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按孙中山先生的设计，实现这种政治统一下的地方自治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它需要一个过程。首先要通过革命，“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7]。即由革命军担任打破清朝专制、扫除官僚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阻碍等一切不利于实现民主自治的“旧染之污”，完成政治统一，建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他认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治黑暗即在于未将革命进行彻底，而社会留存的“旧污”太多。因此，革命必须要彻底，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其次，要培养中国人民自治能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及海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孙中山则一方面认为“余之从事革命，以为中国非民主不可”，即使君主立宪，亦因“君主之遗迹，犹未划绝”，他国行之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8]从学理上言，中国昔有唐虞揖让、汤武革命的实践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君为轻”，“闻诛一失纣，未闻弑君”的“民权思想”，^[9]“知民为邦本，则一国以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从历史上言，“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自将来建设而言，“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10]况民主为世界潮流，中国又素有自治之基础，所以应该选择“近日改良最便利之汽车”，实行民主共和。而实行民主共和的基础又在于实现地方自治。因此，“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11]。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久处专制之下，“有一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12]，缺乏自治的思想、知识、能力和政治实践，需要革命者宣传、训导、培养他们独立自治的知识和能力。即“由政府训政，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13]。孙中山由以童子入学喻之，认为“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犹童子当入塾读书，“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这一过程，“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非此则必流于乱”。建立民国，“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民国主人犹“初生之婴儿”，革命党人既为婴儿之母，“则当保养之，教育之”，使民国主人长成，国基巩固，“方尽革命之责”。辛亥以来，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就是由于革命者不知此为“必要之事”，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收“破坏之功”，未成“建设之业”。^[14]所谓“训政”，以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具体言之，即是行“约法之治”。以县为自治单位，县以下再分乡村区域而统一于县。每县自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萦萦大者悉规定之”^[15]。军政府发命令组织地方行政官厅，遣吏治之；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监督军政府履行约法。国民背约法由军政府强制，军政府背约法则因民“不负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利”^[16]，如是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上述以三年为限，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及得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查清，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办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对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行其训政之权。全国平定六年后，“各县已达完全自治者”，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制定五权宪法，选举总统和代议士，成立国民政府，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孙中山认为经过以上阶段的进化，方可为实行宪政下的地方自治奠定基础，至此方能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以上阶段不能省略。他说，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之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他举例说，美国欲扶助菲岛人民独立，先从训政入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为基础”。不过二十年，菲岛人民由“半开化之蛮种”变为“文明进化之民族”，“地方自治已极发达，全岛官吏，除总督尚为美人，余多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独立”。而且“将来其政治之进步，民智之发达，当不亚于世界文明之国”。中国久处专制之下，奴性已深，下经训政“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