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万历朝《朔方志》考证
宁夏地区于明代中前期所修志书，均名“宁夏志”“宁夏新志”，而从万历朝始，所修志书均以“朔方志”命名。明神宗朱翊钧在位的万历朝享祚48年（1573—1620年），其间宁夏一地四次修志，并均以“朔方”冠名，是为宁夏修志的黄金时代。正如宁夏巡抚杨应聘在他主修万历四十五年《朔方新志》亲笔所撰《序言》中第一句话就写道：“宁夏古朔方地，故其志以朔方名志，凡四修矣。”[37]也就是说明代万历朝，宁夏修纂了四部以“朔方”为名的志书，但查索有关宁夏旧志的资料，似乎并非如此。
现将明代万历朝宁夏志书编纂情况梳理如下：
1.第一部：《重修宁夏志》
该志修于万历初，志稿已不复存在，但《万历朔方新志》卷首保留了石茂华给这部志书所写的《序言》，序文称此志为《重修宁夏志》，并无“朔方”之名。
石茂华，字居采。山东益都县（今山东寿光境内）人，进士出身。万历二年至五年（1574—1577年），首任陕西三边总督。万历十一年（1583年），复任。[38]总督开府固原，节制延绥、甘州、宁夏、固原四大军镇兵马，相当于今西北大军区司令员。石茂华于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十五日（“仲冬之望”），在《重修宁夏志·序》中写道：“（宁夏）旧志，弘治辛酉，中丞王公珣，延胡公汝砺纂修者；嘉靖庚子，中丞杨公守礼，又延管君律重修之，今凡四十年矣。”[39]就是说，从石茂华作序的万历五年（1577年）向前推四十年左右，至嘉靖十八、十九年，正与《嘉靖宁夏新志》纂修和刻行的时间大体相吻合，相隔三十八九年，故称“凡四十年”。石序还道：“余惧将来之无所考也，因檄兵粮道佥事解君学礼重修之。解君则礼延长史孙汝汇相与考索订正，逾年告成。”即万历四年（1576年）开修，五年（1577年）修成。石茂华所请的两位主笔之一的解学礼，据《万历朔方新志》载：万历二年（1574年）至八年（1580年），任宁夏督储河西道。进士出身，“才识卓越，备守绩伟”[40]。万历七年（1579年），因功升陕西副使、任整饬固原兵备道。[41]孙汝汇则是万历三年（1575年）至八年（1580年）任宁夏庆王府长史（类今秘书长），也是进士出身。[42]二人同为宁夏地方官，故受石茂华之邀，在万历四年、五年间纂修了宁夏志书，证明石言为是。按惯例这部《重修宁夏志》应当署名石茂华主修，解学礼、孙汝汇主笔。万历四十五年，宁夏又修成《朔方宁夏新志》，在该志的《陕西三边总督》项下记曰：“石茂华益都人，万历二年任，修《宁夏镇志》。”[43]另外，石茂华在序言中还写道，他所主修的《重修宁夏志》的编撰原则是：“旧志可因者因之，未备者增之，繁芜者则芟夷之。”[44]《重修宁夏志》全书“为卷者四，为目者四十有二，大都以有关于政体、边事为准，外此弗录也”[45]。为志书作序者一般均为地方最高长官，石茂华时任总督，是宁夏巡抚的顶头上司，当时的宁夏巡抚罗凤翔可能出于礼貌，敬请总督赐序，也是在常礼之中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志书的主修人应是罗凤翔，而非石茂华。作为上级石茂华可以写序，但是不能越俎代庖，直接指令地方官（解学礼、孙汝汇）的修志，这应当视为不正常的事，加上该志稿无人见到，是为一迷。
另外，还有一些疑问，既然为《万历朔方新志》作序的时任宁夏巡抚杨应聘，在序文明确写道，宁夏于万历朝所修的四部志书，均以“朔方”为名，石志又为何取名为“宁夏志”呢？而《万历朔方新志》自身也在介绍石茂华中，说他主修过《宁夏镇志》呢？难道所谓石茂华修《宁夏志》之事只是一个计划中的事和传说吗？但他委派的修志人又有名有姓，而且是一部四卷本、四十二门类的大部头志书，确乎难予否定。不过今人只能看到石序文，无法得窥志书的全貌，至于刊刻情况更是茫然了。
2.第二部：《朔方志》
该志应当是明万历朝宁夏地区的第二部志书，并且是以“朔方”为志名的第一部志书。为时任宁夏巡抚罗凤翔主修。《万历朔方新志》保存了罗凤翔为志书所写的序文，序文的开头文字付缺。从这篇无头的序文中仍然可以看到，文中第一次以“朔方”代指宁夏，故该志书名当以“朔方志”冠之。序文还说：“余承乏是方凡六稔，方事略晓鬯。戊寅冬余乃按旧志，整齐其故实，拾遗、约繁、矫俚为文，作志十篇：曰志地、志边、志□、志祀、志赋、志兵、志宦、志人、志举、志杂，析为四卷。”[46]他告诉人们，《万历朔方志》是他一个人于万历戊寅年至己卯年（1578—1579年）独自修成的，全书分四卷、十大门类。看来可能是对石茂华前所主修的“旧志”（《宁夏镇志》）的四卷本、四十二门类，进行考定增减而成的一部志书。[47]罗凤翔撰修的《朔方志》与石茂华主修的《重修宁夏志》均已散佚，但罗志的存在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万历朔方新志》在志前的《纂修朔方新志檄文》提供了证据，文曰：“本镇旧志，自万历七年（乙卯）重修以来，时经三纪。”[48]《檄文》告知人们四点意思：其一，本志名为“朔方新志”，则前志应名“朔方志”，因为前有“朔方志”之名，后才有“朔方新志”之名；其二，石茂华修《宁夏镇志》在万历四年、五年，重修《朔方新志》时已告散佚，而罗凤翔撰修的《朔方志》当时可能还可见到，所以人们只知有“万历七年”罗凤翔的《万历朔方志》并称为“旧志”。在卷二《兵马》目中记道：宁夏明朝万历的“旧志纂于乙卯”。乙卯是万历七年，正是罗凤翔修成《朔方志》之年。[49]其三，杨应聘主修《朔方新志》距罗修《朔方志》时隔“三纪”，即三十六年（一纪为十二年）。而罗修《朔方志》始于万历戊寅年（万历六年），至万历丁巳年（万历四十五年），前后历四十二年，约“经三纪”矣，证明《檄文》所言不妄。[50]其四，从《万历朔方新志》的内容来看，录有大量罗凤翔主政的内容，这是旧志一大陋习，谁主修则偏重书录谁的政绩。如卷一：城池、坊市、屯田、水田、盐法、兵马等门类，皆大量记述罗凤翔政绩，并基本上引自万历七年罗独自修成的《朔方志》中的内容。甚至在卷二《兵马》目中，还引用了罗凤翔一段论“兵贵精、不贵多”的论述，并前冠：“《朔方志》曰”，这就清楚看出罗修的志书确实名为《朔方志》。同时在《朔方新志·赵可教后跋》中，也写道：“考其志，与闻万历己卯载修，所谓《朔方志》者。”[51]
罗凤翔，字念山。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境内）人。举人出身。万历元年至八年（1573—1580年），任宁夏巡抚。卒于宁夏任所。《万历朔方新志》罗凤翔作“罗凤翱”，而《明实录》等均作“罗凤翔”，今从罗凤翔。[52]
3.第三部：《万历朔方新志》
这部志书情况较为复杂，要说清楚必须从头细述。编修此志的经过大约是：自明万历初石茂华主修《宁夏镇志》和罗凤翔撰修《朔方志》三四十年以后，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崔景荣任宁夏巡抚，他认为“旧章不可以遂湮，近事不可以缺载”[53]，宁夏志书应该续修了，于是就着手筹办相关续修事宜。但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底，朝廷升调他任兵部右侍郎。在还没有交代离开宁夏任所时，恰宁夏籍名儒杨寿考取癸丑科（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回籍后选时，于是崔景荣请他出山主笔续修宁夏志书。杨寿以熟悉乡情、文笔卓越的优势，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613—1614年）完成了志稿。新任宁夏巡抚杨应聘到任后，从宁夏儒官黄机手中拿到了杨寿续修志稿，正好此时杨寿也在改任司农使新职后因公“过里门”[54]，又抽空再次对志稿亲加“参续”，并请杨应聘补写一篇序文。抚宪杨大人在序言中对“崔公檄修之意，而杨君文字”[55]大加赞扬，肯定该志“为帙有五”[56]，即续修的五卷本《朔方新志》“足以昭炯鉴而垂典则矣”[57]。杨序的落款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通例，长官所作的序言时间即为志书的修成时间，所以《朔方新志》成书时间应当是万历四十五年正月。
从该志的《修志姓氏》和《修志檄文》中得知，《朔方新志》的主修人应该是前后两任巡抚崔景荣（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任）、杨应聘（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任），主笔为乡儒杨寿，实际操办人（相当于今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当是进士出身的陕西按察使、督储河西兵粮道龚文选（四川人，万历四十一年任），进士出身的陕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兼宁夏河西兵粮道和儒学赵可教（四川人，万历四十三年任），进士出身的陕西按察使、督储河东道张崇礼（山西人，万历四十二年任），在三位地方长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万历朝最后一部宁夏志书。因万历朝初罗凤翔修成的志书命名为《朔方志》，故后续志书与之对应，名之曰《朔方新志》。
再从《朔方新志·赵可教后跋》文中“逾年始成，爰锓诸梓”句来看，崔景荣和杨应聘主修、杨寿主笔修成的《朔方新志》在万历四十五年付梓，是有刻本的。而且这个刻本还有可能仍然藏之于民间。因为我见到1944年1月出版的《旅行杂志》中，刊载时任云南省昭通中学教师张希鲁先生的文章《跋明版〈朔方新志〉》。文中他叙述了自己手中有一部明刻本《朔方新志》，其来历是“吾于乡中故家得之，盖其先世宦游西北，携归藏之箧中”。他介绍该志为明朝宁夏第四次修的志书。全书五卷，为杨寿、黄机二人撰修，杨应聘主修完成。志前载有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杨守礼序文、万历五年（1577年）石茂华序文、万历七年（1579年）罗凤翔序文和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杨应聘序文。跋文并未提到志文中有清初增加的内容，说明张先生手中的《朔方新志》确系明原刻本。他还写道：当前处于抗战时期，“开发西北”“宁夏繁荣”“研究边疆史地”“欲识西北各情，此志又可少乎？”他的跋文写于1943年8月15日。[58]目的似为推介《朔方新志》，而非重刻《朔方新志》，故以跋的文体似有不当。但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朔方新志》，实际上并非原刻本，而应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重刻增补本，因为在志书的内容中多处突破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下限。比如卷二《内治》的《督储河东道》目中：张九德为泰昌元年（1620年）任，张维枢为天启五年（1625年）任，周汝玑为天启六年（1626年）任，葛汝麟为崇祯元年（1628年）任；《理刑同知》目中：路尚论为天启四年（1624年）任，牟脉新为天启六年（1626年）任，王标为崇祯元年（1628年）任；《监牧同知》目中：卢自立为天启元年（1621年）任，张继孔为天启六年（1626年）任，李鲁士和赵守成为崇祯元年（1628年）任；等等。类似此类越出《朔方新志》万历四十五年下限者，不仅不胜枚举，甚至还有记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内容，如卷二《内治》的《分协副总兵》目下曰：“崇祯十三年，巡抚樊一蘅、总兵官抚民题设、始此。”查《明史》樊一蘅，字君带，四川宜宾人。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1639—1640年）任宁夏巡抚。[59]官抚民，崇祯末年宁夏倒数第二任总兵官，具体任职年代不详，其父官秉忠，历任宁夏副总兵、延绥总兵等职，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辞疾归，久之卒”，其殁时间至少当在崇祯中后期，其子任宁夏总兵官更当在其卒后。[60]《朔方新志》卷二，在《钱粮》目下，还收录了宁夏总兵官抚民关于兵饷问题的奏折全文，文中两处提到“崇祯十二和十三年”。又在《俘捷》目中，记录了宁夏巡抚李虞夔（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任，为宁夏明代最后一任巡抚）和总兵官抚民，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与入犯蒙古部黄台吉大战的“洪广老鼠嘴之捷”一事。[61]此类记入崇祯末期的内容，在志书中并非一两处。
最为明显的还是《朔方新志》不仅在卷首的《总镇图说》中，特意把志文中的明朝“弘治”改为“弘正”，显然这是在避清世祖福临“顺治”皇帝的讳。另外，还于卷五《词翰·逸事》，即全志书正文结束之后，又续增了清代顺治朝的一些内容。其中有清初宁夏巡抚黄图安关于军事、兵饷、军粮、驿递、茶市、水利、屯田、建义仓等政务的奏折八件，另有一件关于请免征宁夏原河东道地方“玖厘银两”附加（即所谓“辽饷”）的奏折和调查报告。以上诸事所涉时间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至十五年（1658年）四月六日。查《顺治皇帝实录》，黄图安是顺治十一年二月壬午（1654年4月8日）任宁夏巡抚，顺治十六年四月丁巳，因被保举人犯事连坐而降职调用。[62]《朔方新志》中增续的清顺治和康熙朝内容是怎么回事呢？据《乾隆宁夏府志·王宋云后序》云：“国朝顺治初，唐采臣先生以户部主事督饷来此，得遗文数首，因与中丞黄公奏议附刻于后。”[63]但是，实际情况何止增刻入顺治初的内容，在其后者还列入了宁夏清初最后一任巡抚刘秉政的《去思碑记》。刘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接替黄图安任宁夏巡抚，至康熙五年（1666年）宁夏撤销巡抚止。[64]《去思碑记》的落款是康熙五年（1666年）。[65]可见，现在见到的明朝万历四十五年所修的《朔方新志》，并非它的原刻本，而是经过黄图安、唐采臣、刘秉政修改过的增刻本。时间大约也是黄图安任宁夏巡抚间付梓行世的，即顺治十一年（165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之间。那么，明代宁夏镇（宁夏北部）所修成的方志计为三部，今已无一部原刻本传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