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志创新表现
30多年来，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方兴未艾，轰轰烈烈，史无前例，在这场举国上下“盛世修志”的文化建设高潮之中，修志人既坚持传统的方志文化原则，同时也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主要表现在志体创新、志中套史、内容增广和扩大表彰面等方面。
1.志体创新
一种文化品类的体裁、凡例、篇目和逻辑结构，综合称之为体例。史有史体，志有志体。旧志书一般包涵“六体”，即记、志、传、图、表、录。而本轮修志创立了一种新体例，称之为“概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炎培主修的《川沙县志》中，于各分志前均列有“概述”，但严格来说，它只相当于今天新志书篇、章之前的“无题小叙”，即本篇章的内容提示——“帽子”。真正将志书“六体”升格为“七体”，即增列“概述”作为七体之首，则是本届新修方志的一个创新成果，首见于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其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21]《规定》打头第一的“述”字，就指“概述”，从此以后，“七体咸备”是新方志的验收标准之一。
为什么新方志要增设“概述”一门呢？因为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太快，分工更精细，内涵日益纷繁，所以新方志不比旧方志，其文字量少者，也是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字，多者甚至达千万或者数千万字的鸿篇巨制，这就给读志用志人造成诸多不便和极大困难，往往是“望志兴叹”，无所适从。新方志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才应运而生添设这个新门类——“概述”。在志书主体门类——各分志之前，写一篇名曰数千字至万把字的“概述”，对全志书进行概要性简述，让读者鸟瞰式俯览全貌，以收一方地情尽在指掌之中和事半功倍的效果。读斯文，全志内容大致了了。如有特殊需要，可以再查篇目，按图索骥去研读志书其它篇章。可见“概述”起到志书的“窗口”和“导读”的作用。
另外，“概述”还有两个突破：其一，突破方志“述而不作”的旧规，即打破志书只对事物运行轨迹进行记述，而不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概述”中，既可以如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于必要处作“太史公曰”式画龙点睛的点评，也可以作大段的论述、论证，甚至可以把“概述”写成一篇大论文，论家乡——省、市、县、乡、村志；论行业——农业、水利、交通、文教、科技等专业志。其二，于“概述”文末写一段“展望”，它又突破了志书只记述存在的事实，而不作推理性记述的传统笔法。为什么要作此处理？因为既然“概述”已经承担了揭示规律的任务，那么就要给读者一个认识事物运动全过程的线路图——发生、发展、走向、结局和发展趋势的全景交代。新方志有指导工作（资政）、地方官员“资治通鉴”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备史之征”的资料类书，所以展望之增，就提高了新方志的实用性、使用价值和学术档次。
2.志中套史
由于志书的结构是按照“横排门类，竖记内容”的方式成书的，其结果必然把各项事物的历史脉络切断了。为了补救这一弊端，方志人又将其他文化品种中的《大事记》借来，置于志首，以补志中史之断裂和碎片化，即给读志用志者一个历史背景的存照。实际上此法早在南宋朝高似孙编纂的《剡录》（即浙江嵊县第一部县志）志前就已首列《县纪年》，实际上就是后来所称的《大事记》，但在志书中并没有普遍采用，更没有上升为志体之一。直至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才正式规定“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等”六大体裁为新志书的“志体”。所以《大事记》列入志体，也可以视为本轮编修新方志的一项对于体例的创新。
3.内容增广
本轮修志于分志之中又增加了《社会志》新内容。新旧方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新方志更注重它的应用性、服务性，也就是“读志”“用志”。旧方志一般在“六体”之下不设《社会》一目，其内容多散见于《风俗》《方言》《恤政》《典礼》《学校》《户口》《物产》等类目之中。新方志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在分志中创立《社会志》，内容包括：人民生活（结构、分布）、婚姻家庭和姓氏、人口（结构、分布）、社会福利、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方言、陵园墓碑、寺庙、民间歌谣、传说等，特别是集中记录新社会新风尚和新变化，从而加强了新方志的时代性。正如胡乔木所说：在志书中设立《社会》门类，“这是很好的、是旧方志所没有的。但《社会》这个门类中，究竟要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值得研究……要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解决。”[22]现在全国各级各类新修志书之中，除了坚持“七宝体”大原则之外，在志书的门类中同样把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化、人物和社会等项内容作为分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扩大表彰面
方志传人，是志书的老传统，并有“盖棺定论”“生不立传”的传统志规。但是新方志远远不止于此，而是更要大张旗鼓为人民群众和英雄模范人物树碑立传，要为劳动人民中的能工巧匠青史留名。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英雄辈出的新时代，而志书本身又是“表彰之书”、“赞扬家乡美”之书，在一部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只表彰几位故世乡贤人物是远远不够的。为扩大表彰面，增强正能量，壮大乡贤队伍，同时又不违背“生不立传”的好传统，本轮修志人在实践中摸索和创立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新方法，即将《人物传》进行分解，一分为三，分别为《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三种类型之三个层次。在《人物传》中，仍然执行“生不立传”的传统志规，严格控制入选人数，在乡贤之中贡献大、无争议的标杆式人物为首选。《人物简介》，历代乡贤人物全部入选，亦不问故世或存世，一律按业绩定取舍，以志书《凡例》的规定条件为标准。《人物表》包括《名表》《名录》，将革命英烈、受表彰的各类英模人物（包括集体表彰、授名）统统载入志书。另外在全志书的各个部分，尽量采用“以事系人”方法，再联系实际表扬部分相关人员，从而充分体现方志“扬善”“溢美”“传贤”和表彰家乡的传统。
中国方志文化是多源的，源远流长的，并不断吸收各方面优秀文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变例”，才逐步发展、丰富、完善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国传统文化特产。方志文化的运行轨迹，大约是滥觞于殷周，发展于汉唐，成熟于宋辽，定型于南宋，全盛于明清。目前所出现“盛世修志”波澜壮阔的修志热潮，是中国方志文化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即旧方志跃入脱胎换骨全面创新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全新时代，是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支力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有幸参与到运用马列主义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新材料编修新时代新方志的伟大实践中，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的万物都处于不停地运动之中，即扬弃旧的、创立新的，我们这一代人所编修的新志书，并不是终点，下一代人仍对它进行创新，永无止境。
【注释】
[1]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周书十一·多士第廿》，中华书局，1986年。
[2]林尹注释：《周礼今注今译》卷四、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载《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2012年。
[5]林尹注释：《周礼今注今译》卷四、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6]脱脱等撰：《宋史·职官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856页。
[7]赵庚奇：《修志文献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8]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9]《胡乔木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批示》，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0]《胡乔木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批示》，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1]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8月1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2]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8月1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3]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4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4]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4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5]转引自李鹏总理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96年5月6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载《宁夏史志》2006年第3期。
[17]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4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18]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19]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载《宁夏史志》，2006年第3期。
[21]《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22]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4日），载《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