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民主之风”与“客观中立”的辩驳
在东京，报业通常又被称为“新闻业”，这不仅显示出报业在大众传媒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亦代表了民众对报纸在新闻自由等传统理念上的认可。确实，与作为“制度的媒体”的广播电视业相比，在一个多世纪前就确立了商业报纸属性的东京报纸受到相对少的政府管制。如今雄踞东京的日本五大报的办报方针和办报原则，也与西方报纸的办报方针相一致，都强调公正、进步、自由的理念。然而，看似一片“民主之风”的报业一直以来却颇受日本国内外学界的质疑。
1.高度垄断的信息市场：记者俱乐部
欧美记者对日本报纸的评价是，在其全面综合的版面设计带来准确与便利的同时，却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政治主张。确实，在东京看报时常会觉得报纸千人一面，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究其原因，和别的国家一样，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东京各报的记者蜂拥而至同时进行报道；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东京报业中记者俱乐部的存在使新闻源单一化。
发布式报道是东京新闻报道机制的独特之处。简单地说，就是依靠政府部门的公开发布会来进行采访和报道，这一报道手法建立在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基础之上。从新闻源看，东京报社编辑部门的新闻稿来自通讯社、海外特派员、记者俱乐部和全国分布的分局等，其中从记者俱乐部发回的消息占据了最大的比例。被国外媒体界称为日本新闻界“怪胎”的记者俱乐部，最早成立于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召开的时期。记者俱乐部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达到了近700个的规模，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公安机关及各个行业团体在内，几乎所有的信息员都有记者俱乐部存在。但是，只有成为记者俱乐部的会员才能出席政府的记者发布会和其他会见的俱乐部制度，意味着记者俱乐部垄断了信息源。尽管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益处，但由于记者俱乐部中的常驻记者每天都是和俱乐部所属的政府机关人员进行交往，随着交往和友谊的加深，逐渐会失去作为第三方人士的感觉，记者和官方的信赖关系会使记者排斥官方以外的信息源并很难进行带有批判性的报道。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是一系列《报道协定》的存在，即报道机关自主制定的对某些报道和采访内容进行限制的协定。对报道协定的认可实际上就意味着记者放弃了自由独立的报道权利。报道协定还带来了关机采访的现象，即官方向记者提出在关掉录音机和摄像机的前提下才会说出更多的内容或内部，但这部分内容不能作为报道素材使用。这种现象在东京的记者俱乐部中非常普遍。
这样看来，尽管在GHQ管制时期为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提供了法律保障，即新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东京报纸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与政治家、政府结合，成为官方媒体，记者仿佛变成了“新闻官”，新闻界实际成了政府机构中发挥独特作用的“第四官员群”，无法独立而必须依靠权力“行走”。可见，虽然政府没有像对待广播电视业那样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加以管制东京的报业，但却在“源头”上实现了操控和管理。
2.两极化论调的形成
当然，在历史与现实中，记者俱乐部这个“怪胎”的存在并没有完全导致东京的报纸彻底失去自身的特点与主张。尽管东京的报纸虽然强调客观中立的报道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大报纸在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上是相同的。在几份全国性大报中，《朝日新闻》一直被认为是一份左翼的报纸，《产经新闻》则是右翼报纸的急先锋，《每日新闻》为中间偏左的报纸，《读卖新闻》为中间偏右的报纸。因此，长期以来，东京的新闻界形成了“读卖／产经”与“朝日／每日”对立的两极化论调，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问题、对现有政权的态度，以及对宪法的立场和对自卫队性质的定义等问题上。以宪法问题为例，“朝日／每日”基本上采取的是支持现行的和平宪法的主张，而“读卖／产经”则是积极提倡修改宪法，主张把日本自卫队建设成为一支正式的部队。这种论调两极化现象的形成也与报纸的读者层有一定关系。《朝日新闻》的读者以日本的文化精英阶层为主，这些人注重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友好相处；《读卖新闻》的读者以日本的普通民众居多，因此报纸的观点基本反映了日本社会中大众的主张和认识。从总体上来看，《读卖新闻》采取的是现实主义路线，在拥护政府的前提下，为政府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和协助；而《朝日新闻》则保持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并采取了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态度，这种立场一向为日本的传媒学者所称道。
3.“异端”的真实
尽管各报纸的论调可能有所倾向，但事实上，在当今这样一个趋向保守的日本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东京民众都对带有强烈政党色彩的报纸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而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为代表的少数政党报纸就像一个“异端”分子，大多数的东京民众都对其怀有戒心并保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当然，这也与日本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紧密的关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就逐渐占据了上风，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两大政党”政治倾向在日本社会的日趋发展，包括社民党、共产党在内的自民党、民主党以外政党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相应的，本来就以非法性报纸创刊的《赤旗》发行量逐渐减少，到2005年9月，其全国范围内日刊和星期天版的合计发行量为160多万份[81]。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赤旗》在报道内容上也更趋向多样化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至少，以《赤旗》为代表的弱势政党的政党机关报得以一直存在并发行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新闻业管制政策是相对宽松的。不过，由于没有加入日本新闻协会或者日本商业广播联盟的日本报纸（《赤旗》等政党机关报都未加入）依然不能加入记者俱乐部和参加记者发布会，在这种情况下，《赤旗》的报道只能是依靠单独采访来进行，这也是《赤旗》在版面上以独家报道见长的原因之一。
4.新媒体发展时期：放松管制与主导扶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成熟的市民社会在东京的确立，原来的媒体和市民联手对抗政府的关系逐渐演变成市民和政府一道共同约束媒体的构图。这一演变的形成缘于媒体缺乏自省的意识和改革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以保护市民利益为理由的政府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此次政府的介入却产生了积极效果，尤其在记者俱乐部的改革上，倾向于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组织，具体方向如政府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应该向所有的报道机关开放，记者室应该向记者俱乐部成员以外的记者开放等。虽然，目前记者俱乐部的改革还在缓慢起步阶段，但越来越开放的趋势已然显现。
在广播电视领域方面，日本自1989年修改《广播法》，建立“委托播放运营商”和“受托播放运营商”制度以后，经过1994年确立电视海外播出制度和1999年撤销对有线电视的外资限制的过程，到2003年再次允许NHK扩大业务范围和2004年修改《大众传媒垄断排除原则》促进地方电视台之间的重组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制度的改革，显示了日本政府从传统的许可型管理方式向市场型管理方式的政策转变。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今天，通信和媒体产业是被日本政府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看待的，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放松管制，是日本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强化产业竞争力战略的必然结果。
在前文叙述的东京广播电视业与通信的融合以及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进程方面，政府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务省为了有效地利用无线数字电视的各种功能进一步推广普及数字电视，于2004年1月召开了“信息通信审议会”，报告指出在教育和防灾等公共领域方面，要充分发挥无限数字电视技术上的优势，利用发射塔的数字信号发射和电视台的数字信号接收输出设备，积极提供手机电视播放和通过服务器系统的电视播放服务。从总务省以上的动作来看，日本政府是在积极参与并推广无线电视数字化在东京的发展进程的，这与日本政府一向倡导的“科技兴国”战略相一致。
同样，在前文介绍的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的东京移动媒体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目前已经做到的，还是将来的目标，都是在政府有计划的部署中逐渐完成的。从2001年开始，总务省就制订了“e-Japan”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五年的时间，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IT城市和国家。对竞标成功的各个IT企业，总务省都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在e-Japan计划实施之后，日本政府还针对宽带使用率低问题，于2004年提出了“u-Janpan”的战略，“ubiquitous Japan”意为“无所不在的日本”，将互联网络在日常生活的渗透率和使用率放在了重点发展的领域。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日本宽带用户从2004年的1 866万增加到2010年的3 458万，增幅达85%。
在2014年之后，日本政府再次出招，推出了打造“智慧日本”的“i-Japan”战略，旨在打造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该战略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一是建立电子政务、医疗保健、人才教育核心领域信息系统，二是培育新产业，三是整顿数字化基础设施[82]。
正因为政府的主导，不同的企业都在各自的环节上完善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没有重复建设，不同媒体在彼此竞争中实现了比较良性的循环。可以说，东京的整个移动媒体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如此迅速有序地发展，并达到了整体强大的目标，政府的参与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