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5周年。我们来纪念辛亥革命和缅怀中山先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是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可纪念的伟大事件，具有不可磨灭的永恒意义。所以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首先要缅怀辛亥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因为毛泽东说过：正是他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中具有“丰功伟绩”，所以毛泽东称他是当时“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3]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人民仍然认为孙中山先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位伟人。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4]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40年的坎坷与奋斗，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家，虽然他只享年60岁，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巨大精神财富，而且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
中山精神有着广泛的内涵。首先是他创立的革命学说，在他留下的一千多万字的各种文著中，特别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代表作里，蕴藏着深邃的救国、治国和建国的革命理论；同时也充分体现在他革命生涯的全过程之中。中山先生又以自己的言行实践不断发展完善其革命学说，使这一学说在革命理论、价值取向、思想理论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计个人进退的高风亮节；“天下为公”、不治私产、勤廉自律的楷模形象；待人宽厚、处事大度，善于团结海内外志士仁人一心追随自己、甘为革命献身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等等，都是属于中山精神范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不仅是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毛泽东早在50年前就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那么，我们要向孙先生学习什么呢？今天还要学习吗？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就回答过：他认为孙先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6]，既然是“有益的东西”，当然就值得学习和继承。就我的学习体会，我个人认为中山精神里面有四个字是至关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救国”“建国”，可以说先生一生就是为实现这四个字而奋斗的。在救国方面，他创立了一整套革命理论，这些理论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先生自己曾把“三民主义”定义为“救国主义”。[7]他身体力行站在救国斗争的最前沿，亲自创立革命党，亲自领导武装斗争十余次，终于取得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伟大胜利；民国建元，实现共和制以后，他又为反对以袁世凯等新旧军阀的倒行逆施，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积极准备“北伐战争”。直到他为救国事业积劳成疾，病入膏肓，在弥留之际，他反复对身边的同志说的一句话就是“和平、奋斗、救中国”[8]。在建国方面，孙中山先生更是有许多首创，正是他第一次向国人提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9]他在《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中又系统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并为国人描绘出一幅未来中国繁荣富强的蓝图。他的许多建国思想和规划，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仍然具有理论前瞻、资政启示和咨询的广泛价值。
中山先生的人生追求是从医人而转向医国的，医国就得先了解国之病症即国情，以便对症施治、用药。在他看来中国当时的病症就是“贫弱”两个字。据他分析，产生这种病症的病因有两个：一个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即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另一个是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形态。依照这一诊断，中山先生施治的手段就是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挽救民族危亡，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他清醒地看到，要从根本上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只有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集中精力建设好这个共和国，才是唯一的出路。最后中山先生所开出的治国“药方”就是一剂“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实施，其最终要靠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国家富强是“三民主义”成功的保证，也是标志。所以共和国建立之后，他投入最大的热情研究经济建设问题，他不断地强调：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革命党不能只有“破坏之力”，而更要有“建设之能”。[10]“夫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11]以前革命，是“创造民国”，现在革命就是“建设民国”，“我们革命成功后，民国统一之后，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12]继而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13]所以他呕心沥血编撰了民国经济建设的《建国方略》等著述，对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全方位的规划和总体设计，绘制了一幅动人的蓝图，表现出先生对国家前途、民族振兴的天才远见与宏手大笔。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是什么？按照他自己的概括是：“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如斯而已。”[14]这是精神与物质齐抓、并重、共进，“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的科学方案，即其在《建国方略》中所论述的心理、物质、社会三大建设全面发展的方案。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抓心理建设，即“先问有无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15]他指出当时心理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想观念，中国人办事往往就被“行难”所束缚，于是孙中山反其道而行，力倡“行易知难”的主张，以破国人的思想迷津，以求思想解放而勇往直前。[16]具体实行则需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和提倡科学做起，进而造就大批“学者”“发明家”，才能“造就光辉之革命”，“造就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17]同时，要抓物质建设，就是要开发宝藏、开办工商实业，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他认为：“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18]与此同步，也要抓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他在《民权初步》中，对政权（民权）与治权（政府权）进行深入阐述，人民治理国家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是通过所制定的法律管理、治理国家，就是要实现法治的国家。他认为“五权宪法”就是这种民治、法治意志的体现。
对于如何具体着手建设新生的共和国？孙中山不仅提出了理论，还制定了规划，在他所撰写的《实业计划》中，对国家建设具体拟定了六个计划，即以民为本，以国民经济基础建设为重点的全国实业发展规划。在这六条计划中，五条属于基础建设，而基础建设中他又明确“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19]进而他指出“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20]所以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自告奋勇要去抓铁路建设，他说：“如人民以为然，鄙人可以担任，十年之内一律修成。”[21]袁世凯也顺水推舟，给了他一个全国铁路总办的名义。在上海他还成立了一个铁道协会，一门心思去做这件事情。在他自己看来，“余现以全力筹划铁道，即为国家谋自存之策”[22]。六条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第一、二、三项是搞水运建设，拟建北、东、南三大海港，改造三大内陆水路（含运河）；第四项为陆路交通建设，拟建五大铁路系统，几乎贯通全国各大区域，具体为中央、东北、东南、西北、高原五大条；第六项是矿业开发建设，计划主要办铁、煤、油、铜和特种等矿的开采、冶炼以及相应的矿业机械制造业。他认为“矿业是工业之根”，“机器为工业之树”，矿业将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中山实业思想立足点是为人民大众的，所以六个计划中的第五项计划就是为人民（家庭）提供现代文明生活所必需而又安适的物质条件。计划中所涉及的有粮食、衣服、屋室、行动、印刷等工业的建设。为了保证以上经济建设实业发展目标的顺利完成，中山还手定了相配套的方针政策。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一次完成，即以机器生产代替小手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也包含农业）与大工业国有化的生产关系革命同时并举；二是允许、扶持与鼓励个人在经济建设非独占性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力，使之成为国家实业发展的另一支不可缺少的补充力量，但国家实业成分必须占主导地位；三是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说：“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吸收外国资本，以筑铁路、开矿山”，“以振兴工商业”。当然他也看到“用外资非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当择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实行”。[23]他主张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在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与外商合作，并在《实业计划》一书中称之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问题，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边疆的建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给予的热情关怀。早在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到了建设大西北的初步设想，后在他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对大西北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已提出了许多宏伟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开发大西北仍然要从抓交通建设入手（如修铁路），进而开发西北的自然资源（如羊毛工业）和劳动力资源（如以工代赈）。同时他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由国家购买各省的宜垦荒地，再投资建设成农庄，然后组织内地向西北移民，把农庄借贷给移民，以加快西北的开发步伐，初步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现状。为保证这个计划的落实，他要求国家要设立专门移民机构，要开设殖边银行，要组织实业公司和科研团体，在资金和人才两方面支持西北开发建设。尤其本文上面所提到的《实业计划》中的铁路交通建设，其中孙先生对西北铁路系统有过规划，计划拟在渤海湾修建一大港口，作为贯通西北铁路大动脉的终点与出海口，这条铁路还设计有向北、正西和向西北辐射的三条支线，其中正西支线为主线，这条线路就是计划要穿过宁夏地区而直达新疆乌鲁木齐的干线，并进而要与欧亚铁路相衔接。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孙先生的有生之年，并未能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但是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在上一个世纪之初，就对中国经济建设在理论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留下了专门的著作，在实践方面规划了详细的内容，提出了发展的道路，并为实施运行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保驾护航。这是当时指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整套系统工程，是使中国走向强国富民的一把金钥匙，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仍然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