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优秀文化，大约已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方志一词，首见于《周礼》。其书《地官司徒下》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春官宗伯下》又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1]周代的方志，实际上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史，即周代的地方史，史称“古国史”“百国宝书”，诸如鲁国的《春秋》、楚国的《梼杌》、郑国的《郑志》和晋国的《晋乘》等各国的历史书均属此类。此外，还有古地理书，如《禹贡》《山海经》和古舆图，即各地地图，如《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舜山川图》《周职方图》等也是地方志的渊源之一。所以古方志又有图志、图经和地记等不同的名称。如隋代的《区域图志》、唐代的《沙州图经》、宋代的《太平寰宇记》等都是方志类的重要成果。南宋时期，方志文化得到跨越式发展，志书日益成熟并定型，体例规范，内容趋同，以志冠名渐渐成为共识。在此基础之上，元、明、清三代，修志已成为从朝廷到地方各级衙门和主官的官职、官责，全国的一统志，大区的总志，省一级的通志，省以下各级行政建制的志书——府志、州志、厅志、县志等和基层的乡志、里志、村志乃至各级专志，诸如名山大川志、建筑物志、名优土特产志等等五花八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形成全国范围内无地无志、无物无志的空前盛况。方志文化百花争艳，万紫千红，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产，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朵奇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志”的传统，因为只有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太平盛世大环境之下，修志才有条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反之，国家多事，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们为活命和生计而发愁，怎么谈得上去修志呢？因此，自从1840年外国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国家面临被瓜分，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全国财政收入远远不足以应付对外赔款的巨大支出，中国人优秀的修志传统被迫中断。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推翻了清廷满洲贵族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新旧军阀连年混战，国无宁日，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禁锢，修志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仍不具备，所以全国的修志大业，进一步陷入衰败时期，古老的修志传统相继中断近百年之久。于是地方志为何物，修志是干什么的，已渐渐被后人淡忘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早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有代表提出“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的议案。与此同时，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也有委员提出“继续编纂地方志”的提案。^[2]所以，1956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内成立地方志小组，并在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12年规划里作了安排。^[3]1958年在党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编纂和使用地方志。周恩来总理作了积极响应和落实，许多省区纷纷为修志下发过文件，也分别产生一些修志成果。^[4]但是，在日益严重的“左”倾思潮干扰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中，使新中国方兴未艾的修志事业中途夭折。

历史迈进改革开放新时期，方志文化也同其他传统文化事业一样，枯木逢春，绽开了新的花朵。首先是学术界带头进行呼吁，并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主流媒体的支持，不断发文倡导。同时，社会各界人士也以信访的形式，向中央有关部委和领导提出继续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建议。197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对山西省临汾市李百玉一封来信批示：“大力支持全国开展修志工作”^[5]，率先表示支持修志。198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公开发表意见，认为修志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6]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1981年8月成立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3年4月，中央又批准恢复并改名重新成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从此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