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宁夏战略地位的上升

随着西北战略地位的根本性变化，宁夏的地位当然也相应得到放大与凸显，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地理形胜扼要。宁夏位居大西北的东北部，依山（贺兰山）阻河（黄河），大漠环抱（乌兰布和、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具有锁钥西北北大门的形胜。在军事上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日伪军曾一度乘傅作义驻绥远省的部队撤守山西之机，意欲西犯，妄图一鼓攻占宁夏，打开大西北的大门。这时的宁夏，已由大后方的大西北一下子变成了大西北的抗日前方战场。试想，如果宁夏不保，藩篱不存，则大西北不保；而大西北不保，则国际通道阻断，陕甘宁边区也将受到严重威胁，而且日军可从侧后绕道攻打中国另一片抗日大后方的大西南地区，则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就危在旦夕；大西北和大西南都不保，则光复无望，中华民族灭危矣。

其二，政治形势微妙。日本在军事上积极准备进攻宁夏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散布其似是而非的所谓“民族自治”的理论，挑动蒙古族、回族人民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以施“以华制华”的奸计。他所瞄准的重点对象是时任宁夏省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长官的回族军阀马鸿逵和阿旗王爷达理札雅，妄图策动马鸿逵作带头羊，仿照伪满洲国或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式样，在西北再造一个所谓“回回国”和“阿额青蒙古共和国”的政治阴谋。在行动上，日特机关让当时归属于宁夏省管辖的阿拉善、额济纳二蒙旗的两个王爷——达理札雅和塔旺嘉布率先搞独立，从宁夏分离出去，在政治上给马鸿逵施加压力，并于心理上动摇宁夏军民的抗战信心。日特在两蒙旗设立特务机关，架设电台，修建飞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航道，等于把刀架到马鸿逵的脖子上，逼其就范。由于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使得马鸿逵和蒙旗的王爷们，为了自保自存，态度暧昧，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宁夏地区这种微妙的政治形势，潜藏着很大的隐患，如果日本人的阴谋得逞，则从东北的伪满洲国起，到华北、绥远的伪蒙疆，再到西北的宁夏省和西蒙二旗，就会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反之，如果宁夏和两蒙旗当局的抗日态度坚定，守土有方，把住国门，将对全国抗日战争作出独特的贡献。

因此，宁夏形势的变化，马鸿逵的政治动向，一时间受到国共双方，甚至受到苏联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致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