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清一代，甘肃省（宁夏时属甘肃下辖的宁夏府）是西北种植罂粟时间最早、土地面积最大的首祸地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禁烟名臣林则徐署任陕甘总督时，就曾在甘肃实行禁烟，说明那时烟毒已在甘肃省率先泛滥开来。当时各级官府如临大敌，严查严惩，官员查办不力者“严行参惩”，百姓“首告”者“悬予奖赏”。但是腐败的各级官府，已经病入膏肓，虽然制定了《查禁鸦片章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全省尤其是宁夏的引黄灌区仍然是“成段地亩栽种罂粟”^[1]。史书也有明载，西北种植鸦片“始于甘肃”^[2]，实际指的就是宁夏，因为宁夏有种植鸦片的大片良田沃土，是出产优质“宁土”的理想产区。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主持西北用兵，在需要大量军粮的情况之下，亲眼看到关陇地区“红花遍地”，并大声疾呼道：“若不严行禁绝，三十年之后汉人种族其将弱乎”。^[3]可是左公在行动上也没有良法能够有效地禁止“膏腴之地尽种无用之物（罂粟）”^[4]。左公的所谓禁烟良法就是，在农村实行“故违例禁，按亩收费，即着照枉法赃严参治罪。其烟土之来自外省者，并着一律严查，不准入境，以期净绝根株”^[5]，在城市“抽收烟厘”，打出“奉旨烟厘”旗号。^[6]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法子，因为收费、抽厘，实际上就是默许、开禁、收钱而了事。结果不仅是宁夏的军政界许多官员都变成“瘾君子”，如身居正二品大员的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李培荣等，甚至就连赫赫有名的甘军，全军上下许多官兵也都沦为“大烟鬼子”，所以《清实录光绪皇帝实录》无可奈何地记载：“甘营习气已深”（“习气”是当时吸毒的代名词）。^[7]宁夏满洲八旗驻防军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别无一用，什么也不会，但是吸食鸦片却不落人后。新任宁夏满营将军台布，一上任就急急忙忙制定《戒烟办法》^[8]，说明宁夏满营烟毒蔓延的严重性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他还在三个月后向朝廷报告：“宁夏满城戒烟一律净尽”^[9]，请旨奖励有功人员，这显然是骗赏的假话。因为宁夏当时已是兵无战斗力，官无指挥力，然而朝廷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朝廷在从宁夏调兵时都要特别说明，所调官兵“倘查有吸食鸦片弁兵，尤应严加斥汰，毋令滥竽”^[10]。面对如此黑色灾祸，宁夏的各级地方官员，也是束手无法，甘代其过。总督左宗棠一次就查处了宁夏一大批禁烟不得力的官员，他们是：宁夏府知府李宗宾、灵州知州孙承弼、宁夏县知县胡韵兰、宁朔县知县贺升运、卸任署平罗县事任懋修、卸任署中卫县事邵杜均。与此同时，他也奖励查禁烟毒的所谓有功官员，如署宁夏府知府张宗槐、代理灵州知州德荫、宁灵厅同知俞光容、署中卫县知县刘然亮、署平罗县知县吕恕、代理宁夏县知县李日乾和宁夏镇总兵官冯南斌等。以上一惩一奖所涉官员，包括了宁夏府、州、厅、县的全部官员，它透露出宁夏府、州、厅、县，无一例外都在种植罂粟。^[11]面对这种“各属民种罂粟”^[12]失控的局面，享有铁腕手段的左宗棠和他的继任者们，也只好是“法不治众”了。正如甘肃籍史学家慕寿祺在他编著的《甘宁青史略》一书中评述：左公在甘肃的禁烟是“完全消矣”，并引无名氏七律诗一首讽之。诗曰：“救国伤心剜肉医，岂无新谷岂无丝。点金果有游仙术，无米能为巧妇炊。塞上量沙学檀唱，关中馈馕仗曹规。芙蓉莫把东风怨，三月莺花会有期。”^[13]说明西北和宁夏，年年在禁烟、禁种，而春天到来，罂粟花则照样迎风烂漫。

到清朝末年，禁烟的结果是：“甘肃一省种烟最多，至今尚无禁种消息，官员戒断均已互相出结，兵丁百姓又不过问，家家烟火，彻夜开灯”^[14]。为什么甘肃的禁烟会如此之艰难呢？主要原因是全省“饷源奇绌，电请没法接济。甘肃库空如洗，罗掘俱穷，难以应付”^[15]。甘肃地贫多灾，驻军又多，财政负担历来依靠各省的“协饷”来支撑。清朝后期，内地事件频发，自顾不暇，“协饷”终断，省府才不得不采取所谓“寓禁于征”的变通办法，开征烟土种植税，老百姓叫“土税”，而农民亦因生活所迫，只顾眼前利益，纷纷以上等田地大种罂粟，于是剜肉补疮，烟毒在甘肃宁夏城乡日益肆虐，贻害无穷。宁夏地区成为西北乃至全国种植罂粟的主产区，其罂粟所炼之大烟膏，被黑市称为“宁土”，是与“云土”（云南）、“广土”（广东）、“晋土”（山西）齐名的“名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