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的红色历史文化
宁夏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的渊源，主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以及所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革命遗产。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军长征在宁夏撒下红色革命种子。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到了灭亡的边缘。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展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指挥下，于1935年8月15日，首先到达六盘山地区。同年9月18日，与陕北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一次把红色革命种子撒在宁夏南部山区，广大人民初步接受了革命的洗礼。
继红二十五军之后，1935年10月5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也进入三陇大地。中共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和红军主要军事指挥员彭德怀、叶剑英、左权、聂荣臻、林彪等，都在宁夏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10月19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省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会师，重新建立了全国革命大本营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红色文化开始在宁夏大地广为传播。
第二，红军西征将宁夏部分地区纳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团结抗战，命令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开展西征战役。野战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下辖左权、聂荣臻带领的左路军和徐海东、陈子华带领的右路军，两军配合，分别解放了宁夏南部与甘肃东部的广大回族聚居区。彭德怀率西征红军总部驻在宁夏豫旺县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坐镇指挥。10月22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实现会师。11月中旬，三大主力红军又在豫旺县同心城欢聚并召开盛大的“三军团聚军民联欢大会”。这时，红军高级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关向应和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以及邓小平等均居住在宁夏中部地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来到同心城表示祝贺。
三军胜利会师于宁夏，对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对于中国革命新圣地——延安的选择，对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都具有伟大的意义。从此，宁夏各族人民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三，红军帮助宁夏各族人民建立起一批红色政权和红色人民武装。
就在红军开展西征战役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武（回族）任主席。办公地址设在与宁夏交界的甘肃环县河连湾村。其后，伴随西征战果的扩大，又先后在今宁夏境内成立过：中共固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固原北毛居井董家庄），中共盐池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之前成立过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驻今花马池镇），中共豫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同心下马关），中共固原县工委（驻固原头营三岔村）以及中共豫海县委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驻豫旺王团庄）。与此同时，还先后建立过一批区、乡级自治政府。
为了保卫人民政权的革命胜利果实，凡建立了红色政权的红区，都纷纷组建了群众武装。凡回族聚居区，自治政府主席和地方武装负责人大多由当地回族贫苦农民担任。当时，西征红军总部也抽调民族干部，组建了回民骑兵师，任命回族干部马青年担任师长，这一举措对于推动地方民族武装的建立，起到了帮助、示范和促进的作用。
红色文化全国许多地方皆有之，而宁夏红色文化的特点，“你有我特”“你特我独”，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层次高。红军长征、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以及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与最高指挥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几乎在宁夏山川留下了身影和革命事迹，他们是：
遵义会议所确立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博古）、何克金（凯丰）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
红军方面有：朱德（红军总司令）、张国焘（红军总政委）、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左权、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李先念等。
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
包括后来的中共七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书记处书记，时称“五大书记”：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再后来，中共八大产生的中央主席和七常委：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其中只有陈云于长征、西征时未来到宁夏。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其中只有陈毅于长征、西征时未到宁夏）。
也就是说，在1935年、1936年红军长征和西征时期，我党、我军的许多领导人都曾在宁夏这块红色土地上“群星荟萃”。毫不夸张，这批红色精英都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他们被宁夏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铭记。这种至高无上的红色记忆、革命历史，全国除井冈山、瑞金、延安三大革命圣地之外，在其他地区是极为罕见的。
其二，内涵丰。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地区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历史，创造了丰富的红色文化，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大事有四件：
第一件：红军第一、二、四三大主力先后会师、会聚在宁夏。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今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又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三个方面军实现了全部会师。11月中旬，红军各部云集于今宁夏同心、盐池、固原、西吉、海原等地区，积极准备“海（原）打（拉池）战役”和“宁夏战役”，于是红军总部和三军最高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在同心城召集的“三军团聚军民联欢大会”，这才是在真正意义上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的最后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全部红军的伟大长征，最终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和北上抗日的伟大目标。从此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最后落脚于陕甘宁地区，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宁夏的早期实践。1935年7月25日起，在共产国际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问题。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贯彻统一战线精神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一宣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同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驻地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的具体国情，也是为了贯彻“八一宣言”精神，形成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也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次年5月，红军在开展西征战役中，率先在宁夏地区开创性地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摸索到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成功地与东北军、马家军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另外，红军在进入回族聚居地区以前，就颁布了一系列尊重回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指示、命令、规定等，如在回族地区不打回民土豪，并主动送还马鸿宾部的被俘官兵与械弹，一再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阐明我党抗日救国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其首先在宁夏地区的试行，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件：党的民族自治理论在宁夏的大规模试行。红军在西征期间，曾帮助宁夏回族聚居地区人民，在今同心、固原、彭阳、海原一带创建了五个县级和一批区乡级红色政权。特别是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创建，是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它是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成功解决民族自治问题的一次实践，也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新成果，它既符合回族人民长期以来争取平等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等的愿望，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科学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第四件：伟人诗词和名人名著的诞生地。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在翻越六盘山的过程中，曾口拈《长征谣》一首，即后来举世闻名、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词一首，从此，名不见经传的六盘山蜚声中外。另外，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红军西征时，一度在宁夏地区随军采访，后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曾名《西行漫记》《外国记者中国西北部印象记》），并译成中文和许多文本，一时风靡全球，震撼世界。
宁夏红色文化资源档次高、内容丰富，地广时久，而且又地涉民族地区，所以它的精神与物质价值都比较高。对于这些红色旅游景点的开发，必将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理想课堂与永久性基地。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词中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将是这个大课堂和六盘山红色文化的永远主题，它不仅是宁夏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梳理宁夏的历史和文化，亮点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夏小省区却有大历史、大文化。概括起来，大体上表现在以上七大方面，故称之为“七彩宁夏”。
【注释】
[1]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秦安县志·概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