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宁夏“战时工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对中国驻军发动突然攻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揭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以来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中，祖国的中南部和东南沿海的财富之区相继沦陷，半壁河山被日寇占领，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决定把陪都之左右两翼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作为大后方，建设成为牢固的反攻光复基地。为此，国民政府以共赴国难，开发大西北、大西南，建设大后方和“抗战建国”为号召，使得国统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与畸形的发展。所谓“战时工业”的出现，就是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因为宁夏在抗战之前，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抗战建国”给宁夏现代工业的产生带来了一个机会，所以有人将宁夏的“战时工业”称为“自生工业”。天津《益世报》记者秦晋在宁夏采访以后，著有《宁夏到何处去》一书，书中论曰：“过去省区地处荒僻，生产除牧畜、农产外，一切日用品，皆仰他省输入。抗战军兴，交通阻塞，自生工业在宁省之萌生，亦时势所趋。”[1]
宁夏省土地面积小、人口少、财力薄、基础差，以前所谓工业，大体上仍处于手工业作坊生产和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的水平线上，机器生产的现代化工业寥若晨星。
抗战以前，宁夏工农各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日用百货等，基本上都靠从内地外埠进口，本埠的地方土特产也完全依靠输入内地、沿海诸省，以换取工业产品。当内地沦陷为敌占区以后，进出商品都被阻断，为了巩固大后方，为了救亡图存，宁夏官方和工商各界，也只能面对现实，共赴国难，发奋图强，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招揽人才，从小到大，从土到洋，自办工厂，生产日常生活必需品，以达到自给自足的需求。
宁夏省与绥远省接壤，处境危艰，北部受到来自华北日军和内蒙古德王所谓“自治政府”伪蒙政权的联合军事威胁；西部的内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王爷们，态度又非常暧昧，并允许日本军方在其境内设立特务机关，修筑简易军用机场。日特还时不时从蒙旗公开派遣特务来宁夏活动，大肆兜售在西北策划建立类似于伪满、伪蒙政权的“回回国”阴谋，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宁夏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采用文武两手兼施的办法，或军事进攻，或飞机轰炸，或特务骚扰，或施展种种诱降手段，迫使宁夏当局就范、人民屈从。但是，宁夏军政官方和各界人士都非常明白，日本军国主义是不可相信的，投敌即是死路一条。如果不想当亡国奴，不愿做汉奸，只有死里求生，自己救自己——精诚团结，发展经济，大办工业，走自给自足的路子。于是全省官民立刻行动起来，仅用几年时间，就改变了“自抗战军兴后，以交通梗塞，货物来源断绝”和“一切用品端赖外省输入”的被动局面，初步实现了“利用本省原料，加以制造，必可增加生产，以利抗战”[2]的目标，从而催生了抗战时期的所谓宁夏“战时工业”的新局面，使得宁夏的工业生产从无至有，从大到小，从偏到全，从手工作坊到机器生产的根本性变化，工业化水平上了一个很大台阶，达到了一次飞跃。
1937—1945年，宁夏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有12家，它们是：
1.第十一军磨面厂。军民皆以食为天。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1940年5月，官方将创办于1935年的商办普利机器面粉公司（厂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宗睦巷），改制为军工企业，专供军需。1944年8月，再改为官商合办企业，厂名改为利民机器面粉厂。注册资本为27500元，日产面粉200包左右。马鸿逵任董事长，厂址改迁于银川南门外胜利街西侧。生产的面粉除供军需外，也向社会供应，生产效益一直很好。
2.宁夏光华瓷厂。该厂生产军民皆离不开的生产和生活都需要的粗黑瓷器，如碗、盆、缸等日用器皿。1944年场址由大武口迁至石嘴子。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机械化程度，并开始试生产白细瓷器新产品。企业为官僚资本，董事长马鸿逵，注册资本50万元。生产设备有烧窑2座、手摇磨碎机7台、石碾2盘、陶车5座。职工80多人（还有军工支援），年产日用陶瓷40多万件，基本上能满足本省军民需要。
3.宁夏毛织厂。该厂1938年前为私营企业，后改为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由5000元增至97000元。1942年又改为私营企业，马鸿逵家族的敦厚堂占全部股金的94%，由马家代理人马继德任经理。厂名改为兴夏毛织公司，主要产品为栽绒地毯、毛毯、毛呢、毛衣、毛袜、毛线等。生产原料充足，产品质量较好，在省内外畅销，供不应求，年年盈余。厂址由玉皇阁南街迁至东教场，再迁至省城东北郊的旧满城（今兴庆区丽景北街）。
4.宁达棉铁工厂。该厂成立于1939年9月，初为合营企业，注册资金4万元。后由十七集团军接收，马鸿逵等军政官员集资扩建成为官督商营的股份制企业。工厂按产品分为二部：铁工部、纺织部。铁工部于1944年改名为兰鑫机器厂，马鸿逵任董事长。该厂机械仪器度较高，能进行机器设备维修和一般机器设备的制造。大宗产品仍为普通铁锅、铁锹等农用器具和小五金产品，该厂可以说是宁夏现代机械工业和重工业的萌芽，厂址在十七集团军修械所（今银川市民族北街）。1945年抗战胜利后停产。纺织部产品有棉纱、粗毛线、厂呢、粗毛布、方格毛毯等，销路亦旺，广受军民欢迎。但棉织产品的原料（棉纱）主要依赖从西安进货，成本高、供应不及时、生产不正常。
5.宁夏造纸厂。抗战以前，宁夏造纸业多系手工业作坊生产，主要产品均为草纸、麻纸。1939年春，在宁夏造纸所基础上增资扩建，建成宁夏造纸厂。注册资金由2000元增至20000元。工人由40人增至184人。产品有新闻纸（办公和报刊用纸）、大麻纸、马封纸等。因为需求量大，产品质量比较优良，供不应求。厂址设于城内西塔（今承天寺），后迁至银川北郊八里桥。1941年1月，又于永宁县杨和乡（今永宁县杨和镇）设立分厂一处，专门生产大麻纸，以满足民间需求。
6.富有被服厂。该厂是1933年附属于十五路军的老军工厂。1940年改属第十七集团军，全厂有70余名员工。以生产各种皮件和军用制服为主业，产品广受军民欢迎。
7.大夏纺织厂。1941年筹建，1942年投产，生产纱线、布匹，以供军民成衣生产的需要。
8.光宁火柴厂。该厂由宁夏银行贷款2万银元，于1941年筹建，1942年建成投产，为公营企业。1943年改为私营，由马鸿逵家族成员和军政高级官员集股60万元扩建而成。日产15～20箱火柴（每箱240包，每包10盒，每盒100根），产品有硫化磷火柴、泡泡火柴、安全火柴等3个品种，商标为“骆驼牌”。行销宁夏和周边地区，盈利颇丰。厂址在银川北门外骆驼岭（今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境内）。
9.宁夏电灯公司（发电厂）。该公司为官商合办股份制企业，1935年10月创办，股金10万元。设备约系购买的旧机器，有110及35马力瓦斯原动机各1部、75及35瓦发电机各1部，发电量只有3千瓦，装电灯三四千盏。全厂有工人、技师51人。一般正常生产时，也只可供马府大公馆和省会大街路灯以及大商号照明用电。收费采用“包灯制”，每15瓦灯泡月收国币6元。因设备陈旧，故障不断，时常停电，电灯亮度不足，犹如萤火。
10.利宁甘草膏制造厂。甘草为宁夏特产，抗战军兴，外销困难，于1940年4月，在原裕宁甘草公司的基础上，创立名为利宁甘草膏厂。该厂由马鸿逵家族控制的宁夏银行内设的富宁公司（商行）投资40万元建成，年产14万磅精制“双虎”牌甘草纯膏。产品销往兰州、西安和国外，并换取外汇。几经变迁，厂址由平罗县通伏堡迁贺兰县洪广营，最后迁至银川北门外八里桥。
11.宁夏省印刷局（厂）。宁夏原有恒丰、晋秦等几家小型石印工厂。抗战军兴前后，省政府与十七集团军为大力宣传抗战之需，于1935年3月，筹办省印刷局（厂）1家，注册资本1万元，属于官办企业，由省财政厅长兼十五路军军需处长赵文府兼任局长。该厂设有铸字、排字两部，排版、制版、印刷、装订和烫金等工艺都可开展。该厂是宁夏印刷行业的垄断性企业，全省各机关、学校、工商各企业和军队所需的公文、表册等，特别是《宁夏民国日报》《贺兰报》《扫荡简报》和省政府公报、行政报告以及各种期刊、书籍的印刷，都由该厂承担，所以业务兴旺，年年盈余。厂址设在《宁夏民国日报》报社内（今银川市中山南街）。
12.明华玻璃厂。该厂1943年创办。宁夏盛产石英矿石，原料不成问题。产品以茶杯、花瓶等日用品为主，尚不能生产平板玻璃。厂址在银川中山公园东南侧。
抗战期间，宁夏的“战时工业”除以上介绍的较大企业之外，还有兴灵纺织厂、中和纺织厂、省立木炭厂、绥宁酒精厂、义兴织染厂、立达精碱厂、炼铁厂、浴宁肥皂厂、鸿丰烟草公司（厂）、宁夏制砚工艺厂、宝兴粉笔厂、甜菜制糖厂等。加之分布于城乡的各种手工业作坊，人民生活所需的各种日用品、小五金产品、农用小工具等，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自产自供自足。正如叶祖灏在他所著的《宁夏纪要》专著中所论：“宁夏原料、燃料均极近便，能善为经营，成本自甚低廉……若再辅以发展交通，俾便利运销，则前途实有无限的希望。”[3]
宁夏“战时工业”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非常困难的大环境下顽强生长。抗战期间，宁夏处境危艰，地处西北抗日前沿，是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正面承担着对日伪（蒙疆）军的军事抵抗。腹背又要对付日本设在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特务组织的各种诱降与破坏活动，加之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造成人心惶惶，时局动荡。在这种形势下，既要守土，又要建设，是何等不易，应充分肯定。
第二，走白手起家的创业路子。宁夏历史上以农牧业为主，所谓工业只不过是一些小手工作坊而已。兴办工业的资金、设备、技术和原料之大部，都只能靠省内解决，因为内地已成为敌占区，交通早已断绝，不能指望。宁夏“战时工业”的资金大多是公私、官商和民间集资而来。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宁夏的工业总资本为220万元左右，而“战时工业”兴起后，十几家主要企业的总资本上升到420万元左右，新增200万元。[4]在只有七八十万人口的小省，这个增长数字是非常不容易的。至于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包括劳动力），也只能靠自己培训，甚至要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到工业生产中去。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主要通过开办“各县妇女纺织传习所”“省立初级职业传习所”“国立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等途径来解决。[5]当然更主要是靠采用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古老办法，来为各厂矿企业解决熟练工和技术骨干。还有不少的生产原料，更是靠农林试验所试种、推广加以解决。如试种棉花、烟叶、甜菜、桑树和进行畜种改良实验等，效果都尚称嘉。
第三，办厂方向以生产社会急需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如面粉、纺织、造纸、火柴、碱精、陶瓷、肥皂、小五金、发电和一般机械制造以及煤炭等。从宁夏“战时工业”的布局和产品的门类来看，大体上形成全省初级工业体系，基本上可以满足全省城乡人民的一般需要，帮助人民渡过时艰。
抗战时期各省的行政体制是：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大厅办事职能机构。其中的工矿业、农牧业（包括水利）等生产性事业，均统属于省建设厅主管。从1937年至1945年，宁夏省主席是马鸿逵，省建设厅长为李翰园。李翰园在担任宁夏省建设厅长的8年内，为宁夏的“战时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西北大后方北大门的巩固作出成绩，对全国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是有一份功劳的。同时，宁夏的“战时工业”也为宁夏的现代工业打下了初级基础，创下了一条新路。
（作者：吴忠礼、吴晓红）
【注释】
[1]秦晋：《宁夏到何处去》，载《益世报》，宁夏省印刷局翻印，1947年，第13页。
[2]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222页。
[3]叶祖灏：《宁夏纪要》，南京正论出版社，1947年，第86页。
[4]参考谷苞主编：《西北通史》第五卷《国民政府年鉴·宁夏》，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5页。
[5]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