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宁夏军民的剿匪肃特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并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宁夏解放初期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亦相当严峻，由于数万名马家军突然哗溃，形成大批散兵游勇到处骚扰滋事，股匪、敌特勾结破坏，一时间人心惶惶，社会治安混乱，给新政权带来很大的挑战。对此，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省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在驻宁人民解放军、公安、武警干部等的努力下，与匪特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了城乡治安和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9月2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第十九兵团先遣分队冒雨进驻宁夏省城银川市，随后，十九兵团全军立即在向全省各市县进军的同时，于9月26日成立了由司令员杨得志兼任主任，马鸿宾（宁夏起义将领）、朱敏（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曹又参（三边军分区司令员）任副主任的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过渡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统一领导银川市和全省的接管、支前及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同日，军管会连续发布了第一号、第二号布告。第一号布告的九条规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对各阶层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消除了各族各界人民的顾虑，澄清了社会上流传的谣言，起到了“安民告示”的作用。同时，对于敌人也是一个严正警告。如布告第七条规定：“严禁暗藏敌特，不法之徒，进行军事破坏，偷盗抢劫，放火等罪恶行为，如遇上述情形，居民一律均有权扭送和迅速报告军警治安机关处置。”第八条又规定：“蒋马散兵游勇，限布告日起，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本会当根据自愿，分别收容或遣送回籍。如有违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也应受到处分。”第二号布告，则对报到登记地点和具体办法作了详细规定。紧接着又于9月29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警备司令部，在落实市军管会第一、二号布告和维护省会地区的治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给全省大局的稳定做了示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之下，仅在市军管会登记的马鸿逵部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就达二万余人，其中将级和上校军官六十六人。收缴各种枪支近六千件，对于维护城乡治安与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宁夏地区除了散兵游勇祸害之外，更为严重的则是匪患，全省境内外土匪如毛，主要有郭永胜（郭栓子）、马绍武、张海禄、李富成等股匪和德（内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残部等三大匪患，以及三边地区毗邻宁夏一带的张廷芝等惯匪。他们勾结地主恶霸、敌伪军官、兵痞流氓和帮会头子，有的还在美蒋特务组织的指挥下，到处张贴反动标语，造谣惑众，煽动民心，甚至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公然袭击我旗、县和基层区、乡人民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生产、运输部队，杀害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装抢劫贸易公司，破坏工矿企业生产，阻断公路干线交通，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活动于宁夏北部和阿拉善旗境内的匪众为德王和李守信匪众。这是一支政治土匪，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过所谓蒙疆伪政权，是有名的蒙奸卖国贼。后来他们又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继续与人民为敌。解放军进军大西北之后，他们不甘心失败，企图在阿左旗巴彦浩特导演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阴谋失败后，仓皇逃往阿左旗北部沙尔扎庙、拐子湖一带，汇聚流窜此地的少数反动王公、贵族、惯匪以及伪蒙古骑兵新编第一旅的残兵败将千余人，在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磴口县一带到处杀人抢劫，无所不为。
活动于宁夏南部一带的马绍武等股匪，是一批十恶不赦、罪行累累的惯匪。宁夏解放初期，该股曾率众向我军假投降，随后又全部叛变，并与张海禄、李成富等匪合股，盘踞于同心县西南山区，骚扰宁南和固原大片地区，抢劫行人，打家劫舍，伏击过往人民解放军，危害极大，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活动于银川平原和贺兰山地区的是郭永胜股匪。郭为宁夏巨匪，早在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就曾占贺兰山为王，人称“贺兰王”。马鸿逵久剿无功，便招安他下山，任命他为贺兰山警备司令。解放初期，慑于我大军之威，曾一度投诚，被改编为贺兰山保安队，任队长。1950年3月，郭永胜率旧部复叛，重上贺兰山为匪，并积极与台湾特务组织联系，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官”。他纵匪众在银川平原各县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人民群众切齿痛恨。除此之外，还有张廷芝、阎廷芳、田福祥、杨沙虎、李大瓜子、王敬武、索少义、李正富、马生财、杨伯义等二十余股土匪。有些匪首还扬言“打到银川去”，“举行全宁夏总暴动”，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一时间，阴风阵阵，乌云滚滚，谣言四起，人民群众恐惧，部分地方干部不安心工作，基层政权建设严重受阻。
面对严重的匪患，中共宁夏省委于10月9日发出关于《对目前几个中心工作的指示》，肃清土匪特务，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武器，安定社会秩序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四大中心任务之一。11月15日，省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再次发出《今冬中心工作的指示》，明确了“以肃清土匪为中心工作，配合进行征粮、建政、反特”。省委书记、省主席潘自力在12月26日召开的首届省政府委员会议上的报告亦明确指出：“我们今年冬季的工作是以肃清土匪为中心。”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为落实省委的指示，及时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成立全省剿匪指挥部，由军区司令员和驻军首长王道邦亲任总指挥，并制定了剿匪方针：（1）以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统一指挥，加强通信联络，确实掌握匪情；（2）在战术上要灵活机动，采取连续追剿的办法；（3）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对麻痹太平观念，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并了解匪特性质，树立为民除害、保护地方治安的思想。宁夏军区还向各剿匪部队及各县区发出《关于当前剿匪工作的意见》。省委亦发出《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要求各县建立警卫队、保安大队，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剿匪部队重新作了分工，由19兵团65军负责宁北和贺兰山的清剿；由独一师负责宁南和固原地区的清剿。独一师师长黄罗斌任总指挥，参谋长牛化东任副指挥。与此同时，中共平凉地委也发出《关于清匪肃特反恶霸的指示》，时隶属于甘肃省的固原地区各县，与宁夏省密切配合，同时开始了清匪肃特反恶霸斗争。在宁甘两省军民联合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匪众很快就分崩离析，内部分化瓦解，顽固分子日益孤立。1950年3月，活动在宁夏北部和阿左旗的德李匪部，除德王、李守信、包贵廷等极少数核心头目逃亡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引渡回国判刑）外，其余全部向我军缴械投诚。
活动在宁夏南部地区的土匪股系众多，计有500余名，其中以马绍武和张海禄两股势力最大。马绍武是回族，同心县大沟沿人，是恶迹昭著的惯匪。在1936年我红军西征路过海固地区时就伏击过红军队伍。后曾被马鸿逵部收编，任游击队长，这次再叛，又组织海原、同心、固原3县反共游击队，拥有步骑200余人，轻重武器俱全，占据同心县西南庙山、王家坪、巴墩坪一带，自称此地为“小台湾”，自己是“仁义军”，还公开张贴告示，表示效忠蒋介石，反共到底，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致使各级政权不能开展工作，翻身农民再度纷纷逃亡。1950年1月底开始，我军组织步骑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从灵武秘密出发，远程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连续追剿，终于在2月11日生擒马绍武、李成福、王昌彦等多名匪首。1951年3月11日，马绍武被押往银川公审后执行枪决，豫、海、固匪势得到有效抑制。但不久李成福（被宽大释放）又勾结张海禄重新作乱。他们到处散布谣言，甚至打出“青天白日旗”，自称“仁义军”，在回族聚居地区喊出“保教保命”的口号，进行反革命政治土匪破坏活动。但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继续做政治工作，宣传“剿匪不剿家”，“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从而发动了群众，瓦解了敌人，孤立了土匪。在同心县地方政府、民兵武装的有力配合下，剿匪部队消灭了各股土匪的有生力量，于1950年6月23日，再次擒获匪首李成福，于7月8日在同心县高崖子召开群众大会，将作恶多端、死不悔改的匪首李成福、王昌彦执行枪决，为民清除了一大公害，各族人民拍手称快。大会也当场释放了一些愿意悔过的人回家。会后许多土匪携械来降。7月4日，又在县城南部瓦窑河村将匪首张海禄捕获。1951年2月18日，万人公审大会在中宁县城西操场召开，判处张海禄死刑，立即执行。张匪自绝于人民，落到可耻的下场。至此，宁夏南部匪患基本肃清。
宁夏解放初期的土匪，剩下最大的一股就是活动于银川平原，贺兰山一带的郭永胜。郭匪是宁夏北部罪恶彰著的大惯匪，惠农县米家村人，贫困家庭出生，为了发财，24岁上贺兰山为匪。由于自幼凶狠，及长更加阴险狡诈。他体型粗壮高黑，满脸横肉，加之一手好枪法，很快便夺取首领地位，成为“贺兰山王”，是宁夏川区的杀人魔王。官商士农均深受其害，马家军屡剿不靖，对其奈何不得，只好设计收编了郭部。马鸿逵曾任命郭为平罗县保安大队队长、独立营营长。但郭还是一边当官，一边为匪，干起了官匪一家的“合法”勾当。解放军进军宁夏之际，在我党地下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他曾主动收缴过马家军携带物资北逃的汽车队和散兵游勇的枪械，携资械向解放军投诚，故郭部亦被宽大改编为贺兰山保安队，郭任队长。1950年3月5日，郭以搞生产为名，率四五十名骨干分子逃进贺兰山重新为匪。郭对跟他上山的匪众说：“现在美国和蒋介石已经在东北登陆，马鸿逵已到了四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共产党在宁夏待不长了，这几百里的贺兰山以后还是咱们的。”郭竟然胆大包天，连连袭击我驻军生产部队，几个月之内我军就伤亡140多人。先后还有地方干部、企业领导、小学校长、商人和农民等多人被杀害，给部队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极大的威胁。郭匪还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匪众势力得到扩大，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郭先将匪部命名为“贺兰山黑虎军”，自任司令，命张绪绪（张怀中）为副司令，下编两个大队：张绪绪兼第一大队队长，谢占魁为第二大队队长。不久通过原马鸿逵部168师参谋长、美蒋特务梁明（梁文祖）的联系，与美蒋特务组织挂上钩，接受美蒋特务组织的任命，改匪部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下设两个旅，分别由杨格娃、谢占魁任旅长，郭任司令官，张绪绪任副司令官。于是郭栓子一股走了反革命政治土匪的道路。为了剿灭郭匪，解放军65军的3个师都先后多次派出部队对贺兰山一带进行围剿。但由于郭匪熟悉地形，行动诡秘，加之沿山一带人民群众慑于郭匪的凶残和淫威，一时不敢与我军进行配合，使郭匪得以屡屡制造流血事件。7月30日夜，郭匪公然向阿左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浩特城发动袭击，被旗保安队和旗机关干部打退，损失很大。31日，郭匪又命令一支股匪在贺兰山樊家营子伏击了前来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委第一届党代会返回的阿左旗工委书记曹动之。曹书记和警卫员3人均壮烈牺牲。这使得匪势日炽，气焰更加嚣张。面对郭匪的挑战，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即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三方密切配合，采取解放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基层民兵联合行动，并对贺兰山进行分段负责搜剿，以集中兵力进剿搜山和大部队与山下驻剿相结合的方法，持续保持对匪围剿的高压态势，不让一个匪徒逃脱。这次对贺兰山郭匪的大规模清剿行动于9月12日打响，10月6日就活捉了匪首郭栓子，以下大小头目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被抓或投降自首，为害宁夏20多年的郭匪毒瘤被铲除。1950年11月19日，宁夏省人民法院在省城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郭永胜进行公开审判，判处郭等死刑，立即执行。郭永胜等匪首恶贯满盈，在一声枪响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1950年，宁夏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省军民集中力量继续清剿余匪，搜捕散匪、侦捕特务分子。先后有宁夏5个系统的蒋马特务 26个单位147人进行了登记，交出电台14部，密码21种，手枪145支，步枪72支。打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潜伏在宁夏的特务分子卢博儒和他掌握的“宁夏独立电台”。在剿匪中又挖出匪特勾结案数起，破获几起特务组织，平定了特务分子马晓东、贾国俊等煽动而发生在固原地区的一场叛乱。在剿匪肃特斗争中，建立了自上而下有效的治安组织，县有公安局，区有公安助理员，乡有公安主任，村有治安员。他们与解放军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和基层民兵相配合，有效地维护了全省的治安。人民群众等揭发批斗了匪特反革命分子2046名。同时，还取缔了一贯道为代表的一批反动会道门组织。宁夏全省基本上消除了匪特的祸害，社会秩序日趋安定，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