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志渊源

我国的方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方志名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周礼》。据《周礼·地官司徒》所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春官宗伯》又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2]虽然方志一词始于《周礼》，但《周礼》本身却不是地方志的渊薮，其真正源头主要有三：

其一，古国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早在四千多年以前的商代，国家就有了史官之设，开始了对于国家历史的记载。史官职责分为两大类：一类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文献资料；另一类使用前者保管的文献资料，向国王进行讲解，以便国王了解“四方”，从而有效地管理国家。《周礼》所谓“外史”“掌四方之志”，即负责各诸侯王国历史的史官。“四方之志”实际上就是当时各个国家史官对于本国历史和地情记载的文献资料，后人称之为古国史。诸如《鲁春秋》《楚梼杌》《晋乘》和《郑志》之类的所谓“古国宝书”。《周礼》中“方志”所指，无疑就是这些“四方之志”，亦即古国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古国史也就是古方志，它们互为源头。正如章学诚所说：“志乘，即古者一国之史也。”^[3]梁启超亦云：“地方之专史就是方志。”^[4]

其二，古地理书。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书要数《禹贡》和《山海经》。《禹贡》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古代的政治制度，到九州的行政区划；从山岳（导山），到水文（导水）；从土壤，到物产（贡物）；此外还有民族（夷、戎）和交通等。这些内容的记载，已成为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某方域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后世的地方志与这种形式是一脉相通的。

《山海经》也记载了约一百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并对这些邦国内各山区、水道的风土民情，重要物产，以及许多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活动与世系等均有记载。其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我国古代的地理、历史、神话故事、民族、宗教、动植物、矿产、医药等许多方面广为涉及。这又不难看出，后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交通志、动植物志、民族宗教志、文化志和人物传等许多门类都同《山海经》前后相因，载述吻合，所以《四库全书》干脆把地方志列入地理类，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程度了。

其三，古舆图。我国的舆图出现很早，大约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已经有了。到春秋战国时代，地图的使用已极为广泛。据宋代王应麟所编《玉海》一书记载，周秦以前，已有《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舜益地图》《禹山川图》《禹九州图》。周代也有过《山川图》《职方图》和《天下图》等。据《周礼》卷三《地官司徒第二》所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5]

舆图的进一步发展，变为图经。图经起于汉代，盛行于唐代。图经的体例和内容已比较完备，包括行政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歌谣、古迹、异怪等。可以说，图经已完成了向定型方志过渡的阶段。今天，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坚持“六宝体”，即以记、志、传、图、表、录为规范的体例。方志的这种志体，实际上是方志渊源于古舆图的一种胎迹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