行动维护了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尊严，但狄奥多西却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所以狄奥多西理所应当地该尊敬阿提拉，而不能像一个卑鄙的奴隶那样，密谋戕害自己的主人。”

严厉的斥责让狄奥多西惊慌失措，他急忙请求阿提拉宽恕他的行为，为此他甘愿付出大笔赔款。

451年，阿提拉向西罗马帝国宣战。紧接着，匈奴大军杀入高卢，兵锋直达奥尔良，沿途大量城镇遭到毁灭性打击。为了免于灭顶之灾，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罗马帝国联合起来抵御阿提拉的进攻。就在这一年，双方在特鲁瓦发生激战，阵亡者共计15万人以上。最后，匈奴军队败退了。这次战役终于使欧洲暂时逃过一劫。

虽然战败，但是阿提拉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意大利。于是，这一方向上的城市惨遭浩劫，米兰也被匈奴人劫掠一空。无奈之下，教皇利奥一世只得出面恳求阿提拉罢兵。此后不久——453年，阿提拉去世。

16世纪雕塑，教皇利奥-世与阿提拉会面求情

阿提拉给了匈奴人最后的辉煌。从他以后，“匈奴”这个民族就在欧洲历史上逐渐消失了。他们与其他民族相混杂，很快就淹没在了历史长河里。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现在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其实不然。我们最多只能说，生活在匈牙利的有匈奴血统的人比较多而已。阿提拉去世百年以后，有一支名叫“阿瓦尔人”的匈奴混血人的队伍自东进入了匈牙利。可是在791年到795年，他们又被查理曼赶回了东方。在他们之后，马扎尔人——近代的匈牙利人才从东方西进而来。马扎尔人严格说来属于土耳其人和芬兰人的混血后裔，他们使用的马扎尔语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550年左右，马扎尔人住在伏尔加河流域；350年后，他们定居在了匈牙利。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罗马。493年，哥特人狄奥多里希成为罗马国王。那时候，罗马人没有自己的皇帝已经长达17年了。就这样，神圣罗马皇帝、他所依赖的罗马贵族，连同庞大的奴隶制度，在社会的彻底衰败中消失了。

东罗马帝国

当罗马帝国的统治在整个西欧和北非接近崩溃，所有债务都彻底勾销，奴隶被释放，奢侈品不再大规模生产，金银货币被人们窖藏的时候，唯一还在君士坦丁堡延续下去的，只剩下罗马皇帝的传统。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罗马帝国后期诸皇帝中的两个杰出者：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其中，后者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帝国中心。罗马人并不善于驾驭海洋，所以罗马帝国的早期皇帝早就感觉罗马城不是一个合适的都城了。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毁灭让地中海航运遭到了沉重打击，因此如果罗马城继续充当帝国首都，那么军队和官吏的调动、命令的发布就必须先从罗马城向北绕过大半个意大利之后，再转而传向东方和西方。因此，勤于政事的皇帝都会在交通便利的地区设立一个陪都。历史上米兰、里昂等多地都曾经充当过这一角色。

君士坦丁大帝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口是他中意的都城所在地。最后，君士坦丁大帝把目光定在了拜占庭城，并把它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系列事件，比如它曾经抵挡住了马其顿菲力浦的进攻。如果我们翻开地图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拜占庭非常适合充当都城：由那里出发，内河战船可以溯流而上直抵俄罗斯腹地，那是攻击入侵的蛮族侧翼的好战场；东西商路上，拜占庭是很好的节点；在距离上，它距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及那时世界上所有较繁荣和文明的地区都差不多远。在这些有利条件支撑下，虽然罗马制度已经彻底崩溃朽坏，罗马历代帝王都昏庸愚昧，但是罗马帝国依然维持了近千年之久。

君士坦丁大帝试图把都城打造成一个统一大帝国的行政中心，但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欧洲和西亚诸城中没有哪一个可以符合这一条件。如果罗马把主要精力转向西方，那么帝国对幼发拉底河以外地区的控制力就要下降。事实上，君士坦丁堡的确离高卢太远了。君士坦丁大帝愿望是好的，可实际上他的帝国已经逐渐衰弱，不仅对东方控制力减弱，就连西方也无力顾及了，最后只能集中力量保住罗马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

由佛罗伦萨制图师克里斯托弗于1422年绘制的君士坦丁堡地图，是现存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地图

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希腊语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即使在罗马人用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时代，希腊语依然盛行。与希腊语相比，拉丁语无疑弱势很多。它的背后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文学和科学内容作为支撑，所以也就没有凌驾于希腊语之上的底蕴。一种语言，不管官方如何推荐，都无法和比它更有内涵的语言相抗衡。东罗马帝国从它成立之日开始，就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虽然这样做会抛弃古罗马的传统，可是东罗马帝国的思想中心已经不在希腊，而是在君士坦丁堡了。不过遗憾的是，东罗马的国家精神不再是自由、坦率的公民精神，也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精神，而是一种迂腐的、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精神了。东罗马帝国的科学进取心已经死亡。这一点即使是恢复了希腊语的官方地位，也丝毫不能有所改变。罗马人最终远离了西方。到7世纪和8世纪，欧洲和北非的居民都恢复或者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地方民族特色，依然保留罗马特色的，只有君士坦丁堡。

在西罗马帝国，我们可以发现拉丁语有了各种变异。比如，高卢的法兰克人将拉丁语高卢化，最后形成了法语；遭到伦巴底人和哥特人入侵的意大利，受入侵者的影响，逐渐将拉丁语修改成了意大利方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逐渐变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虽然语言因地域不同而发生了各自的变化，但其拉丁语共性说明，造成拉丁语变异的入侵者并没有在数量上彻底压倒本地土著，他们只是影响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此外，这种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种入侵与其说是人种之间的征服，还不如说是一次社会革命。

当然，也有许多地区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拉丁语。比如，在瑞士南部的一些地区，拉丁语就保存得很完整。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多瑙河以北的一些地区落入罗马人之手很晚，而且受其统治时间也不长，可是罗马人推行的拉丁语却保留了下来。

也有恰恰相反的：在不列颠，拉丁语被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彻底清除了。后来，在入侵者的语言基础上，英语诞生了。

罗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被历史无情地粉碎了。在东方，罗马传统被更古老、更具生命力的希腊传统所取代；在西方，它被各地域文化所肢解，形成了碎片化的地方文化。不过，在此期间却有一件事物不仅没有灭亡，相反还蓬勃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皇权至上的观念。

自亚历山大以来，人类思想一直为“种族统一”的政治观念所困扰。在日渐衰败的帝国里，各种强人、酋长和首领打来打去，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设想必然有一个比他们要强大得多的人能够为天下设定法律，能够获得无上的皇权。“皇帝”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面对“皇帝”这个称号，强人们又羡慕又尊敬。纵观欧洲历史，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国王和冒险家们自立为帝的故事。渐渐地，这种“称帝”之风越来越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称帝的人就有四个之多：德皇、俄国沙皇、奥匈皇帝和保加利亚沙皇。在他们之前，还有于1871年彻底垮掉的法兰西皇帝。

【注释】

[1]注：古罗马作家，精通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