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报刊为主、广播为辅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
上海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祥地，在旧中国，上海是唯一的新闻中心。上海城市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开始于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的出现及其发展。在中国，报刊作为一种外国殖民者带来的新媒介，总是出现在殖民者最先登陆的地方。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刊首先在香港、上海等沿海口岸出现。近代上海报刊传播网，经由外国传教士、外商、华商、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共产党等个人和派别不懈的办报活动获得蓬勃发展，拥有百年的历史，是旧上海城市信息传播网络的核心构成。
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广播，进一步扩大了上海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都发挥了传递抗战信息、战时宣传的作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上海近代报刊演变（1850—1949年）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一样，上海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演变始于报刊的出现。上海自1843年正式开埠后，就逐渐发展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重要基地之一，并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即1860年后不久，发展成为外国人在华的办报中心。
1850年8月3日，英文《北华捷报》周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上海第一家近代报刊，上海没有报刊的时代从此画上了句号。《北华捷报》创刊初期，主要刊登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性材料。1864年，英文日报《字林西报》创刊后，《北华捷报》成为其星期副刊。1857年，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伟列亚力创办了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月出一次，并不是纯粹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刊物，而是一种囊括宗教宣传、自然科学、商业行情、中外新闻等内容的综合性期刊。到1860年，10年间上海的报刊业发展并不出众，“可以说是筚路蓝缕，只有少数几种英文日报和中文宗教刊物问世”[18]。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进出口贸易中心的地位已确立，上海报业开始腾飞，并迅速超过广州、香港，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1861—1895年间，香港新出版的英文报刊为八种，而上海为31种，几乎是香港的四倍[19]。无论是在报刊创办的数量，或是在重要报刊的全国性影响力方面，这个时期上海的报刊业发展都是其他城市和地区不可企及的。战后西方列强商品大量倾销中国，上海作为进出口贸易中心首当其冲，这时可以为外商产品做广告并且按照资本主义新闻纸方式经营的商业性中文报纸便应运而生。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字林西报馆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由英美传教士主编，大多刊登的是广告、船期、行情等商业信息。而在《上海新报》创办10年之后，即1872年4月30日，一份在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中文商业性大报《申报》问世，标志着中国报业从此踏入以商业性报刊为主流的历史新纪元。《申报》创办之后，另外两家颇有影响的商业性报刊《字林沪报》和《新闻报》分别于1882年4月2日和1893年2月1日创刊，旧上海城市信息传播网络的华文报刊“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至此形成。而至19世纪90年代，在沪英文报纸则形成了《字林西报》《华洋通闻》《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三足鼎立的局面。除商业性报刊外，少数宗教性刊物也改变纯宗教的倾向，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则当数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内容以时事为主，介绍西方的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20]。值得指出的是，从1850—1895年这一时期的上海报刊大多都是外国人办的，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数量很少并且报刊存在时间都很短。1895年以前，上海出版了86种中外文报刊，其中仅有四种由中国人创办[21]。1874年6月16日创刊的《汇报》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正如戈公振所说，这是一个“外报创始时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拉开序幕。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上海是这次思想启蒙运动的主阵地，是重要宣传阵地。上海报刊在这次运动中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上海城市信息传播网络也随之面貌焕然一新，外报一统天下的局面终被打破。1896—1898年三年间，新创办的48种报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拥有主权，外国在华传教组织所办或有外国人背景的报刊仅七种[22]。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在上海创刊，旗帜鲜明地宣传维新变法。虽然《强学报》只存在了14天就因其激进言论被清政府扼杀，但为接下来维新派的办报高潮奠定了基础。《强学报》停刊之后，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这是维新派在华东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是维新派影响力最大的机关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接连发表数10篇政论，其中包括最为著名的全面系统阐明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变法通议》，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时务报》初创时，每期只销4 000份左右，半年后增加至7 000份，一年后达到13 000份，最高销到17 000多份，创造了当时报刊的最高发行纪录[23]。1895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借助维新运动的浪潮，上海出版了一批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启蒙的报刊，有的偏重于时事评论，有的偏重普及教育。消遣性的兼有讽世喻世的晚清小报也在此时诞生。1897年6月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被认为是小报的始祖。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被称为“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而随着报刊在此次高潮中的发展，也带来了上海城市信息传播网络格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演变。
20世纪初，上海迎来了报刊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这次办报高潮的主力军。1903年以后的六七年间，在上海租界的庇荫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一批报刊，大力宣传反清革命。自1905—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6家报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竖三民”报，陈其美创办的《中国公报》《民声丛报》等。在上海，除革命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这个时期也创办了一些立宪派报刊，如梁启超等于1910年创办的《国风报》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与之相隔不远的上海便成为当时各种政党活动的中心阵地，而由各政党出于宣传之需而创办的政党报刊则随之涌现。在这里成立和活动过的大小政党有30多个[24]。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1919年，在上海出版的政党报刊有30多种，约占同期报纸总量的三分之一[25]。其中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即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都争相创办报刊进行宣传，形成了盘踞于上海滩的两大政党报系。其中，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在上海有《民立报》《大陆报》《太平洋报》《民国西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这些报纸拥护共和，反对专制，表现出一定的民主精神。而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在上海主要有《时事新报》和《大共和日报》等。这些报纸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临时政府，反对民主共和，甚至鼓吹封建专制。除这两大党派报刊外，一些小政党也在上海创办一些报刊。自由党1912年在上海创办的《民权报》，与同时在上海出版的《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被称为“横三民”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创办了《社会日报》和《新世界》杂志。此外，康有为在上海办的《不忍》杂志，以君主立宪的卫道士姿态，猛烈抨击民国成立后的政局，竭力为皇室复辟制造舆论[26]。“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大扫荡，上海政党报刊也受到重创，规模不同往昔。
商业性报刊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上海少数几家资产阶级商业报刊开始报刊企业化进程。《申报》和《新闻报》是这一时期报纸企业化的典型代表，突出办报以盈利为目的，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方面不断革新，发展成为企业化大报。《申报》在1912年史量才接办初期，销量7 000多份，到1922年创刊50周年时，已发展成为平均日销50 000份的大报[27]。其全面翔实的新闻报道一度使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必读刊物，也由此扩张了上海旧时城市信息传播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1895—1915年约20年的发展，是近代上海报刊具有突破性发展的时期。上海报刊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奠定，报刊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8]。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民主主义报刊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所创办的报刊首先在这里萌芽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新青年》的改组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此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共产党机关刊物以及工人报刊，包括《共产党》《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前锋》《热血日报》等机关报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团等群众团体也纷纷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包括在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平民之友》《青年工人》《劳动青年》《劳动周刊》等。国共合作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各类群众运动在上海蓬勃发展，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系统。其中，包括以《中国工人》等为代表的工人报刊，以《上海学生》为代表的学生报刊和以《妇女周刊》为代表的妇女报刊等。
1927年，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新闻事业施行“新闻统制”，原先自由发展的报业信息网络开始受到政治的直接管制。中国共产党的报刊遭到封禁，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出版。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创刊及复刊了《布尔赛维克》《红旗》周刊《上海报》《红旗日报》《无产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布尔赛维克》和《红旗日报》[29]。此外，完成企业化进程的《申报》《新闻报》等商业化大报开始出现兼并产权、报业联营等报业托拉斯的发展倾向，如《申报》史量才收购《新闻报》、张竹平的“四社”，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不久，随着史量才遇刺，中国报业的集团化之路在探路之初便遭到政府的扼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形势骤变，上海报界的局面也随之改变。与读者联系密切的通俗刊物大量涌现，资产阶级报刊朝着进步方向转变，消遣小报也发生衍变，整个报刊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30]。自“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抗战正式爆发，先后有100多种抗日救亡报刊，影响力较大的包括邹韬奋主办的“六刊一报”、《新生》周刊、《永生》周刊、《世界知识》《救亡情报》《学生报道》《国难新闻》等。《申报》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改保守的政治态度，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上海立刻成为中国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其中较为著名的抗日报刊为《抗战》三日刊、《救亡日报》《文化战线》《战时妇女》《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等。虽然1938年后的三年间，抗日进步报刊和其他报刊采用“挂洋旗”的方式，在租界“孤岛”上坚持出版，但在总体发展上受到极大限制[31]。“孤岛时期”最有影响的抗日宣传报刊有《译报》《每日译报》《导报》和《文汇报》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继续恶化，上海主要有影响的报刊全部沦入敌手，成为日伪宣传工具。在上海，日伪报纸主要有《新申报》《中华日报》《平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上海报刊有过短暂的复苏，一批进步报刊纷纷返沪复刊。但是，由于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推行独裁的反民主政策，进步报刊遭到封禁，民营大报被政府控制，上海报界出现空前的萧条[32]。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几乎封闭了一切进步报刊。到上海解放时，只有《新民报晚刊》在隆隆的炮火中坚持出版[33]。
2.广播、通讯社等传播媒介初步发展
（1）无线广播
上海是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重要门户，20世纪前叶先进的科学技术——无线广播技术首先从国外传入这座城市。1920年11月世界上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建立，仅仅两年之后，也就是1923年1月23日，上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是上海也是中国境内最早正式播音的无线广播电台，通称奥斯邦电台。其英文播音，每晚播音一小时，内容有政治和经济新闻、音乐演奏、唱片等。
广播的出现使上海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从此结束了其之前单一的报刊传播时代。对此，孙中山特向《大陆报》记者发表谈话，盛赞无线广播“不仅可于语言上使全中国和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
继奥斯邦电台之后，外商又陆续在上海创建了一批无线电广播电台。1923年5月，美商新孚洋行创办了一座学术试验广播电台，是沪上的第二座广播电台。在外商早期创办的无线电广播电台之中，美商开洛公司上海分公司于1924年5月创办的开洛广播电台影响较大。
在外商电台的影响之下，由华商创办的一批民营电台也陆续开始播音。1927年3月18日上海新新公司设立的新新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这是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座民营广播电台。其播出节目有新闻、商情报告、娱乐节目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亚美、大中华等一批由华商创办经营的广播电台。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绝大多数广播电台都停止播音。亚美、大中华等电台坚持播送抗战消息，劝募款物，救济难民，支援前线。淞沪会战中广播的宣传大大提高了广播作为一种媒介在社会上的地位，为之后民营电台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1932年年底，上海已有广播电台40座，其中外国人设立六座。至1934年，据国际电信局统计，上海市广播电台达51家。官办广播电台也随之出现。1935年3月上海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正式播音。1936年3月，上海市政府广播电台开播。
自1933年，交通部对民营电台开始整顿，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共有23座民营电台被取缔。整顿之后，上海尚有民营电台27座，外商电台四座，官办电台两座。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广播电台坚持播送抗战消息，动员市民参加救亡工作，劝募捐款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作为城市信息传播网络的一部分，广播在抗战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被认为是旧上海广播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占领军当局接管国民政府的两座官办电台，建立日伪“大上海广播电台”，上海的广播事业沦为日伪的宣传工具。亚美、大中华等民营电台恐为敌用，先后停止播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日方接管从事“敌性宣传”的外商广播电台六座，改为大东、东亚、黄埔等电台，与原日伪的广播电台——大上海广播电台一起成为日本实行奴化教育的宣传工具。此外，还封闭了上海28座民营广播电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5日，国民党接管日伪在上海所管辖的六座广播电台，并将原日伪上海广播电台及其国际电台改组为上海广播电台。
从1923年1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有文字记载的上海中外广播电台先后共出现234座。上海解放前夕，尚存民营电台23座，公营电台22座，官办电台一座[34]。
（2）通讯社
在上海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中，通讯社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上海一直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新闻中心，国际国内的知名通讯社都在上海设有分社，使上海成为国际信息和国内信息的交汇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据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新闻出版科的调查，曾向该局登记的通讯社达100多家[35]。1920年7月，共产国际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华俄社也设在上海。之后在各个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的通讯社活动从未终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