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述我

吴忠礼

我70岁寿诞时，宁夏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吴忠礼先生七秩致禧暨治史50周年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致贺信，常务副部长亲临会议祝贺。社科院还资助我出版了一本百万字的文集，取名《朔方集》。典出《诗经·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朔方”为宁夏古称之涵义。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虚度10年时光，已至垂垂耄耋之年。为了给岁月留个纪念，宁夏社科院、宁夏文史研究馆又帮助我出版这部取名《未名斋存稿》的70万字新文集。

按照我国学界不成文的传统习惯，一些著名的文人墨客，为了寄托抱负，凸显文人的雅趣，往往给自己的书房，甚至是居室，取一个古雅、寓意深邃的名字，其名繁多，分别有室、馆、巢、堂、楼、亭、库、轩、斋等。与此同时，所撰文集也自然而然采用了自己书房的名号。这是前辈名家的一种雅嗜，也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此风源于何代尚无确考。据《晋书》记载：“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可知渊源尚也。大约发展到明清两代，此风大有普及之势，以至于俗而滥。我自觉既非名人，又无显赫的学术地位，不过是拥有一处读书、学习和写作的普通房间而已，本没有资格命什么名、起什么号，但毕竟也是读史为文之人，便想仿效古人的做法，也附庸风雅一回，为自己的工作间起一个名号。思考再三，因人微位卑学浅，于是便想出了“未名斋”三个字。此乃双关语：其一，表明我的书房没有名号，未者，没有也；其二，即使有名号，也只敢以“未名”呼之，以示界乎有与无之间也。

一不留神，已悄悄走进“八○后”的行列，屈指算来，从1961年进入宁夏大学政史系学习，至1965年修业期满正式毕业，至今年也算治史满一个甲子了。60年来，我作为宁夏史志学界一名老兵，始终没有掉队，亲身参与了自治区一系列历史学和地方志的几乎所有大型文化工程，并担任这些重点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主编、总纂等）之一。举凡《宁夏历代方志萃编》主编（1988年）、《宁夏通史》编委兼《近现代卷》主编（1993年）、《西北五马》主编（1993年）、《宁夏志笺证》编著（1996年）、《宁夏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副主编（1998年）、《百年宁夏》主编（2001年）、《宁夏历史图经》主编（2009年）、《朔方集》自著（2011年）、《西北开发与“西北史地学”研究》主编（2015年）、《宁夏通志》副主编兼总纂之一（2014年）、《宁夏全史》总纂（2020年）等。其间还发表文章百余篇，并担任宁夏社科院副院长、宁夏社科联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区志办主任）等职务，同时还活跃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先后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志指导小组成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宁夏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宁夏地方志协会会长、宁夏出版协会副主席、中共宁夏党史学会副会长、宁夏地名学会会长、宁夏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社会团体的兼职。

“天道酬勤”，为了表彰我在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我尸享殊荣，诸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两次荣获自治区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1990年），宁夏社科院授予“荣誉职工奖”（200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修志荣誉个人”（2005年），荣获“全国方志先进工作者”（2005年），被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授予“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优秀人才奖”（2008年），荣获“100位为宁夏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称号（2009年），蝉联自治区成立40周年（1998年）、50周年（2008年）、60周年（2018年）三届大庆表彰，获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宁夏第二届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3年），获“宁夏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突出贡献奖”（2016年）。现在虽然已是八旬愚翁，仍然担任宁夏社科院历史文化重点学科首席专家、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宁夏政协文史专员和宁夏地名学会会长、宁夏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继续发挥余热。我的学术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一、二、三等奖，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奖。还被武汉市华夏地方志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90年），被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07年）等。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曾配发照片专文介绍了我，称我是“宁夏地方志的拓荒者”（200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亦曾配发照片专文报道，称我是“宁夏的‘活字典’”（2004年5月31日），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名人录》（1978—1999年英文第13版）收录。

我深知自己何德何能，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学术品味不够高而谬登大雅之堂，但我也问心无愧，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我与专职从事科研的专家有所不同，我不仅肩负多项繁重的研究组织任务和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而且长期身患多种疾病。据2019年自治区给厅级干部和正高职称人员统一《健康体检报告》中主检医生马翚签发的体检结论，我患有17种疾病，其中主要有冠心病（2013年已放支架）、乙型肝炎（54年病史）、二型糖尿病（27年病史）、严重神经衰弱（失眠）、右侧动脉粥样硬化、左肺肺大疱、左肾囊肿等。所以我能坚持管理工作与学术研究两副重担双肩挑，简直就是在玩命。八小时以内交给了“官责”，八小时之外，挤占休息，用健康交换文字，犹如一头奶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乳汁。

然而，荣誉并非属于我个人所有，它也应该属于我的师友和团队，更属于过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伴刘仲芳先生，她与我虽非青梅竹马，但也是高中、大学的同班学友。她是宁夏银川市人，我是安徽合肥市人；她是回族，我是汉族；她出身于名门大家族，我出身于世代农民家庭，因为有同窗七载的机遇，我俩从相识到相互倾慕，最终在月下老人的眷顾下，皖宁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情人终成眷属，组成了相互尊重、回汉团结的幸福家庭，并共同度过了银婚、金婚，正在朝着钻石婚走去。在日常生活中，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让我安心工作，潜心问学。更为重要的是，她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大力帮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不会使用电脑，是一个现代“文盲”，加之我俗务缠身，总是千方百计挤时间不放弃科研任务，所以手写的文稿大多潦草、杂乱，难怪有人戏言我的文字就如同有些大夫的“处方”，甚至还有人称我的草稿简直就是道士画的符咒。但是，这种“吴氏天书”唯我老伴识得，所以她承担了我全部文著四五百万字的整理工作。开始时，她只负责文字誊清。发展到后来，对文著的观点审查、结构调整和字句的推敲，以及资料出处的标注，引文的正误、补佚、纠讹等精细打磨环节，都交由她来完成，即把我的科研成果从“毛坯”加工成合格产品，然后再交给我的两个女儿——吴晓红、吴晓雯进行电脑输入和排版编辑，产品就这样“出厂”了。我经常跟朋友们笑谈：我的学术成果是家庭手工作坊土法生产出来的，属于“手擀面”一类的产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所有文著，老伴应当无愧为第二作者。

现在，我已是日薄西山、夕阳西下的一名老者了，但是生命不息，学习和写作不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一定要老骥伏枥，活到死，学到死，干到死，把最后一点微光和余热奉献给社会，为我的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2020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