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地方志工作条例”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研究历史文化，提倡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就曾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地“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32]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在支持修志和制定指导性修志法规方面一直进行不断地摸索。国务院于1956年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单独成立一个地方志小组，同时起草了《关于新方志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新修方志提纲草案》印发全国征求意见，并将编修新方志事业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12年规划之中统筹规划。这两个文件是新中国人民政府指导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第一个带有行政法规式的“条例”。对于修志的意义、功能、目的、内容、方法、文字（含图表）和级次（省、市、县、社），以及修志队伍、组织领导、机构设置等重要方面都作出规定。《意见》最后还强调“应当考虑把修订方志形成一个制度”。第二个文件《草案》，提供一份包括六大门类比较完整的《篇目》以供参考。[33]1963年7月23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报告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审阅制度、统一出版发行等几个重要问题。8月16日，中宣部把这个报告批转到中央各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请参照办理”。[34]由于得到宣传部门的重视和参与，对于刚刚产生的法规性修志文件，在理论方面的充实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之后，在中央有关领导和学术界、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吁下，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于1981年8月成立（1985年8月二届理事会去掉“史”字）。为了从开始发动阶段就抓住方志是“官修政书”这一基本特点，让社会主义新方志能够在规范化的轨道上健康运行，以确保新方志的质量问题，协会成立次年，就组织全国史志专家草拟出《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总则加三章十八条）和《中国地方志整理规划（1982—1990年）》。[35]1983年9月27日，中宣部批转中国社科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36]。同年10月，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的协会第二次学术年会上，对《暂行条例建议》进行讨论和修改。[37]1984年7月30日，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董一博，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汇报反映全国修志情况，其中有一条意见是要求“以中央或国务院名义颁布《编修新方志条例》”[38]。同年11月12日，中宣部批复同意中国社科院党组《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报告》。社科院在报告中表示，要制定一部《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对修志的指导思想、方法、要求，以及志书的体例、各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务提出原则要求”[39]。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通知对于有关条例的编制、队伍、经费和出版等问题，明确“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解决”[40]。表明修志工作开始真正纳入到各级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也预示“修志条例”的制定和颁行开始走上了官方文件运行程序的轨道，从而标志着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了迎接这种新形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国办《通知》下发同日，开会讨论、修订并通过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时规定》（三章二十六条）[41]。7月15日，《暂行规定》以中指组〔1985〕1号文件下发试行[42]，以便全国各地在修志实践中有所遵循。1997年4月，在厦门市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筹备会上协会主要领导和专家们，认真学习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之后，向中指组提出了《关于修订〈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建议》[43]。随后，于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扩大地方志协会主要领导成员）上，决定责成中指组办公室组织力量，对《暂行规定》进行认真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方案，待条件成熟，再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实施”[44]。此前，早在1989年1月28日，中宣部批复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已同意地方志书“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新编地方志公开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45]。此件是对“条例”中所涉出版问题的提前解决。
1997年，在总结全国各省、区、市领导修志工作取得大量经验和十多年大规模修志实践的基础上，中指组于5月8日召开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多次修订的指导全国修志的重要文件——《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次年2月10日，以中指组名义下发《颁发〈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的通知》。同时宣布“原《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停止使用”[46]。从此，新中国修志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由中央权威业务指导部门制定公布并在全国修志战线贯彻执行，对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