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问史31载感悟

我虽然是学习历史专业，但大学毕业后即遇上“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基层和机关，工业和农业部门，打了十几年杂。直到1979年，各省社会科学院恢复成立时，才“归了队”，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半路出家”——研究宁夏地方史和西北民族关系史。

1981年12月，我带着归队后试写的第一篇论文——《西北顽固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反动》，到长沙参加全国首次青年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次长沙学术研讨会，是我最终下决心“吃历史饭”的标志、首航。那时我已年逾41岁，从“不惑”向“知天命”之年迈步了。所以叫做“半路出家”。真可谓是时不我待，只能走超常规的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一天等于20年”地去拼搏了。30多年以来，等于是“在家出家”“带发修行”，终年青灯黄卷，与故纸堆打交道，个中的辛苦、孤寂，他人无法理解。

当然，由于坚持笨鸟先飞，急起直追，心血不断化作文字，前后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在小范围内产生一些微不足道的影响，得到某种肯定。虽然与诸位大家们比，不足挂齿，但也聊以自慰啦。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马齿徙增，长沙一别已过30载，并年逾“古稀”。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进入“自由王国”了。从上大学读历史专业读书到如今，与历史打交道50年过去了，我觉得历史，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自然顺序的排列，是往事的逻辑运动过程。而史学则是讨论历史的意义、目的、价值以及历史著述的原则、理论、方法、技术等方面的一门学科。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现后，历史才第一次成为历史科学。我个人在问学治史中也有一点感悟，概括起来大约有四点。

其一，人人都要学习历史。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之根，精神源泉，经验与智慧的总结，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以史为鉴知兴替，帮助人们掌握事物运行的规律，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扬长避短，科学决策，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割断历史或数典忘祖，成为“史盲”，将会变成集体痴呆，何谈事业成就与民族振兴呢？

其二，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研究社会，使得对于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从而指明了历史研究就是要认识这种规律，揭示它的运行轨迹，秉笔直书，传信于后人，以避免犯航向迷茫和选择性失明的错误，或搞一些庸俗的浅薄的“戏说历史”（数典戏祖），甚至是强暴历史而贻误后人。这是一种历史的犯罪，一定要留骂名于子孙的。

其三，史学工作要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因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人，社会就是历史的大舞台。所以史学工作者，要主动从书斋走向社会，有责任把历史还给人民群众，将真实的历史通过史料和思辨的复杂加工，凝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让人民群众看到历史的真面貌，并观照现实，从而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其方式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翔实生动的资料，发掘历史学的独特魅力，打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历史文化产品，奉献于社会，丰富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让史著也成为大众热烈追捧的对象，尤应成为青少年一代思想品德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大教材，充分发挥历史文化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其四，新一代历史学家有把史学研究推向纵深的使命。因为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有前辈学长积累的学术成果与治史经验，有当代编史修志和考古新证作为参考，更有全社会重视历史文化的氛围，剩下的问题就要看史家们的作为了。

治史是一项光荣而又艰辛的工作。首先，只能通过苦读、探索、发微，打牢功底，舍此别无捷径；其次，要用高尚的人文修养和学术良知，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不唯书，不唯上，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隐，忍辱负重，服从真理，为社会承传信史；再次，要能放下身段，把基础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既推出“阳春白雪”的高端研究性作品，也要会生产具有现代概念和流行语言的能让一般民众耳目一新的通俗普及性产品，并努力在成果形式上不断有所创新。

此时，我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有一首无名氏诗——“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