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社会发展：从乡村到都市的关系变迁
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借以形成的重要手段，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形成以及协调关系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有效的信息传播[1]。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息传播从满足最初单纯的信息传递需要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复杂化。其传播形式也不再仅是人际传播或社群内小范围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成了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信息传播需要的最主要传播方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传播对发展影响的专门议题。作为大众媒介迅速扩散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结果，理论家们开始考虑媒介能否和怎样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2]。最终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传播学分支——发展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3]这一新的传播学研究视角一开始主要是关注不发达地区中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例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于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就是从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出发探究大众传播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他根据对六个中东国家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来完成这一研究工作。在书中，勒纳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认为它能大大加速社会发展速度，提高现代化程度[4]。1964年，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5]。施拉姆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消除国际和国内信息不平等、不均衡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亟待完成的重大任务。他还力求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需要，注意避免简单照搬西方的现成模式。在此之后，由于忽视了传播与发展的区域性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发展传播学步入了低谷。虽然发展传播理论产生的最初历史语境已几经转换，全球化成为当代传播发展的新的社会环境，关于“发展”的观念也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注重单纯的经济发展向注重“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转变，但发展的主题未变，媒介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不仅未变且有日益加强的趋势[6]。因此，研究信息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仍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一个现实议题。
而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大众传播与城市发展的议题似乎被遮蔽了。当人类交往的空间突破了村庄，进入大都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大众传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大众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众传播发展的历史起点所在。首先，大众传播的出现与发展有赖于城市化的进程。从零星分布、各居一隅到边界清晰、群聚而居，城市为大众传播提供了村落生活时期所不具有的集聚在一定区域内的人口和空间条件；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工业化推动了社会分工，使专门性、专业性的大众传播作为社会运作体系独立组成部分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各项技术变革又为专门的大众传播机构开展传播活动及其内部的革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这些都是城市出现以前所不具备的条件。并且，城市发展中对信息传播活动大规模、专门化、高效率的要求使其只能更多地诉诸大众传播。同时，大众传播也反过来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大众传播与城市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双向联系。
其次，除了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城市也改变了其他传播形态，从而形成了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与城市运作体系相适应的信息传播体系，其运作的具体形态即城市中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城市的信息传播网络，迄今为止学界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网络”一词兼具物理结构上的具象性和概念上的抽象性，本研究侧重其具象的含义，也即某种分散联结结构。信息传播，则包含人类传播活动各种纷繁复杂的形态。基于上文的分析，城市中的信息传播是以与之紧密联系的大众传播为主的。尽管学界对城市信息传播网络这一概念缺乏传播理论上的定义，仍有学者从产业角度对“信息传播产业”进行了范围界定。比如，陈力丹认为，我国目前信息传播领域包含三大相关产业：电信业、传媒业、互联网业[7]。这一分类将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介从传统的大众媒介中分裂出来，是因为互联网除网络媒体外还包含了其他信息传播子产业，其方式之新，变更之快，都与传统大众媒介有着天壤之别，并且这一曾经的新兴媒介在信息社会日渐凸显其强势与重要。而电信业则更多作为人际传播的平台构成一个独立的信息传播网络，包括了传播方式和影响力均快速发展的手机媒体等。但这种界定仅针对我国的信息传播领域，且分类方式较易引起概念交叉。除此之外，明安香在其著作中引用了2003年度美国国家统计局对“信息传播产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的分类，称“一个更庞大的信息传播产业概念在世纪之交形成、出现了”[8]。这个分类包括传统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六大媒介，20世纪90年代后加入的录音、录像、互联网，之后又将图书馆、电脑应用、数据加工等纳入其中。但这个涵盖过于广泛细致的分类法显然只适合美国这一超级媒介帝国，因此也不具有普适性。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几个不同国家国际大都市的信息传播网络，以上这两个界定都不十分适用。但这两个界定至少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对城市信息传播网络发展的考察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展开，即既要考虑到同一时间点不同地域间的差别，又要加入对影响信息传播网络概念演变的时间因素的考量。为了研究目标的集中，本研究试将城市信息传播网络定义为：在一个城市中，以报纸、广播、电视、期刊、互联网等五类大众媒体为主，包含其他非大众传播型的信息传播表现形式的媒介所共同构成的传播结构。基于发展传播的既有研究传统，本研究仍将以公认的五大类大众传播媒体的考察为主来展开相关研究。
再次，作为城市当中的独特主体，国际化大都市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大众传播信息网络体系。因此，这一区域空间与大众传播的关系需要特别的关注。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英格兰城市和区域规划先驱格迪斯于1915年提出。随后，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于1966年对这一概念做了经典性解释，他认为国际化大都市是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9]。目前国内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国际化大都市主要在现代经济技术高度发达和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良好的服务功能，一定数量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总部，并对世界和地区经济起控制作用的城市。按其国际化程度，又可分为世界城市和国际性城市两大类。世界城市是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例如，伦敦、纽约、东京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国际性城市是指国际化程度低于世界城市，在人、财、物、信息和整体文化等方面进行跨国交流活动不断增加，其辐射力和吸引力影响到国外的城市[10]。上海、首尔就属于这类国际性城市。选取这五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信息传播网络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的城市规模和重要地位使其信息传播网络势必比其他城市更具有代表性和分析价值。
国内一些学者针对国际化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某一媒体类型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比如，《纽约市广播电台的类型化和节目构成——兼议上海广播业的发展空间》[11]；《都市期刊生态结构的比较研究——以纽约和上海为例》[12]。这两篇文章都引用了大量的实证数据，介绍了纽约及上海广播、期刊传播网络的基本结构，并分别以纽约广播、期刊业的结构为参照，为上海广播、期刊业提供借鉴。然而，这类研究多只关注一个信息传播媒介类型，故而分析结果也只局限于对信息传播网络内部的总结和借鉴，没有对信息传播网络外部影响的分析。
因此，和之前的发展传播学主要集中于非发达区域研究相比，本研究将研究重点转向都市，希望从国际大都市与信息传播网络之间的互动来进一步研究传播之于大都市发展的独特价值和特殊贡献。本研究试图以国际化大都市的信息传播网络作为研究单位，考察它与该城市、地区乃至国家发展有怎样的互动影响。高度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造就了怎样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这一信息传播网络又对国际一流大都市地位的确立有何帮助，它如何辐射到地区及国家并推动其发展。为此，本研究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采用比较分析、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对各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的基本结构、运行特征进行系统的整体梳理、分析和评价，从而提炼出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教训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