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训与问题
谈到东京信息传播网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最先联想到的当然是相关法律规章对外资进入等方面限制和封闭造成日本与世界的隔阂。可以说外资难以进入目前日本传媒的垄断圈中，而日本的各大传媒企业也难以走向世界，这大大降低了其高发行量下原本应具备的全球影响力。这当然是我国政府对传媒的管制体制设计中，以及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传媒企业在向国外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但编者认为，对日本这个各传媒业经营都有成功经验的国度，其信息传播网络在发展成形的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由政府干预而逐渐形成的垄断化、两极化格局与发展态势，毕竟其创造了一个安定、有序的媒介市场和环境。从数据上看，高度发达的东京新闻业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不与发行量成正比。可以说，东京主流媒体的职业精神的确不能与其超高的发行量形成呼应，反而杂志和小规模的报纸因为苦于生计，常常成为舆论监督的主力军，而主流媒体却往往在这方面充当着“小跟班”的角色。这种奇怪的现象或许也与职业新闻教育的稀缺有关，日本大学生对新闻职业的向往常常只是出于薪水收益的考虑，而不是新闻职业理想的实践。
由记者俱乐部制度、《报道协定》等引发的种种具体问题及相关例子前文已列举过。在东京新闻业中，还有一个“实用主义”做法的体现在于其对“客观报道”的理解上。通常，根据客观报道的定义，报道要从事件的多个可能角度出发，做仔细观察。报道要求新闻从业者个人要具备精湛的技能、高超的智慧与良好的品德。东京媒体也常将客观报道视为报道中最重要的标准，提出了各种相应的口号，然而，这些标准在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实践中却变成一种奇怪的形式。在整个日本新闻界看来，客观性报道变得很简单，就是不在报道中加入主观的观点而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客观报道的反面也就是主观报道的基础之上的。在日常操作中，这种客观报道的做法的确简单明了，比如，一位政客发表了某些论断，这就是事实；如果某政府部门发布了一项官方公告，这也是事实。于是，记者们纷纷不加主观意见地进行报道。这种倾向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明显。然而，许多批评者都反对这种媒体活动，称其为“通稿新闻”，即意味着记者的作用只是信息的搬运工。再和记者俱乐部制度引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几乎可以进一步将东京主流媒体理解为“政府信息的搬运工”。
从这个方面看，在经营层面如此高度发达、领先于世界的日本传媒业，却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媒体的舆论监督机制等内核方面潜藏着危机。
【注释】
[1]本部分相关资料参自：东京城市官方网站，http：／／www．metro.tokyo.jp／，最后浏览日期：2019年3月14日以及维基百科等在线公开资料。
[2]东京在线：《16年全球城市GDP排行上，最有钱的依然是日本东京》（2017年3月12日），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28691354＿170779，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9月1日。
[3]张惠强：《东京和首尔人口调控管理经验借鉴》，载《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8期。
[4]何东：《日本东京超大城市人口治理经验探讨》，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0期。
[5]《日本出版业与传媒业》（2016年4月28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http：／／www．chinabookinternational.org／2016／0428／119089.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9月1日。
[6]本部分史料来源多参考自：［日］山本文雄：《日本大众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2页；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7]ACG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通常指电玩游戏或GalGame）的总称。动画和漫画产业本来就密不可分，它们内在的本质有着高度的统一，即都有着对虚拟角色和虚拟环境的创造，都能建立让受众瞬间直达理想国的精神通道。随着电玩产业的快速崛起，在东京，20世纪90年代此三项产业已紧密结合，许多作品企划都是跨三项平台以期达到最大收益。
[8]GHQ是General Head Quarters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简称，即盟军最高司令部，其咨询机关由美、英、中、苏四国代表组成，但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统治。
[9]［日］山本书雄：《日本大众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10]《读卖报知》，（1946年《读卖报知》更名为《读卖新闻》）。
[11]GHQ管制日本时期于1950年5月公布、6月实施的《电波法》《广播法》及《电波监督委员会法》。
[12]孙晓：《中美日韩互联网与通信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4页。
[13]同上。
[14]陈昌凤：《日本报业：历史神话今安在》，载《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8期。
[15]崔保国：《日本报业：迷雾中的艨艟巨舰》，载《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3期。
[16]据历年《新闻记者》杂志所刊载的由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制表。
[17]王亚明：《日韩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考察》，载《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
[18]陈昌凤：《日本报业：历史神话今安在》，载《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8期。
[19]崔保国：《日本报业：迷雾中的艨艟巨舰》，载《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3期。
[20]陈洋：《2016年日本新闻传媒盘点》（2016年12月28日），微信公众账号“刺猬公社”，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9月1日。
[21]王南：《日本：报纸的王国》，载《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5月26日。
[22]陈洋：《日本的报纸为什么没被新媒体打败？》，载《杭州日报》2016年3月21日。
[23]崔保国：《日本报业：迷雾中的艨艟巨舰》，载《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3期。
[24]同上。
[25]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6]日本ABC協会「新聞発行社レポート 半期·普及率」，表中“朝／夕刊”为“早／晚报”之意，http：／／adv.yomiuri.co.jp／yomiuri／n-busu／xls／04data＿03.xls，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9月1日。
[27]本段对三浦光男、内山齐受访内容的引用，参见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05页。
[28]郑博斐、李双龙：《〈读卖新闻〉的发行机制》，载《新闻爱好者》2009年24期。
[29]日本社团法人中央调查社于2002年3月对25000个两人以上普通家庭的订阅报纸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参见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5页。
[30]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31]日本社团法人中央调查社于2002年3月进行的“2002家庭指标调查”资料整理，参见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05页。
[32]罗兰：《新媒体冲击下〈朝日新闻〉的应对策略研究》，载《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10期。
[33]王亚明：《日韩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考察》，载《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
[34]罗兰：《新媒体冲击下〈朝日新闻〉的应对策略研究》，载《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10期。
[35]此为《日本经济新闻》追求的报道原则，参见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36]同上书，第154页。
[37]尹良富：《全球发行量第一财经报纸的生存策略》，载《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
[38]尹良富：《全球发行量第一财经报纸的生存策略》，载《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
[39]数据分别源自：2003年9月及2001年9月《企业形象调查／普通个人编》，参见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页。
[40]《2006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载《新闻记者》2006年第6期。
[41]《2007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载《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42]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43]同上书，第16—23页。
[44]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
[45]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46]日经集团网站，http：／／www．nikkei.co.jp／，最后浏览日期：2019年3月17日。
[47]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48]根据日本新闻协会经营业务部提供的内部资料整理，参见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
[49]本段分类介绍及相关数据参见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50]数据来源：对东京新闻社长宇治敏彦的采访，参见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51]同上书，第92页。
[52]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53]魏明革：《解密日本报纸的高发行量》，载《军事记者》2007年第2期。
[54]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55]周燕群、程征：《危机下，日本报业应对举措》，载《中国记者》2009年第7期。
[56]刘强：《日本杂志业发展模式研究》，载《中国出版》2011年第24期。
[57]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2004年出版物发行、贩卖概况》，载《出版月报》2005年第1期。
[58]王亚明：《日韩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考察》，载《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
[59]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2004年出版物发行、贩卖概况》，载《出版月报》2005年第1期。
[60]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61]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62]郑明海：《动漫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以中美日三国为例》，载《发展研究》2007年第8期。
[63]景宏：《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64]《日本出现新闻读物类免费杂志》，载《朝日新闻》2004年12月11日。
[65]同上。
[66]日本电视台即时查询系统统计，http：／／www．jrt.co.jp／link／alltvlink.htm，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9月1日。
[67]属日本卫星广播公司（JSB），1991年4月正式开始收费播送，是全日本第一个付费频道。
[68]张放：《日本的广播电视媒体》，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7期。
[69]日本放送协会编：《年度别损益计算书》，载《放送五十年史·资料编》，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7年版，第616—617页。
[70]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1]日本放送协会放送文化研究所《NHK年鉴》1995—2004年版，日本放送协会／NHK各年度《损益计算书》，参见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72]NHK“红白歌会战”的王牌节目制作人磯野克巳在任期间，私吞节目制作费，不正当支出累计总额高达4 800万日元，该事件2004年7月被《周刊春秋》披露，在业界引起不小震动。
[73]包括制作技术中心职员骗取制作费、首尔支局长虚假超额申报采访费以及NHK冈山电视台的播放局长违法财务操作事件等。
[74]NHK2005年1月向日本总务省提出的2005年度收支预算案。
[75]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76]张放：《日本的广播电视媒体》，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7期。
[77]同上。
[78]翟娜娜：《日本“遍在网络社会”带动媒体融合》，载《中国记者》2006年第6期。
[79]《DoCo Mo停产I-Mode手机》，载《通信企业管理》2016年第12期。
[80]王亚明：《日韩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考察》，载《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
[81]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82]孙晓：《中美日韩互联网与通信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4页。
[83]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84]［日］井上野村：《日本媒体，政权“宠物狗”》，杨晓白译，载《传媒观察》2004年第1期。
[85]周家高：《酷爱读书看报的日本人》，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4期。
[86]周家高：《酷爱读书看报的日本人》，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4期。
[87]朱春阳：《寻找开往中国报业春天的地铁》，载《东方早报》2009年3月25日。
[88]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89]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90]龙一春：《日本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91]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