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全国出现新旧军阀混战的动荡乱局，各地武装集团纷纷利用枪杆子控制一方政权，并大鱼吃小鱼，相互火并，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来源于加大赋税的搜刮，而主要入项就是大开烟禁，广征大烟税。但是为了掩人耳目，官方把“开放烟禁”美其名曰“寓禁于征”，税种则称为“烟亩罚款”。烟禁开放以后，烟毒祸害全国城乡人民，烟民遍地，苟且偷生，西方国家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国际地位、中华民族形象一落千丈。
宁夏以水利、土沃和交通区位的优势，早在道光年间就已开西北种植罂粟的先河。民国肇造以后，特别是甘肃地方军阀陆洪涛督甘期间，为了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借筹备军饷为名，鼓励各地大种鸦片，公开征收“烟花税”，每亩税额高达白银十四两，并逐渐将这一税种正式摊入地亩税之中，种与不种都将随地亩面积一并征收，遂形成了“一亩二税”的不合理现象，这就是所谓“烟亩罚款”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宁夏省为产烟著名之区，几乎十分之一的农民都靠种烟维持家庭经济的动力。禁烟是中央的法令，大家所存的烟土是广大农民的生命”[16]，任何形式的“罚款”也都不得不认领了。
1926年，冯玉祥部国民军在“北京政变”以后，退守大西北，当时大军压境，僧多粥少，困难重重，冯系甘肃督办刘郁芬又将“烟亩罚款”，正式列入《政费预算》之中，并提出所谓“涓滴归公”的口号，不再允许各地区截流，而必须全部上缴省财政，以便统筹安排。具体分配到全省各行政区，都有定额，各地均应按定额开征上缴。[17]宁夏行政区（朔方道改）分配每年额征为90万元。[18]1926年9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委身份，监视在绥远五原冯玉祥部宣誓参加北伐授旗仪式后，经宁夏赴陕西时，对于宁夏的罂粟种植印象颇深。时于老曾写下有关宁夏的诗四首，其中《宁夏南行道中》有两句为：“葡萄频熟无美酒，罂粟时丰病贫农。”另一首《咏宁夏属植物》亦有两句为：“比屋葡萄容客饱，上田罂粟任儿啼。”[19]冯玉祥本人在由五原开赴陕西的途中，曾率总部驻防宁夏，也亲身体会到“宁夏遍地种烟”[20]的实况。说明罂粟种植之广，危害之深，已成为宁夏的标志性公害。1929年，宁夏建省以后，场面扩大了，官员增多了，开支也随之加大。在水涨船高的情形下，省主席门致中“借口兴办地方建设，把原来的90万元预算，又加了一番，改为180万元，使宁夏人民的负担又增加了一倍”[21]，改名为“清乡费”，同时又额外加征“短期重销协济等款”[22]。
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省时期，继续征收前主席门致中所定的180万元“烟亩罚款”。但是，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各省废除“烟亩罚款”，改由中央财政予以补助。给宁夏的补助费，初定每月3万元，后增加10万元，全年计补156万元，已接近省方原征收的180万元。[23]但是马鸿逵当局，一方面接受了补助费，另一方面又悄悄将“烟亩罚款”税名改为“地方附加税”，照例如数征收，农民的负担自然又加重了。为了增加全省的土地税，省政府又开展重新丈量土地的工作，到1937年初，将全省沿黄河7县的熟田土地面积，由原来的80.2万亩，增加到195万亩，较前增加了114.8万亩。因为农村的各种赋税都是按地亩数额为依据征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全省农村税收从原来的180万元猛增加到540余万元。[24]国民政府的所谓“民生”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民死”政策。
宁夏省的烟祸，正如省主席马鸿逵所坦言，“本省之有鸦片，为时甚长，受害亦最巨……现在祸害更大了……胜于洪水猛兽。”[25]宁夏省政府于1935年设立省禁烟委员会，下设3个处，具体办理烟民登记、禁运、禁售、禁吸和收购民间烟土等项事务。各县相继成立禁烟分会，下设当然委员一人，由县长兼任；由省禁委聘请主任委员、监察委员各一人，并在第二次省政会议上还将禁烟列为“要政”，制定了“禁烟六年计划”和“禁烟实施办法”，规定1938年实现全省禁种，1941年完成禁吸，与此同时，严打贩运、销售烟土。[26]客观上评价，宁夏省对于禁烟一项，抓得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效果却不佳。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省方在禁烟工作中，打自己的小算盘并挟带“私货”，如利用禁种大收“烟亩罚款”（后改名附加税），利用禁运、禁售，又大收“特货税”“烟土过境税”，利用禁吸，还巧立“烟灯税”和“娱乐税”等，总之有意识让烟禁而不绝，这样才能财源滚滚。因此，在马鸿逵主政宁夏时期（1933年至1949年），全省范围内种罂粟、贩鸦片、吸大烟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禁绝的。1936年，当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在开展西征战役之前，曾派地下工作人员赴宁夏省做过一次情报收集。野战军政治部于1936年6月27日，将情报整理成一份《宁夏省的社会调查》（以下简称《调查》）上报。在这个《调查》中，对于宁夏的烟毒现状作了充分的反映。《调查》中写道：宁夏全省的基本农田（土质好的水浇地）种植“烟苗占十分之二”，“盖种大烟，粮食甚缺，不敷全省食用”，“全省除豫旺、盐池、磴口外，其它各县均种大烟”，所以在商业经营中，“大烟是主要产品”，“布匹与大烟，资本也最大”。[27]这就是宁夏省城乡烟毒泛滥的真实情况。
实际上宁夏省当局在利用禁烟之中的“渔利”，更有一项大手笔，值得一提，这就是1937年宁夏银行利用“禁烟”大发一笔横财的“魔术”。
据说宁夏省当局的禁烟是与“整理金融”密不可分的。宁夏银行的前身是冯玉祥部国民军时代的“西北银行宁夏分行”，马鸿宾主政宁夏时改为宁夏省银行，马鸿逵主政后又改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宁夏银行。宁夏银行由马鸿逵任董事长，其家族控股，实际上成为马家“富宁公司”的“大账房”。马鸿逵接任宁夏省政时，前西北银行和宁夏省银行已先后发行没有准备金的所谓“流通券”和省钞总计360万元。如果加上省行之前陆续发行过的“钱帖子”，则远大于此数，统统都是“空头票”，而其市面钞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相比，“相差一半，有时低至三四成”[28]。马鸿逵省方于1937年宣布禁烟之初，就是用这种如同废纸的“省钞”，还要压低价格并标榜为“官价”，大量收购民间和烟农手中的烟土，为了把民间所藏烟土尽量抢到手，马鸿逵当局制定了严刑峻法，凡私藏烟土，“等到被公家发觉，违法送命。”[29]马鸿逵还亲自上阵，大讲禁烟的决心，并威胁老百姓道：“不要违法向死路上跑。”[30]也威胁官员们说：“民众投入法网，各位负责者决不能辞其咎。”[31]经过这番统购，“当时官方公布数字，共收购262.5万余两（实际远不止此数），费省钞227.2万余元。”[32]支出毫无价值的“省钞”，骗收了民间烟土以后，省方立即宣布严行禁种罂粟，但却不禁运、不禁售、不禁吸。据统计，时“全省烟民有十四万之多”[33]，据调查，“有户即有烟灯，有人即有烟民，甚至襁褓之孩童，亦须喷烟以为活”[34]。那些大烟鬼们可以不吃饭，却不能无烟吸，结果是鸦片有消耗而无生产，于是烟价大涨，每两售价高达十多块银元，相当于可买粮食两石多。[35]这样的商机，别的商家是分享不到的，因为烟土属于“特货”，被“统制”“专卖”，只能由宁夏银行独家经营，群众称之为“官膏”，比私土价高许多，其暴利当然也只能是宁夏银行独吞。这时人们才看清楚，马鸿逵的“禁种”，是为了“独售”。“禁运”，是为了保障“独售”。“禁吸”，是为了掩饰“独售”。[36]当烟价大涨以后，宁夏银行马上开始抛售所收购的烟土，并以法币市价售出大烟84.4万余两，不仅干脆利索地回笼毫无价值的省钞348.5万余元，然后将其付之一炬，开始在全省统一通行法币，把冯玉祥部入甘和马家统治宁夏以来，十余年的军政开支即所发行的旧币，利用买空卖空的手段，巧妙地无偿地在一年的时间里，统统“报销”了，也就是转嫁给全省人民了。不仅如此，而且至少还净落大烟170余万两[37]，如果按当时的市值价计算，少说也有数百万元之多。这应当是马鸿逵在宁夏发家的第一桶金，也是马氏家族投资经商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宁夏省禁烟效果简表（截至1941年）
说明：根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载表改制。
马鸿逵主政宁夏省17年之久，宁夏地区的烟毒之害并没有真正铲除。新中国成立以后，鸦片的种植、贩运、销售和吸食，才全面、彻底根除。
【注释】
[1]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道光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9页。
[2]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同治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1页。
[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第13、28页。
[4]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同治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1页。
[5]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同治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6页。
[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第13、28页。
[7]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光绪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4页。
[8]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宣统政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5页。
[9]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宣统政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9页。
[10]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咸丰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5页。
[11]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光绪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54页。
[12]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光绪皇帝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54页。
[1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第28—29页。
[14]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宣统政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93页。
[15]吴忠礼、杨新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宣统政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1页。
[16]秦晋：《宁夏到何处去》，《益世报》，宁夏省印刷局翻印，1947年，第110页。
[17]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18]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19]方纯：《于右任宁夏留诗》，载《宁夏文史（第二十八辑）》，2012年。
[20]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0页。
[21]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22]傅作霖：《宁夏省考察记》，正中书局，1935年。
[23]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24]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25]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民政篇》第十一章《禁烟》，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6]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民政篇》第十一章《禁烟》，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7]中央档案馆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宁夏省的社会调查〉》，转引自宁夏档案馆编：《红军长征在宁夏》，内部资料，2016年。
[28]宁夏参事室撰稿：《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罪恶简述》，载宁夏区政协文史委编《宁夏文史资料选稿》（第5期），内部印刷，1979年。
[29]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民政篇》第十一章《禁烟》，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民政篇》第十一章《禁烟》，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1]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民政篇》第十一章《禁烟》，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2]宁夏参事室撰稿：《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罪恶简述》，载宁夏区政协文史委编《宁夏文史资料选稿》（第5期），内部印刷，1979年。
[33]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34]傅作霖：《宁夏省考察记》，正中书局，1935年。
[35]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36]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印刷，1981年。
[37]宁夏参事室撰稿：《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罪恶简述》，载宁夏区政协文史委编《宁夏文史资料选稿》（第5期），内部印刷，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