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发展
亚历山大帝国疆域内最为繁荣昌盛的部分当属埃及。埃及的管理者是托勒密——作为亚历山大的主要谋士,他曾经被菲利普驱逐过。亚历山大去世后,帝国遭到高卢人和帕提亚人的大举进攻。不过,由于埃及地处偏远,亚历山大城建设完备,再加上提尔和腓尼基的海军遭受重创后始终没有恢复,埃及海军暂时占据了上风,所以埃及没有遭到太惨烈的侵扰。在安逸的环境中,亚历山大城日益繁荣,渐渐达到了与迦太基城匹敌的地步。当时,由亚历山大城向东,经由红海可以直达阿拉伯和印度;向西则可以通往迦太基,地理位置非常适于发展商业。对于埃及人而言,埃及总督托勒密简直就是自从他们失去独立地位后遇到的最仁慈的统治者。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说,托勒密已经被埃及人同化了,与其说是马其顿人在统治埃及,还不如说埃及在政治上征服了托勒密。
托勒密在管理埃及时,从来不试图把希腊的文化强加在埃及人头上,而是一直努力恢复埃及人原有的统治方式。他把自己变成了埃及神王,其治国方针效仿古埃及法老的模式。不过在亚历山大城,他却采取了希腊城邦式的管理。托勒密政府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埃及受过教育的人也大多使用希腊语。这种状况下,就连侨居在埃及的犹太人都发觉有必要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希伯来语在当地已经不是主要语言了。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希腊雅典语成为亚得里亚海和波斯湾沿岸上层社会的通用语。
在亚历山大的幕僚智囊中,托勒密是最精通“知识体系化建设”的人。这种观念是亚里士多德在菲利普当政期间传授给马其顿宫廷学者的。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托勒密既富有创造性,又能保持谨慎谦虚的态度。他对亚历山大深受奥林匹亚斯影响一事,感到非常痛心。他创作有《亚历山大战争记》一书,虽然这本著作现在已经亡佚了,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对亚历山大有相对详细的了解,托勒密功不可没。

成书于公元300—公元350年的希腊文《圣经》残片。这部用纸莎草纸写成的,经文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
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博物馆,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托勒密给这座大学起的名字——“缪斯神庙”(Museum),出自艺术女神缪斯(Muses)之名,其用意可想而知。这座博物馆与雅典逍遥学派的学院很类似,在形式上是宗教团体,采取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筹集资金时受到法律上的刁难。从本质上讲,它其实是一个学者聚集的地方,大量饱学之士在里面从事研究和创作,当然也兼有教学的工作。自缪斯神庙建立起,短短百年间亚历山大城的科学文化就绽放出令人瞩目的光彩。即使雅典文化最繁盛的时期也无法和他们相比较。在诸多学科中,数学和地理是最完善、最先进的。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欧几里得和测量地球大小所得数据与准确数据只相差50英里的厄拉多塞,以及创作《圆锥曲线论》的阿波罗尼奥斯都是当时在博物馆中教学的杰出学者。此外,还有初次绘制星球分类图表以观测天体运行的希帕卡斯,发明蒸汽机的希罗等。大数学家阿基米德曾经到亚历山大城游学,归国后,他还始终与缪斯神庙的学者们保持通信联系。
亚历山大城的医学学校同样久负盛名,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早订立专业知识标准的学术团体。相传这所学校里有当时最伟大的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他曾用囚犯做过活体解剖研究。当然,医学学校内也有许多反对解剖学的学者,他们更专注于药物研究。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城科学高度发达的盛况仅仅持续了一个世纪,就开始走下坡路。其主要原因是缪斯神庙博物馆的管理阶层没有长期坚持学术研究的打算。作为一家“皇家”博物馆,这里的教授和学者都是吃皇家俸禄的。托勒密一世和他的儿子在位时,这些学者得到了王室的保护,可是随着托勒密王朝逐渐被埃及僧侣和埃及宗教传统所同化,对学者的保护力度迅速下滑。博物馆中盛行的亚里士多德精神随之遭到破坏。于是“缪斯神庙”成立后不到100年,它的科学活力就熄灭了。
亚历山大城另一个能够代表托勒密一世的丰功伟绩,与缪斯神庙齐名的是大图书馆。这座规模空前的图书馆集图书收藏与出版于一体,藏书品种包罗万象。为了丰富馆藏,当时所有到埃及的异邦人,只要他们携带的书籍是图书馆中没有的,就必须将其交给图书馆进行抄录。大量抄书员不停地工作,把深受人们欢迎的作品抄录复制出来,向外售卖。在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时代,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在馆长利马科斯的领导下,进行了有规划的图书整理和编目工作。那时代的图书并非像现在这样逐页装订的,而是卷成筒状——这与我们现在所用的乐谱很相似。如果想查找某一段落,就必须来回翻卷书脊,这让读者极为疲劳,而且对图书的磨损也很大。说到这种图书,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可以发明一种卷轴式的机械,帮助人们阅读书籍,可事实上这种机械并没有出现。那时候的人想要读书,必须用满是汗水的两只手来回翻卷。卡利马科斯为了使书籍方便阅读,把一部书断为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称为“一卷”。当时聚集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学者,要远多于聚在博物馆缪斯神庙的人。为了给这些人提供饮食和住宿,亚历山大城里的居民获益匪浅。
虽然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书籍品种丰富,但是辅助阅读的技术却发展缓慢。把现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图书室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环境做一个比较,就知道那时的学者为了阅读书籍,是多么耗费时间和精力。在笔者面前有六册图书,其中三册有完善的索引。从六册书中任取一本,我就可以迅速找到关于某事的记载或者核实某一段引文。可是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学者要想翻阅一卷书,会花费多大的精力?笔者手边还有两套百科全书、一部词典、一本世界地图集、一本人名辞典和一些其他参考书。这些书固然没有书目,但是我们如果再要求这些,就未免有些苛刻了。以上种种技术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是没有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学者们甚至需要自己编写第一本语法书和词典。我们现在的书是先手写,然后由打字员打印出来,再由校对员校正;再打印,再校正……直到把书稿整理得正确率极高为止,然后再交付印厂印刷。亚历山大城的作家们,则需要逐字默写或者抄写自己想要的文字。如果想查阅前面写好的东西,他就要把刚写好的稿纸在空中摇晃一会儿,或者撒上一些细沙——那个时代甚至没有“吸墨纸”。由于没有印刷技术,所以作品的传播完全靠抄写人员抄写,笔误也就在所难免。每转抄一次,错误就会累加一次。如果书中有大量地图表格,抄写难度就会迅速增加。比如,解剖学方面的书籍对精确的绘画有很严格的要求,它们的传播就深受抄写员能力的限制;至于地理地图的复制,其繁杂和困难就更是无法想象。当然,也许在许多年后人们的眼里,我们现在的阅读技术也是简陋而不便的,不过在亚历山大城那个时代的学者看来,这已经是非常高效快捷的了。

公元391年,宏伟的、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被虔诚的基督徒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焚毁
亚历山大城似乎从来没想过要使用印刷术。这事情乍一看会让人感觉万分惊讶。当时的社会对书籍非常渴求,其实不仅仅是书籍,对公共告示之类也有很大需求。可是通读西方文化史就可以知道,直到公元15世纪,真正的印刷术才在西方出现。印刷术并不能算一门高深的技术,也不是必须先有什么技术基础,然后才能发明出来。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事物很简单,但人们就是因为粗心而没有发现发明它,那么印刷术必然属于其中之一。事实上,它的原理天下人早就知道:旧石器时代人们曾经在制作的皮衣上印刷图案;古苏美尔人使用的印章就是简单的印刷;后世不识字的人多用木质或金属的图章签名;公元2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用印刷术传播古典著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印刷术没有在亚历山大城出现呢?也许是因为纸、墨、版式等方面的技术限制了印刷术的使用,也许是因为抄写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极力抗拒技术的进步,也许是因为希腊文字书写起来比中国字或哥特字母更容易,所以人们没有想到要找到让书写更简单的技术,又或者是因为有创造能力的阶层和抄写员们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着隔阂。总之,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出现,甚至就连需要详细抄描的图表,也没有用印刷术去复制。
这里要强调的是,不管印刷术没有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城时期的书写材料的确很不利于印刷。当时埃及草纸的供应并不充足,一条条的草纸必须粘在一起才能使用,而且这些草纸的大小还没有统一的规格标准。至于更加优良的中国纸,那时候还没有传入欧洲。而且,由于草纸制作缓慢,所以就算有高效的印刷技术,也会严重受限于低下的纸张制作效率。当然,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插图和表格的复制不使用刻版印刷。
了解了物质、技术方面的限制,我们就会发现亚历山大城里那些卓越的思想家的成就简直可以和后世的牛顿、巴斯德相提并论了。毕竟他们的工作环境和使用的仪器远比后世简陋。但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得出那么辉煌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却没有影响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人们的生活。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文明之光的中心,可是这盏光明之灯却和普通世界相隔绝了。那些卓越学者研究出的成果,除了一些无比复杂的方法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简易方法传递给外部世界。至于让普通民众了解这些知识,更是难上加难。那些有狂热求知欲的人,必须花费巨额的金钱到这个拥挤的城市学习,若非如此,他们是接触不到这些知识的一鳞半爪的。雅典和亚历山大城都有出售各种手抄本的书摊,书籍的售价也不是很高,可是如果想把这些书摊进一步扩散,让受教育人群更多,则必然会出现纸张不够用的现象。教育没有普及到普通人群中,如果一个人想要接受高深一点的教育,那么他就必须放弃原本的生活,与那些生活困境、每天操劳过度的哲人生活在一起。求学这种事虽然不及当年僧侣苦修那么艰难,但放弃全部的日常生活,这对一个人来说也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放松的感觉和言论的自由,是思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命脉,可是它们却迅速在亚历山大城消失了。即使在刚开始的时候,托勒密一世能够保护学术发展,但讨论政治的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后来,随着各大学派之间的相互倾轧,迷信和偏见被慢慢引入了学术界。真正的智慧离开了亚历山大城,残留下的只有自我卖弄的学风。以往应用书籍、使用书籍的习惯后来变为对书籍的崇拜。没用多长时间,学者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面目可憎且对社会毫无益处。
缪斯神庙成立还不到六代人的时间,亚历山大城就丧失了自我,转而被一群新思维人类占据。这些人性格多疑、孤僻、不学无术,对学问智慧吹毛求疵,生活中喜欢党同伐异……虽然没有祭坛,但是他们的顽固丝毫不亚于僧侣;虽然没有洞穴,但诡辩和蛊惑人心的能力却超过巫师。他们只知道抄录图书,如痴如狂。只要是书,就在他们的搜索范围之内。这些人完全就是人类知识发展中产生的副产品。可遗憾的是,人类知识的启蒙之光,后来完全被这些副产品扑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