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首先就必须做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万众一心，否则建设搞不好，国家富强之路就走不通。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先生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先后在《支那保金分割论》《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前途》《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民权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平统一宣言》等文著中反复阐论祖国统一的重要性。他说：“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国虽有离折（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中华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裂之势”。^[24]他更严肃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列强欲瓜分中国，国家已处在亡国灭种的处境之下，“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先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决不宜鹬蚌之争”。^[25]他警告，凡“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26]。“中国人民对继续不断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27]搞分裂者，“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28]。皆为“中国之仇敌”。因此中山先生的结论是明确的，他说：“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29]统一，中国才能富强，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之所在。

中山先生一生时时挂念着台湾，他曾于1900年9月、1913年8月、1918年6月、1924年11月，四次亲赴台湾考察。早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他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他认为，“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30]，并庄严宣布：“中国如不能恢复台湾，即无法立足于大地之上”^[31]。据不完全统计，在孙中山的史著之中提到台湾之处在35次以上，中山先生思念之心昭然也。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人，都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的完全和平统一。但是总有一小撮民族败类，他们怀着一己之私利和个人野心，不顾民族大义，搞分裂总是不乏其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是其结局都是共同的，都将以彻底失败、身败名裂而告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不管从前的袁世凯之流，还是今日的李世凯或陈世凯之辈，他们没有一个能逃脱人民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孙先生是国家统一的坚强卫士，他认为“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32]，“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他一生把谋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视为“头等大事”和“根本要图”，是关系到祖国存亡与“长治久安”的前提。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他还总结出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不统一的真正罪魁祸首。他说：“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结论是：中国要争取革命与建设的胜利就要“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33]。孙先生历来是主张以不流血，不给国家带来破坏，不给人民带来痛苦的和平手段解决革命与统一问题的，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就毅然拿起武器，不惜通过武装斗争来解决革命与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如他两次领导护法运动和护国运动与袁世凯斗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斗争，以及多次发动北伐战争以求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他语重心长地说：“文窃以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苟能以和平的方法改正坏法卖国之事，自不必再杀人流血。”^[34]他特别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他言行一致，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如辛亥革命告成后，为了和平统一中国，他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1924年秋，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为了谋求和平，又一次抱病北上，并病逝在北京。这都说明孙中山先生对和平统一中国有着真心诚意。但是，面对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他后来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35]是不可能完成革命大业的，因此他创立了“黄埔军校”，决心用革命军队和武力去打倒分裂祖国的旧军阀。统一祖国的思想，是他救国、建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髓，他以毕生的精力为国家的完全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