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与终点：来自发展传播学的观照
本书围绕着“都市”与“媒体”这一对相互作用的主体，研究了世界五大国际大都市的信息传播网络，对该网络的生成和运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信息传播网络与国际大都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了分析，而这种分析的实质，其实是对传媒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一种“切片式”研究。因此，对“传播—发展”关系的关注是本书的出发点。
其实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传播”对“发展”影响的专门议题。作为大众媒介迅速扩散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结果，研究者们开始考虑媒介能否和怎样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18]。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传播学分支——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19]美国社会学家勒纳于1958年发表了《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该书是以对六个中东国家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为基础来完成的。在书中，勒纳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认为它能大大加快社会发展速度，提高现代化程度[20]。1964年，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21]。在此之后，发展传播理论产生的最初历史语境已经几经转换，全球化成为当代传播发展的新的社会环境，关于“发展”的观念也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注重单纯的经济发展向注重“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转变，但发展的主题未变，媒介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不仅未变且有日益加强的趋势[22]。
回顾整个发展传播学的演变历程，研究者总结了“发展—传播”议题下的三个理论阶段（表7-1）[23]。
表7-1 发展—传播议题演化的三个阶段
近期发展传播学所遵循的研究范式，是1970年以来逐渐成为主流的“参与式传播”范式。这一范式将传播看作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这种理论模式消解了传者与受者的区别，标志着传统的“受众”观念的解放[24]。“参与式传播”被定义为一个在人们、集体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变化的对话过程，使得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全部潜力，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25]。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国际化大都市所形成的过程：都市机构与市民之间、居住者与物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并通过信息传播网络进行充分地符号互动，最终推动整个城市的良性发展，让大都市的居民们在共享的文化体认之中幸福生活。这就是国际化大都市形成的本意——通过交流来实现人与人的自然聚集。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经过广泛传播已深入人心，这其中，媒体的宣传功不可没。
有发展传播学学者呼吁，传播学要多关注“新自由”“后工业”“全球化”这样的宏观议题，要注意“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与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26]，而我们所研究的国际化大都市，恰恰是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时代所形成的新型人类聚居体，这一聚居体背后，布满了比传统发展传播学研究对象——乡村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也拥有更广泛和活跃的人与人的互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本书的研究其实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试图寻找一个新时期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落脚点。
通过对这五大国际化大都市的纵向、横向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国际化大都市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其中的信息传播网络又是如何酝酿、发散，并对都市的发展发挥作用的，以及都市文化又是如何在信息传播网络的载体之上完成符号的自我成长和自我确认的。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媒体与都市间符号互动的“光荣与梦想”，也不乏因激烈碰撞而带来的各种“罪与罚”，但一切经验与教训都是一种财富，它指引着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也等待着“传播”与“发展”之间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注释】
[1]张海鹰：《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络及商业运作》，载《新闻大学》2003年第77期。
[2]唐亚明、王凌洁：《英国传媒体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3]Dahlgen，P.，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Citizenship，Democracy and the Midia，London：Sage.
[4]毕佳、龙志超：《英国文化产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5]Steven H.Chaffee，Miriam J.Metzger.“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2001，4（4），pp.365 379.
[6]王海：《美国传媒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7]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8]金宰贤：《韩国互联网实名制的教训》，载《创新时代》2012年第1期。
[9]纽约州劳务部，转引自纽约市经济发展中心http：／／www．nycedc.com／Web／NYCBusinessClimate／FactsFigures／FactsFigures.htm，最后浏览日期：2019年5月18日。
[10]黄俊杰：《〈青年报〉的“蚂蚁式”发行模式——兼谈上海报刊发行市场的竞争格局与趋势》，载《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
[11]贾萌：《Ohmy News：未来的报业》，载《互联网周刊》2005年第42期。
[12]《韩国传统媒体遭遇挑战》，载《声屏世界》2003年第9期。
[13]郭镇之、林洲英：《韩国大众传媒近三年来的变革》，载《新闻战线》2003年第9期。
[14]《论坛：挖掘文化产业》，载《文化日报》2004年12月8日。
[15]胡正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16]《交通广播成立20周年广告额占总收入超3成》（2011年9月25日），央视网，news.cntv.cn／20110925／103429.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9年1月19日。
[17]袁友兴：《从社区报看中国报业发展方向》，载《南方传媒研究》2009年第1期。
[18]殷晓蓉：《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载《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19]S.T.Kwame Boafo，“Utiliz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frican Societies：A Critical Perspective（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 Africa）”，Gazette 1985：p.83.
[20]王旭：《发展传播学的历程与启示》，载《兰州学刊》1999年第6期。
[21]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22]夏文蓉：《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3]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24]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25]Singhal.A.，“Facilita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New York：UNICEF.p.13.
[26]Robert Huesa：《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未来》，载《中华新闻报》200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