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引黄灌区开发的历史回顾

宁夏引黄灌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羌戎所居”的游牧地区。秦朝建立以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命大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逐匈奴，夺取“河南地”（大体上即河套平原），徙关东贫民“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1]，至此，河套地区开启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的序幕。秦末天下大乱，屯垦军民纷纷逃散，农业开发仅昙花一现而已。到汉代武帝刘彻继位后，他对匈奴连续用兵，重新夺回“河南地”，并设朔方、北地、五原等郡，大规模移民到河套地区进行农业开发，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宁夏地区一些著名的古灌渠，如汉伯渠、汉延渠、唐徕渠等，大多开凿于这一时期。

宁夏引黄灌区是秦汉时期中央政府把农业经济向北边扩展的桥头堡和最早进行农业开发的地区之一。因此，也可以看作中央政府开发西北边疆的先声和试验区。秦时在宁夏引黄灌区设置的第一县——富平县（今吴忠市境内），就位于最早进行引黄灌溉的宁夏河东地区。由于河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里又被誉为“新秦中”，意即可与富甲天下的秦朝京畿关中地区相媲美，或曰：再造一个“八百里秦川”的新“关中”地区的意思。

从东汉末期到隋朝统一近400年间，宁夏引黄灌区再次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频繁交替和相互融合的基地。入居宁夏的各游牧民族在先进农业文化的影响下，纷纷进行农业开发，使宁夏引黄灌区的农业发展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魏时期，薄骨律镇将刁雍曾在宁夏黄灌区大兴水利，重修艾山渠，并且提出了“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节水灌溉制度，使宁夏成为继秦汉之后，农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变缺粮区为余粮区，一次就调出“河西屯谷五十万斛”。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又将俘获南朝陈国的三万余“江东”人，迁于灵州屯垦，据《太平寰宇记·灵州》记载：“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是宁夏引黄灌区被称为“塞北江南”的最早记载。

唐时，宁夏引黄灌区是全国33处灌溉面积千顷（一顷为一百亩）以上大灌区之一。宁夏在唐代是重要的边镇地区，唐王朝很重视在宁夏河套平原屯田，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巡幸灵州，令建廨舍（即“屯田办事机构”）。武则天时，曾因娄师德在灵、夏地区屯田有功，升迁其为宰相。当时不仅全面整修了原有各渠，而且新开了一批渠道，如御史渠、光禄渠、特进渠、七级渠、尚书渠等，总计灌溉面积创历史纪录。

西夏时期，党项族奴隶主贵族依靠富庶的引黄灌区得以立国，并与宋、辽、金鼎立近二百年之久。据史料记载，西夏时期共有干渠12条，大小支渠68条，总计灌溉面积在百万亩以上。《宋史·夏国传》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有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元时，世祖忽必烈为了恢复宁夏引黄灌区的农业经济，派水利专家郭守敬赴宁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郭守敬在宁夏政绩卓著，“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夏人共为立生祠于渠上”^[2]。元初宁夏古引黄灌渠得以全部修复，成为全国重要的移民屯垦产粮大区。

明代宁夏平原是九边重镇之一，驻有重兵防守，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卫制管理体制，凡驻军十分之七屯种，十分之三军事。操种、屯卫兼顾。明代宁夏引黄灌区大小正渠共18条，总长1479公里，共溉田157.34万亩，这是宁夏引黄灌区灌溉史上第一次记载比较全面而确切的数字。形成了“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利，藉以水利”的富饶景象。

清代是宁夏水利史上继汉、唐之后的第三次水利开发高潮，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宁夏府》记载，宁夏全境有引水干渠23条。全长2198里，总计溉田210余万亩，创宁夏水利灌溉史新高。

民国时期，由于外资的经济侵略和国内的军阀混战，宁夏引黄灌区的农业发展有所减退，但同时亦因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在水利技术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用先进的小三角测量法，核实可垦耕地面积为195万亩。新中国成立前，共有大小干渠39条，灌溉面积192万亩。

历史资料说明，宁夏引黄灌区的历史发展不是时断时续、乍兴乍衰，而是一直在不断向前发展进步。仅从引黄灌区田亩的数据变化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根据《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大清一统志》和《民国宁夏水利专刊》等史志资料的记载，宁夏引黄灌区从秦汉至元初发展到约100万亩，到明嘉靖年间发展到150余万亩，清乾隆年间发展到古代的顶峰，达到255万余亩，经过清末民初的战乱回落到民国时期的不到200万亩。引黄灌区也从秦代自流灌溉条件最好的河东地区，向河西地区甚至盐碱程度最严重的银北地区扩展，都说明宁夏引黄灌区在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因此，宁夏引黄灌区在古代无论从农业耕作技术、水利设施建设、农业区域范围还是农作物品种都在不断优化、扩大、进步，向着更好的目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