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
各个希腊城邦在政体上差别很大。在古希腊人作为征服者刚定居下来时，也曾经有过国王统治，但很快就被贵族架空。在拉克代蒙城邦，国王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都在执掌大权。这个城邦实行诡异的双王制，贵族们会推选两个国王同时治理国家。可在当时，大部分希腊城邦都已经是贵族共和国了。不过，这些传承已久的贵族世家大多变得慵懒无能。当希腊人开始向外扩张建立殖民地贸易的时候，新的富裕家族就排挤了贵族世家，成为扩大了的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扶持代理人代其掌政。这种政体就可以认为是“寡头政治”，与贵族政体完全对立。
在许多城邦里，利用社会矛盾和局势动荡，许多野心家都趁机上位，他们会被称为“僭主”。僭主能够光明正大地执政，人们也都公认他是国家的执政官。不过，僭主与国王还有所不同。国王拥有某种特殊的统治权力，但僭主却依赖于别人的拥护。雅典的僭主庇西特拉图虽然两次遭到流放，但他深受贫民的拥戴；西西里岛的僭主正好相反，他依仗富人支持，极力镇压平民。后来，波斯征讨希腊城邦时，曾经把亲波斯的人立为僭主。
曾经充当王子教师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出身于世袭君主制度下的马其顿。在他的《政治学》中，国王和僭主是被分开的。国王拥有正当的统治权，例如马其顿国王；僭主的统治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当然，一个僭主如果没有得到治下多数人的同意，他也无法进行统治。不过僭主的忠诚和无私受到拥护者怀疑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王统治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僭主则是为了自己。在这一点上，与他把奴隶制看作理所应当，把妇女参政看作洪水猛兽一样，是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思潮的。
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流行着一种“民主政体”。这个“民主”与我们现代社会所讲的“民主”区别甚大。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就是公民政府政治。按照现代观点，公民政府与少数人的政府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古希腊的公民不包括奴隶和异邦人。甚至即使是城内土生土长的希腊人，如果他的父亲是从离城8英里以外的地方来的，他也不属于公民行列。早期一些城邦的民主政体规定，公民必须是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人，这里的财产指的就是土地。后来这个规定渐渐放宽了，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就取消了这种财产上的资格标准。古雅典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曾颁布法令，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人，才有资格充当公民。上面种种限制出台的结果就是，古希腊的公民政体同寡头政治相差无几了。其实在那时候，不管是公民政体还是寡头政治，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方法。这个“多数人”就包括人数众多的奴隶和异邦人。
现代人直觉认为，民主政体必然是指这个政体下的每个成年男女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可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却正好与之相反。那么古希腊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区别在哪里呢？仔细说来就是，前者贫穷和社会地位不高的公民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而后者，凡是公民皆有发言权。对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已经区分得非常清晰。在专制政体下，富人阶层纳税额度很低；民主政体下，政府会从富人阶层收税，然后补贴给贫穷的公民。在雅典，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甚至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
除了公民，古希腊社会其他人的境遇就悲惨许多。他们不仅需要工作，而且必须唯公民之命是从。如果他们当中谁需要法律保护，就必须依附一个公民，因为只有公民在法庭上才有地位。
公民垄断统治造成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在“爱国”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但又极其狭隘的热情。他们可以和其他城邦合作，但绝不会合并，因为合并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同时，希腊独有的分割式地理环境又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感情。与公民相比，奴隶就没有这种感情。受排挤、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本国公民的憎恶甚至超过了对异邦人的憎恶。公民强烈的爱国心在某一特定时刻会因爱生恨。所有被赶出希腊的流放犯都会成为叛国者，他们会努力颠覆自己祖国的统治阶层，以把祖国从这些敌人手中拯救出来。
公元前5世纪，包括雅典在内的一些希腊城邦联合起来，形成了被称为“雅典帝国”的联盟。不过，这些城邦依然保持独立的政权。除了打击海盗，雅典帝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国际法式的雅典法。它支持同盟内各城邦公民可以相互诉讼，并得到公正的审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雅典帝国首都原设在罗德斯岛，那里储存着各成员城邦汇集起来的公共资金。后来，金库惨遭波斯人洗劫，导致首都搬到了雅典。事实上，雅典帝国最开始建立的原因就是为了联合起来抵御波斯人的进攻。定都雅典后，各城邦向雅典纳贡以换取武力保护，雅典也就此承担了保卫整个帝国的责任，同时也享有收取整个帝国朝贡的权利。这一状况促使联盟慢慢转为一个帝国。不过，即便如此，各同盟城邦之间的公民依然把对方看作外国人。
作为武力保护者，雅典的贫苦公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每一个雅典公民在18～60岁都要服兵役。他们有些是为了保护雅典主权，有些则是为了保护同盟城邦的安全。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几乎所有25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残酷的战斗。现代帝国主义一直被对手认为是富有阶层对世界的剥削，可雅典的帝国主义却相反，是雅典的贫穷阶层对世界的剥削。
希腊城邦面积狭小，因此所有公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与之相比，其他城邦的公民大会不过是几百名、最多几千名公民的聚会而已。现代公民的参政权仅表现于对他所在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投票的权利，至于其后这个上位的候选人如何施政，就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了。亚里士多德必然会无比喜欢现代的这种民主参政模式。因为他曾经设计，在民主政体下，只要频繁召开公民大会，离城相对较远的类似农民阶级的公民就能因为无法出席而实际失去公民权。他还提议除专业技术官员外，其他官员都要通过抽签任命。这就可以避免富有的、有影响力的阶层长期霸占统治地位。
实行民主政体的雅典和米利都都有一种叫作“贝壳流放制”的制度：每当发生内部意见冲突时，每一个投票人都会在自己的贝壳或者陶片上写下自己不同意的一方首脑的名字，以此来决定某一方是否会被流放10年。这一制度看似美妙，实则不然。这不过是矛盾大到濒临僵局时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民主政体的雅典有原始的政党和领导人，但却没有正常的执政党和反对派。这使得任何一项政策，即使它再合理，但只要有某个影响力巨大的领袖或者团体出面反对，它必将流产。贝壳流放制会让那些不得人心的领袖们被迫引退一段时间，这无损于他们的荣誉和财产。在雅典历史上，这种制度曾经让一个叫阿里斯提德斯的人名垂青史。阿里斯提德斯一向以公正著称。一次，他与希腊海军主帅地米斯托克利就应该优先发展陆军还是海军发生争执。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决定用贝壳流放制一决胜负。投票的时候，阿里斯提德斯走在大街上，一个来自远郊的不识字的陌生农民请求他，帮忙把“阿里斯提德斯”这个名字写在代表流放的陶片上。阿里斯提德斯诧异地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名字，难道阿里斯提德斯伤害过你吗？“他没伤害过我，甚至我都没见过他。写他名字是因为，人们都把他称作‘公正的阿里斯提德斯’。我听这个听烦了。”于是阿里斯提德斯默默地把名字写在了陶片上……这种做法在近代也曾再次出现过。1914年英国国内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他们用这一方法弹劾并且流放了卡农，紧接着自治案就通过了。
明白了希腊宪法的真实含义，我们就知道不管是在民主政体还是在寡头政治下，所有权利都仅限于当地的特权阶级所有。由此延伸可以推测，在地方特权保护主义干预下，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数百个希腊城邦永远不可能真正统一。甚至，他们都不会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做出卓有成效的合作。对于城邦统治者来说，各自为政以保护小团体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外来的侵略者才能统一这些希腊人。事实上，直到希腊被征服以前，希腊城邦都从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当他们被征服以后，失去统治地位的公民们也就不再纠结于是否统一了。
不过，希腊人始终有共同的东西：文字、语言、传统、英雄史诗和上层的往来。而且，在宗教上他们也有互通结合的关系。例如，罗德斯岛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就是由一个小的城邦联盟供奉的。联盟之间互相承诺要保护神庙，保护参拜者的安全，维护通往神庙的道路，在特殊的宗教节日维护和平等。
凝聚希腊帝国各城邦的还有一件事：每4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赛跑、拳术、相扑、标枪、铁饼、跳高、赛车和赛马是奥运会上最主要的项目。运动会上所有获胜者和参观的著名嘉宾的名字都要被记录下来。从公元前776年开始，这项伟大的赛事被持续了1 000多年。它对形成“大希腊”观念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无奈的是，与古希腊政治体制中强大的分裂主义思想相比，上面这些希腊各城邦间的感情联系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平衡用器械，奥运会上古希腊跳远运动员使用的器械。现存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Portum 摄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强烈而固执的思想理念，它使希腊长期战火纷飞。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希腊有许多大的、保留某些古雅利安家族制度的门阀。这些门阀的成员有强烈的氏族精神，进而引发不同氏族间的激烈争斗。在这些争斗中，影响希腊历史多年的是阿尔克迈翁和庇西特拉图两大家族间的纠葛。两家族同为贵族阶层，但后者却依靠的是平民的拥护。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世纪初，两个家族都先后灭亡了。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这一过程，却不知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家族仇杀，而是商业竞争、个人野心的爆发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众怒。
仔细研究古希腊的分裂史，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亚洲和海岛上的爱奥尼亚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吕底亚王国征服了。后来，居鲁士推翻吕底亚王国时，爱奥尼亚人又落入波斯人手中，也是因为类似希腊分裂的原因。爱奥尼亚人也曾反抗，但毫无建树。古希腊的结局也同样如此。不过，希腊竟然没有被波斯人——西亚雅利安人所奴役，这是出乎意料，甚至连希腊人自己都感到惊奇的。不过，在描述这一悲惨过程前，我们应该先谈一谈和希腊人敌对的亚洲人——尤其是吕底亚人和波斯人。公元前538年，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已经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而且埃及即将面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