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先生一生极为重视地方自治，认为地方自治是“建国基础”^[1]。“国家之治，原因于地方”^[2]，“惟自治者，全国人民有共治、共享之谓”^[3]。自治可使中国社会进步，“日臻于强盛”。早在1903年，他就明确地表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之主义”（《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把自治与共和制度紧密联系起来。1916年，他在《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立宪法如不能实行，“犹废纸耳”。欲实行，“则必先办自治”。自治为“民国之础，础坚而国固，国固则子子孙孙同享福利”。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之政治不完善的原因即在于地方自治不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即可巩固。”^[4]按他的见解，美国立国后政治蒸蒸日上，原因在“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而法“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其原因即在“以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5]故此，在中国推行共和宪政，必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使人民养成自治能力。由自治而进入宪政，才算是革命事业的真正完成。

针对当时中国外有列强虎视，内有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而行地方割据之实的国际国内形势，孙中山“既反对那些热衷于把省作为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人，也反对那些提倡将联邦制的原则应用于各省的政府的人”。他认为：“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6]同时，军阀割据式的“联省自治”，会引起外国干涉、瓜分。1919年，他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痛切指出：有人说立国根本在于人民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事，故应从一乡一区推广到一县一国，国家才有希望。但现在的官僚何尝愿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须看地方自治经费被他们挥霍尽净，致使自治不能办，即可知其意。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痛斥当时极为活跃的“联省自治”，说“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割据式的“省联”，不过是军阀的省联，是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藉口”，绝不是人民自治的“省联”。这种“省联”是不利于中国而利于军阀个人的，中国不能学美国式的联邦制度，并且美国的富强，不是由于各邦独立自治，而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形成的统一国家。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就不应该把各省再分开来；而且“中国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所以，真正的地方自治必须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

因此，孙中山所提倡的地方自治，是中国政治统一下的地方自治，即所谓“完成政治统一，实现地方自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互为基础，相辅相成。只有完成政治统一，才能实行地方自治，也只有实现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建立、巩固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即深刻揭示了这一道理。这里，孙中山先生敏锐地把握住中国社会趋向统一的历史脉搏，辩证地把实行地方自治和建立完整的中华民国统一起来，从而与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乃至一般革命者区别开来，给他的地方自治方略赋予了独特的社会历史内涵，体现了孙中山先生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