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思路
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国际化大都市主要是指那些国际知名度高,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或现代化的服务功能和城市特色,成为国际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聚散枢纽的城市[13]。国际化大都市与普通城市相比,不单在占地面积、人口、基础设施上具有绝对优势,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与此同时,国际化大都市自身也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由本土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通过工业时代的精细分工来共同构建。在这里,人与人的联结和互动成为大都市的活力源泉。与农业时代的宗族式同姓聚居相比,大都市是由一个个的“陌生人”构成的,互相之间没有地缘和亲缘的直接关联,而是由一条条关系链将千万的市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系。虽然在大都市里,邻里之间可能会出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感”,但大城市的网状人际体系却可能让任意两个市民成为“熟人”,就像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教授所创立的六度分割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14]所言,经过几次的人际接力便可以从任意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这种情况在大都市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不过,这种人际的传播扩散是缓慢而随机的,真正在信息和态度层面上把上千万的大都市居民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紧密的都市社区的,是大众传媒。从开始的报纸、杂志,到后来的广播、电视,以及给整个城市带来巨大影响的互联网,都通过各自的符号体系,对这个都市的形成、发展、运行贡献着力量。大众传媒对于各类信息的高速生产和传播,为都市的居民节约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也消除了在这些巨型城市中生存所萌生的诸多不确定性,让都市居民获得了生活的安定感和归属感。这种对于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递效率,是衡量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有效性的关键指标,也是对大都市内部的物质交换与能量交换之外的信息交换效率的主要考量。
除此之外,媒体形式(media format)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一种媒体都制造了自身的社会环境及思考空间[15]。在报纸居于都市信息传播中心的年代,读书识字的精英阶层占据信息传播网络的更高地势,由此形成的信息传播网络更接近于“金字塔形”;广播电视出现之后,媒介符号的再现形式从文字变成了语音和图像,信息传播网络开始走向大众化;互联网出现之后,尤其是Web2.0时代之后,人们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网状结构开始重构都市内部的信息传播流程,都市信息传播网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扁平化”趋势,形成了互动性和自生产能力极强的网上信息空间,极大地解放了传播权力。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曾提到,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等词“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16]。这种修辞上的隐喻,如今却神奇地成为互联网时代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的写照:在一个共有的社区(大都市)内,如此大规模的居民们,通过一种共有的信息网络来共享特定的信息与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化大都市是一个有着成熟的内在信息传播机制的庞大社区,是一个具有“有机系统”属性的独特社区。对于这一有机体的研究需要使用和传统的发展传播学不一样的思路。基于此,我们考察了当代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并结合传播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选取了媒介生态学和城市传播学两个维度来开展我们的研究。其中,媒介生态学作为上位理论框架,规范着我们研究的基本范畴;城市传播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考察传播与城市的关联。因此,作为下位的理论框架,城市传播将为我们提供研究国际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的具象化的指导。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实践,丰富城市传播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