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商业主宰时期：信息传播网络的大变革
1.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
战后的英国一片凋敝，在提倡节俭的大环境下，电视由于每小时播出成本比最贵的广播节目还要高12倍而步履维艰，BBC在电视方面的开支也是极其谨慎。对待电视，BBC不愿花这么高的价格，民众亦然（1948年的一台电视机价格约为50英镑，是普通工人七至八周的薪水总和[27]。）这导致电视机在英国的普及率并不高，当时全国也只有不过五万人拥有电视机。电视台从伦敦的亚历山大宫发射信号，起初只能覆盖伦敦城方圆40千米范围，可以视作是仅为伦敦市服务的。可见，在资金、技术等制约之下，在当时的媒介老大哥——广播的压制之下，电视业发展缓慢。
直到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电视才真正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据统计，当时有大约2 000万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加冕礼，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通过广播收听报道的人数。随后，伴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民众的荷包也逐渐膨胀，再加上分期付款方式的流行，电视机开始走向千家万户，从1950—1960年短短的10年时间，英国成年人拥有电视机的比重从4%暴增至80%，相应的是电视节目也从1954年的每天六小时增加到1963年的每天16个小时[28]，供求两端的强势发展让整个电视业显现出了蓬勃的生机。
随着工商业的复苏和发展，商业广告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众的消费热潮让商家更加重视广告的作用。同为大众媒介，报刊和广播作为展示广告的发布平台，其直观性比电视要小很多，所以电视成为工商业者的宠儿。BBC公营的身份决定了其对广告始终是心存抵制的，这就迫使工商业者寻求另外的宣传途径，无疑另外开办一个商业性电视台是一个极佳的选择。通过广泛的游说活动和有力的政治运作，《1954年英国电视法案》终于出炉，它引入独立电视（ITV）的同时，也让英国广播业走进了“双头垄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商业性的私营广播公司和私营电视公司与公营的BBC一起为英国民众提供媒介内容，并分别从广告收入和收视费两种截然不同的渠道中获得利润。
至20世纪80年代，商业化的浪潮更加汹涌地袭来，英国政府不得不适时而动，推出了《1990年广播法》，将全国性商业电视（第三频道、第四频道）均改为独立经营的公司，同时开办第五频道和商业电台以及地方商业电台。商业台均采用招标的方式选择经营者，具有一定时间的任期，期满之后重新竞标。于是，英国成熟的公私并行的广电格局正式形成，共分为三个系统：BBC、管辖商业电视的独立电视委员会、管辖商业电台的无线广播局[29]。
2.报刊在广电竞争压力之下的结构调整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英国报刊几经波折，终于在1945年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但是这样的时代却没有给报纸留下太多的机会重温唯我独尊的美梦，因为这时候报刊已经有了电影、广播、电视等竞争对手，这些技术变革的产物带着新的媒介体验、乘着商业化的东风，走向了千家万户。“二战”之后经过了几年的调整期，英国的经济也开始走向复兴，民众在经历了大战的痛苦之后终于可以过上舒适自由的安静生活，渐渐富裕的他们开始在媒介中享受生活，享受和平时代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在消费热潮的引领下，媒介产业进行了一场商业化的洗礼，报刊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报刊的经营受到了电视的严重冲击。同为广告的载体，广告主显然更加青睐电视所带来的直观化刺激，这让报刊行业损失惨重。1956年，报刊占据媒介广告投入90%的份额，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广告总体投入翻了三倍的情况下，报刊所占份额已经下滑至65%，电视则激升至32%；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报刊所占的这65%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由地方性报刊贡献的，而全国性报刊所占的广告比重则少得可怜。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报刊的广告收入仅仅在16%左右徘徊，可见其处境之艰难。与广告收入相对应的是新闻纸价格的不断走高（新闻纸的价格从1955—1977年就增长了五倍左右）以及新闻采编费用的提升，这更使报刊行业雪上加霜，到1974年，只有三份日报和三份全国性报纸能盈利[30]。
第二个变化是大众报刊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小报”时代，《太阳报》无疑是始作俑者。1969年鲁伯特·默多克入主《太阳报》，他重新聘请编辑，开始了《太阳报》的小报化改造运动。大字标题、大图片、大栏目等，一切让阅读变得“欢快和活泼”的措施纷纷登场，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刊登在第三版上的裸体女郎，它在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太阳报》的标志。这样的小报策略无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73年《太阳报》的销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份。后继者如《星期日体育报》和《每日星报》等将伦敦舰队街上的高雅气息顿时消散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非政治化和世俗化。但应该承认的是，伦敦报刊中高雅报刊还是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小报风潮的掀起给严肃高级报纸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让高级报纸慢慢接受这种市场风气的改变。从本质上来说，小报化对高级报纸的冲击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但是，小报化对于那些“中间路线”报纸来说却不是一个好消息。
正如上文所述，与《太阳报》等小报的蓬勃发展相对应的，却是“不雅不俗”的中间路线的全国性报纸的逐渐衰落。如《星期日画报》《帝国新闻》《星期日电讯》《每日画报》等，都在1960年之后的10年内在舰队街销声匿迹了。据西蒙·杰肯斯的研究，1948年走“中间路线”报纸的发行量占舰队街的60%，至1965年下滑至47%，然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就只剩下可怜的15%[31]。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扼腕，但是从市场的角度去分析的，也是不无道理的。高雅报纸掌控的是富裕阶层，他们的消费者剩余较高，会乐于接受较高的报刊定价，而且由于其很高的消费潜力，他们也是广告商所追逐的对象，高雅报刊在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压力。相反，大众报刊走低俗路线，用小报风格来吸引数量众多的低收入阶层，以低售价和丰富的娱乐信息拉拢受众，它们的收入构成中发行收入占的比例要明显比高雅报刊比例大，这就使得它们可以抗拒广播电视对广告业务的侵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高雅报刊和通俗报刊都找到了栖身之所，这就将走“中间路线”的报刊推向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定位左右摇摆，而两端的“一雅一俗”又逐渐向中间蚕食，中间路线报刊的衰落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说中间路线报刊的衰落是受累于其左右为难的内容定位和价格定位，那么免费报纸的后来居上、跑马圈地则是得益于其放弃发行收入的魄力和对读者心理的准确洞察。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以广告内容为主的免费报纸，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被慢慢裹上了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而且纯粹的新闻报道在免费报纸上逐渐式微。1984年《每日新闻》作为大城市伯明翰的免费报纸，拥有40名新闻记者，而1987年《柴郡与区域标准》创刊时则没有设置一名专职记者，该报也因此成了英国报刊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统计来看，免费报刊所直接冲击的是收费的区域性和地方性报刊，1989年的调查显示免费报刊的阅读率要远高于收费的地方性报刊，前者是77%，而地方性早报和晚报的数字仅仅有可怜的13%和29.50%[32]。尽管在免费报纸上的地方色彩浓重，但是真正做得风生水起的却是身在大城市伦敦的《地铁报》。1999年，联合报业集团为了抵制来自瑞典的地铁国际集团的跨国扩张计划，匆忙之中推出了《地铁报》，率先抢占了市场。初刊10万份，之后一路扩印，至2004年已达89.50万份[33]，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地铁报》采用了我们所熟识的“连锁经营”的模式，向各个地方城市授予经营权，这就可以将地方性的报纸扩张至全国性的联合报纸，城际之间既可以共享其广告资源、报纸声誉，还能在财政上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相互支援，可谓一举多得。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二战”以来的和平发展环境给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信心和动力，商业力量继而也带给了以私营为主的伦敦大众媒体显著的变化。纵然表象有千般面目，但内核是不变的商业力量，而且这种商业力量也将继续在新的千年给伦敦的媒体网络带来令人期待的变革。
3.总结
从以上伦敦大众传媒网络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首都、一个曾经的西方文化的中心城市，伦敦的信息传播网络的发展历史是多么的坎坷和曲折。从最初的垄断于高层社会阶级的报业网络初期，到工人激进报刊反抗知识税的“地下活动”，再到中产阶级将商业大众报刊塑为现代报刊的努力；从英国电影被好莱坞反客为主，到BBC广播成为英国的主流声音，再到“二战”之后商业所捧起来的电视和小报；等等。虽今日回首觉其演化之必然，但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在不断的变革之中伦敦人所经历的迷惑和兴奋。伦敦的信息传播网络终得以以现今的面貌示人，归功于技术的更替，归功于政策的调整，归功于商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归功于平凡的伦敦人对信息不倦的追求，因为他们才是这个信息传播网络的最终受益者，他们所贡献出的对信息传播网络的任何反馈都是这个网络向前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