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政体
罗马政体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公元前5世纪前，罗马人采取的是雅利安式的共和制，这与希腊的贵族共和制非常类似。通过对罗马社会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一窥当时雅利安人的社会风貌。
据记载，“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罗马仅仅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共和制社会，疆域面积近400平方英里，不到15万的人口大多散居在乡间，分为17个区域。罗马的自由农民大多数有自己的土地和茅屋，家庭成员内部一起生活和劳作。除了谷物粮食，罗马人还种植葡萄和橄榄。有牲畜的家庭会把牲畜放养在群落附近的公共土地上，衣服和生产工具、生活器皿都自己制作。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罗马人不会建立城堡。已经存在的城堡大多是宗教中心和行政中心的驻地。此外，城市里还有神庙、富人的住宅、工匠和商人的店铺。用谷物、油料、酒类交换工具、武器和日用品的交易市场也设立在城市里。”
当时，按照习俗，罗马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他们都属于公民阶层。与希腊政体类似，奴隶和异邦人没有政治权利和地位。不过，这种政体也与希腊政体有一点不同：执政的权利主要集中在元老院。元老院的元老不是世袭制，也不是出自公民普选，而是出自推举制——一开始，元老完全是从贵族阶层中推举出来的，有了国王以后，元老的人选则由国王指定。
公元前510年，埃特鲁斯坎国王塔奎因被放逐，国家最高权力落在了两位执政官的手中，元老的任命权也被他们所掌握。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只有贵族才有当执政官和元老的资格，平民不过是在推选执政官和其他政务人员时有投票权罢了。不过，就算平民一票的效力远远不如贵族一票的效力，这也足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震慑贵族，促使他们关怀一下民间疾苦。当时，罗马平民不仅无权参政，而且还不得与贵族阶级通婚。
从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的这两个半世纪里，罗马的内部历史可以说就是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史。这与希腊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斗争极其相似。当时的罗马社会中，同样存在无数阶级：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无财产自由民、异邦人，等等。这些阶层的人都不参与政治斗争。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个罗马名词：“庶民”。庶民在现在主要是指社会上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可是在古罗马时代，这个名词指代的却是“有选举权，但财产在一万铜阿司币以内的人”。这些人是注册的公民，对于国家而言，他们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生育下一代公民，并且能够服兵役、开拓殖民地。罗马的庶民与奴隶之类的阶级完全不同，甚至现在的社会中也没有与之类似的阶级。
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的性格里有精细谨慎、预知先觉、能主动规避风险的方面。只要是他们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贵族阶层利用执政的权利通过征讨别的国家发家致富，这不仅祸及敌人，也连累本国平民受难。因为一旦服兵役，那么平民们必然会抛家舍业，甚至会因此而债台高筑。掠夺来的财富，最后都归贵族所有。货币大量使用后，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些也会引发贵族与平民之间激烈的冲突。最后，这场贵族与平民的“战争”以平民胜利而告终。
是什么让罗马平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让他们能够享受罗马日益强盛所带来的红利呢？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平民用总罢工争取权利。为了逼迫贵族低头，罗马平民曾经两次举行总罢工，他们列队出城，宣称要在台伯河上修筑新城。贵族不得不答应了平民的请求。
第二，用暴政进行威胁。就像雅典公民会拥护野心勃勃的僭主夺取政权一样，罗马平民也善于推举领袖以夺取元老院的权利。一开始，狡猾的罗马贵族们假装答应平民的要求，然后再趁机镇压平民推选的领袖。不过，也有些目光远大的贵族逐渐明白了同平民和解的意义。
公元前509年，罗马执政官瓦莱里乌斯·波普利科拉宣告，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生命和权利，当这些受到威胁时，地方官应该把具体情况上报公民大会。这项“罗马公民保护法”让罗马平民免于在法庭上受到不公平的阶级压迫。
公元前494年，第一次罗马平民罢工爆发。拉丁战争后，平民——尤其是士兵的债务压力激增，大批曾英勇地在军团中为国家服役的士兵仅仅因为债务问题而被贵族债主戴上锁链，沦为奴隶。这一情况激起罗马平民的极大愤慨。为了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免遭劫难，平民们决定铤而走险。当时，罗马在与沃尔西安人进行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当凯旋的军队回师走到台伯河上游的圣山附近时，军士们违抗执政官的命令，整队开上了圣山。他们宣称，由于在罗马城无法享受公民的待遇，所以他们决定在圣山重新修筑一座新城。无可奈何的贵族只好让步。军队回到了罗马，平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官吏、保民官和营造官。
公元前486年，时任罗马执政官的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推动通过了一项新的土地法，依靠这项法律，平民拥有了获得土地的权利。可是在颁布法律的次年，这位执政官就因为涉嫌专权而被判处死刑，土地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引起了另一项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平民要求把所有法律都记录成文，而不仅仅依靠贵族的记忆。公元前451年至公元前450年，古罗马公布了《十二铜表法》，这是所有罗马法律的基础。为了贯彻执行《十二铜表法》，罗马设立了10人委员会。第一任的10名执行官员任期结束后，又推举了第二任的10人。可是，第二任委员会在首领克劳狄乌斯领导下全面倒向了贵族，于是愤怒的罗马平民再次罢工出城，聚集到了圣山。克劳狄乌斯最后自杀于狱中。
公元前440年，罗马发生了大饥荒。一个富裕的平民斯普里乌斯·马埃利乌斯趁机煽动暴动。这次暴动失败，马埃利乌斯自杀身亡。公元前390年，罗马城遭到高卢人的洗劫。平民军队指挥官马可·曼利乌斯由于抗击高卢人有功而被推举为平民领袖——他就是那个被鹅叫惊醒，然后击败高卢夜袭部队的军官。大战过后，平民由于重建家园而背上高额债务，贵族趁机对他们进行残酷压榨。曼利乌斯慷慨解囊救助那些负债平民。结果他的行为遭到贵族的敌视，贵族们控告他企图谋反卖国。最后他被从山崖上推了下去，那里离他战斗的地方非常近。
罗马反映《十二铜表法》颁布情况的绘画
公元前376年，一个名叫李锡尼的保民官想制定一项法律：每位公民都可以分到一份公有土地；未偿清的债务只要还清本钱就可以，利息可以免除；两名罗马执政官中至少有一名平民。为了这项法律，李锡尼与贵族展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斗争。斗争中，平民们通过行使保民官的否决权阻止了一系列恶政的施行。
按照罗马惯例，当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可以设置一名全权执政官，他拥有独裁的权利。过去罗马遇到战争时，经常设立这种临时的全权执政官。可是这次为了打倒李锡尼，贵族们居然在和平年代施行了这一制度——曾率军与埃特鲁斯坎人大战并取得胜利的卡米卢斯被任命为了全权执政官。卡米卢斯是个睿智的人，他左右调停，让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之间达成了和解。公元前366年，卡米卢斯帮助平民实现了大部分政治诉求，并且在康科德建立了一座纪念堂。完成这些以后，他就宣布退位了。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后来越来越缓和了，这是因为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罗马的政治势力在不断扩张，商业日益发达，平民的生活条件和资产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与之相比，许多贵族却相对变得贫穷了。随着允许平民和贵族相互通婚的法律的实施，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交流情况明显改善。平民中富裕的阶层，在感情和习惯上都发生了改变，他们有了更强烈的参政意愿。作为新兴的阶层，以前那些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人，现在已经不能再被人无视了。这些人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他们变成了工人和商人，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富有。成为罗马元老院元老，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许多官职都允许平民充任，更有些杰出的、富有的平民还成为了元老院的元老。随着罗马势力的不断发展，昔日惨烈的阶级对抗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势力的联合和对抗。所有有资产的人，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了穷人的对立面。
在公元前390年时，罗马还不过是一座位于埃特鲁斯坎边境上、时常被高卢人洗劫的弱小城市，可是到了公元前275年，它已经统治了整个意大利。这都是卡米卢斯调和内部矛盾、消除内乱，让罗马人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向外发展的结果。罗马人具有高超的智慧，他们能够让自己内部激烈的斗争不至于影响国家的安定，现在，这种智慧终于能够应用在向海外拓展势力上面了。罗马人深切地知道内部的良好合作能给国家带来益处，因此他们同化所有外来人口，公开政务，促成内部的团结。这是罗马能够不停地对外殖民的法宝。昔日的希腊人正是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才在对外扩张上遭遇了失败。
雅典人对“爱国主义”认识狭隘，所以他们的平民政治始终无法真正发展起来，这也是他们国势日衰的原因所在。雅典人过于看重地方利益，这让异邦人始终心存怨念。到雅典衰落的时候，这些人都选择了束手旁观，没有谁伸手相助。罗马鼎盛时期，精明的统治者不但愿意同自己本族人共享权利，而且即使是对反对他们的人，也多采取包容合作的态度。他们时刻不忘记谨慎而稳步地扩大拥有公民权的人群范围。在这种政策促使下，许多城市愿意成为罗马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拥有了选举权。至于不愿意成为罗马一部分的那些城市，虽然他们没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但还有在罗马经商或通婚的权利。拥有罗马正式公民身份的人组成卫队，驻扎在各个战略要地的堡垒里，同时他们被派遣到殖民地，负责管理工作。在这些地方，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罗马各地公民之间有必要通过一定的通信手段保持联系。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罗马交通设施的建设。当时的罗马还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不过公路体系已经继普及拉丁语和编制罗马法律之后建立起来了。第一条建成的公路是“阿庇乌斯路”。这条连通罗马和意大利最南端疆土的公路是在公元前312年由户籍官阿庇乌斯开始修筑的。
公元前265年，罗马政府人口普查显示，在意大利阿诺河以南有30万关心国家、对罗马无比忠诚的公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此之前，不管是王国还是帝国，国民都是服从国家元首一个人的，公众的福利也完全由这一个人一言决定。民主政治只限于一座城市的城墙以内。就算是所谓的“雅典帝国”，也不过是以雅典为首，控制着同盟内部的其他附属城市罢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罗马共和国已经让远在波河流域的居民也享受到了公民权利。高卢人被罗马同化，拉丁语成了通用语言。在亚得里亚海角，一座拉丁风格的城市拔地而起。到公元前89年，所有生活在意大利境内的自由居民全部拥有了公民身份。而在公元212年，享有公民权的范围扩大到帝国内所有的自由男子。
罗马这种特别的政治制度，堪称现在西方政治的先驱。它对政治学学者的意义，就像石炭纪两栖动物或始祖鸟对古生物学者的意义。后世政治制度的演化，没有不受其影响的。
涉及意大利数十万公民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就是，元老院势力日渐发达。在罗马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各种形式的民主大会，即公民大会、部落会议、百人团会议及其他会议的规定和记载。对它们我们不在此进行详细记述，其关键点是，民主大会是政府的立法机构。这种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平行的政治架构思想：部落会议、百人团会议是全体公民会议，贵族和平民都会参加；公民大会的参与者则仅限于平民。不管是哪个级别的会议，都会有相应的官员管理，比如前面提到的执政官和保民官，等等。
当罗马的实际疆域还没超过20平方千米的时候，想要召集一次能够代表全体公民意愿的会议很容易，但当罗马的疆域扩展到全意大利的时候，就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再想让各地公民都知道罗马究竟发生了什么，就非常困难了，至于让他们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举例说明居住在城外或者在乡下务农的人想要参加选举是多么的不容易，现在罗马人遇到的困境正好与之相似。在罗马的政治史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弱点——公民大会徒有其表，更多的时候它是被一些城市政客所操纵，普通民众的意愿很难在会议上得到体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罗马公民大会无论是权利还是尊严都达到了巅峰状态，此后就日渐衰落，政治权利开始转移到了元老院的手中。新的元老院成员包括富人、退休官员、投机政客，他们家族内部世袭着在元老院的职位，元老院也就被他们控制了300余年。
19世纪壁画。反映了罗马元老院召开内部会议时的情景
公元前4世纪末，在阿庇乌斯担任户籍官的时候，罗马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如果罗马人能够采用两项发明，那么这种强盛还将继续持续下去，可遗憾的是，当时的罗马人民还没有想到这两点上。这两项发明分别是印刷术和代议政府制度。
前面在说到亚历山大城时，我们曾提到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还没有应用印刷术这件奇怪的事。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起它。从历史经验上看，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政府要想让政治消息迅速快捷地传递给国民，就必须依靠印刷术。现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全都是依靠印刷的神奇力量使国家的政令传遍四方。但是在罗马时代的意大利，要想把政令传递到罗马城以外的地方，只能派遣官吏口头传递消息。这种方法效率和准确率之低下可想而知。
代议政府制是英国人对整个人类做出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罗马人却没能提前使用上这项制度。由公民代表组成议会参与政事，这一方法取代原有的公民会议，在当时的罗马应该并不难以实现。后世的英国人觉得这种代议制更适合国家政权发展需要，就毅然施行了它。英国地方政府的骑士被召唤到了威斯敏斯特，他们在那里举行会议，陈述地方民众的需求并进行表决。这就可以看作是代议制的发源了。可以推测，也许罗马也策划过类似这样的改革，但最后都没有真正施行。
据记载，罗马执政官要召集部落会议的时候，要在开会之日前17天派遣传令官向各地传令。可是受时间和交通限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是收不到这个命令的。会议举行前，祭祀会进行占卜，如果结果预示着大凶，那么就会宣布会议解散；如果结果是吉利的，就会在议事厅前的城墙上吹响号角——会议就此开始。一般情况下，部落会议会在开阔地举行，朱庇特神庙前的小广场、议事厅旁边的小空地和战神广场都曾经充当过会场。黎明时分，部落会议在祈祷声中开始。会场中不设座椅，这是为了使会议能够在日落前结束。
祈祷后，主持者会将要讨论的议案当众宣布。会场中没有印刷的文件供人参考，这一点格外怪异。如果实在有必要让人阅读文件，那么就会事先准备好一定数量的、错误百出的手抄本。会议上，与会者不能随意提问，只有经过会议主持者的允许，他们才可以向公众发言。会议结束后，各部落代表会从本部落的利益出发，对所商议的内容投票表决。决定表决结果的不是参加会议的公民的多数，而是参与投票的部落的多数。最后表决的结果，由会场的卫士当众宣布。
百人团会议的举行方式与部落会议很相似，只不过参加会议的不是35个部落，而是372个百人团——这是公元前3世纪时的数字。除此以外，开会前的祈祷和祭祀都和部落会议一模一样。百人团原本是军队的建制，与后世的“百户”类似。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百人团的人数都不会是固定的100人了。有的百人团成员众多，有的却仅由几个人组成。
据说，最开始的18个骑士百人团是由有战马且在军队中服役的人组成的。但到罗马后期，“骑士”就像英国贵族那样成了一个称号，而并没有军事、道德上的意义了。有些骑士百人团在罗马经商，渐渐成了重要的商人阶级，最后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和军事毫不沾边。公元前200年的时候，罗马的元老不允许经商，所以这些骑士就成为元老们必不可少的代理商、讼师和税吏。
除了骑士百人团，还有102个富人百人团。其中的80个成员都是有10万人以上铜阿司的富豪。剩余22个的成员则都有7.5万个以上的铜阿司。此外，工匠和乐师各有1个百人团，普通平民有1个百人团……议案想要通过百人团会议的审议，判断依据就是能否获得多数百人团的赞同。
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展和商业的繁荣，执政权开始由公民大会转移回了元老院。元老院是个相对稳定的团体，它至少由300名，多的时候由900名元老组成。这些元老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而且富有执政经验。最开始的时候，有权召集元老开会的是执政官，不久这个权利就转移到了刚刚设立的“户籍官”身上。阿庇乌斯就是最早行使这一权利的户籍官。他吸收被释放的奴隶进入部落会议，邀请被释放奴隶的后代进入元老院。这一举措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是惊骇世俗的。执政官甚至拒绝承认他所召集的元老院的合法性。公元前304年，新的户籍官接替了阿庇乌斯的职务。刚一上任，他就废除了阿庇乌斯制定的规则。
虽然阿庇乌斯的改革最后失败了，不过他的尝试却足以显示罗马元老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就像今天英国上议院已经由贵族的天地变成了大商人、政客、冒险家和大地主的集会一样。不过，英国的上议院和罗马元老院还不完全相同。除效率极低的公民大会和保民官之外，在法律上罗马元老院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元老院对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控制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他们的行政权也很小；不过，元老们的声望和经验却让人惊叹。
元老院所主张的利益往往与普通公民的利益无法达成一致，不过几个世纪过去了，普通的公民对元老院却没有生出什么对抗之心。当时罗马政府还不能有效管理太大的城市，因为义务教育、印刷术和代议制的欠缺让罗马的执政力明显不足。不过，元老院的产生还是需要我们投以足够多的关注。因为即使到了现在，世界的政治制度中依然留有元老院的痕迹。
最后说一说元老院会址的情况。通常状况下，元老院会议在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大会堂举行。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会场会转移到神庙中。如果会议内容涉及外国使节或者本国的将帅，那么城外的战神广场就是最好的选择——按规定，罗马的将领不带兵时不允许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