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效率与运行效率
1.运营效率
在“效率”的评价指标上，首先要提的便是经济上的高效，在以传媒产业为实体的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之中，传媒组织遵循一般企业的发展规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经过优胜劣汰，逐渐走向集中和垄断[6]。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带来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达成，这就为传媒产业带来良好的回报率，也给都市民众带来信息消费方面的成本实惠。
在伦敦信息传播网络的演变历史中，从《每日邮报》到“北岩报团”，从《太阳报》到“沃坪革命”，我们看到的是报刊发行量的逐渐增大，是报刊价格的不断降低，是报刊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报业竞争的日益惨烈，这一切都意味着效率的不断提升。受众在竞争中获得了更优质、更廉价的服务，广告商获得了更多、更好的接触消费者的渠道，媒体在竞争中不断创新。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媒体，都受到了媒介产业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恩惠。无论是《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间的价格战，还是默多克旗下的《The London Paper》在伦敦城的溃败绝迹，都彰显了效率之争的存在。而反观广电业，原本已经老态尽显的BBC也在商业电视台接连建立之后开始迈出革新的步伐，商业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和对自身定位的寻找让整个广电产业充满了活力，再加上BSkyB（天空电视台）发挥的“鲶鱼效应”，整个广电产业的经济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与伦敦相比，美国纽约传媒业的集中化更具特点，纽约的几个超级传媒集团包括时代华纳集团、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等。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空间意味着“越大越好”，随着这些集团的不断扩张和兼并，也为置身这个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受众提高了使用效率。集团化使得媒介生产的门槛提高，生产标准也水涨船高。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更优质的媒介产品、更合理的产品组合。简单地说，生活在纽约的人能读到世界上最强大采编团队生产的报纸、看到制作最精美的节目、使用最高速的宽带网络进行沟通。与此同时，集团化的规模效应使得生产成本降低，也决定了人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从这些寡头手中获得服务。在纽约电视市场，无线电视网络基本被三大电视网控制，依靠他们所属的传媒集团，他们能够凭借出售节目与同时拥有广告和用户付费两种收益模式的有线电视竞争，保证在免费服务的条件下仍能生存。而有线电视网络尽管收取每月10美元以上的收视费，但网络之间存有竞争，更何况面对以免费安装为诱饵的卫星电视的威胁，使得纽约市民能够以不付费或较低费用收看电视节目。
2.运行效率
除了经济上的高效，传播过程中的效率同样是衡量信息传播网络的重要指标，这其中包括对信息传播网络覆盖的广度、密度、速度的全方位考量。
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传统媒体信息网络由报刊业的发行网络、广电业的线路网络等构成，而新媒体信息网络则主要由互联网有线网络和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主要终端的互联网移动网络组成。
日本东京在传统媒体信息网络的运行效率上堪称表率，以《读卖新闻》为代表的传统报业发行体系长久以来成为东京市民最稳定的媒体接触渠道。
从空间上看，日本全国五大报通过东京等重要城市地区总社、大量专卖店的设立，以及内容上有所区别的地方版报纸的发行，将百万、千万日发行量这样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数字，切实落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地理空间、人口的相对集中，亦使得信息传播网络覆盖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从时间上看，日刊、晚刊这种“一报两刊”的发行方式，又在时间上增强了报纸的覆盖密度。
在具体的发行方式上，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专卖制和送报到户的户别配送制度。专卖制是指读者以月为单位并以每月结算的方式与报社签订专属销售合同，在这一基础上，读者居住区域的该报社直属销售店每天会有报纸配送员把报纸直接送到读者的家中。东京99%的一般综合性报纸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销售的，70%的体育类报纸也是采用了户别配送的制度[7]。与报摊零售型销售方式相比，专卖制和户别配送制度的优势在于报纸的销售发行量稳定，不会因为天气或其他的原因而使销售量发生大的变化，保证了东京报业信息传播网络的传播效率长期稳定性，同时也避免了报纸为追求一时的利益和销售量而走煽情的路线，保证了传播内容的高品质。与此同时，专卖制下的订单驱动型发行方式的好处在于有多少订单，报社就印刷多少报纸，几乎不会出现库存积压现象，有助于报业发行体系实现精细化管理。
与东京相仿，韩国首尔的报业系统也主要采取家庭投递的方式，93%的报纸销售都是通过“送报上门制度”来实现的，零售仅占6.30%，而邮送更少，只占0.50%，《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的送报上门率甚至达到了99%以上。这就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报纸—读者”信息传播关系，而韩国推行的ABC发行量认证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这种固定传播关系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首尔的新媒体信息网络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成为全世界的楷模。“无所不在的首尔”计划（也称“U城”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以扩展城市的信息技术覆盖面。城区人口超过2 000万的首尔全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互联网信息网络”，几乎在城区任何地方都可以无线上网，而且收费低廉。
根据美国市场调查专业公司SA发布的资料，2008年韩国以95%的互联网宽带普及率位居全球之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新加坡（88%）、荷兰（85%）、丹麦（82%）、中国台湾（82%）及中国香港（81%）等。而在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兴传播渠道中，据Google在2013年7月发布的智能手机使用调查报告，韩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73%，排名第二的英国仅有62%，而美国只有56%。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是互联网一度实行“实名制”制度后来又废除的国家。其规制的目的是希望让这一虚拟的信息传播网络能避免网络上出现过多的垃圾信息，提高新媒体传输网络中信息的利用效率，推动网络健康有序的发展。出乎意料的是，该制度实行后，韩国各大网站却成了黑客们的主要攻击对象。2011年7月，韩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外泄案件。韩国SK通讯旗下的韩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Nate和社交网站“赛我网”遭到黑客攻击，约3 500万名用户的信息外泄。同时，互联网实名制导致的“自我审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上的沟通[8]。2012年8月23日，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废除2007年生效的网络实名制法案，八位法官一致裁决这一政策破坏了言论自由。韩国宪法法院法官表示，没有证据证明网络实名制的实施达到了其初衷目的。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后，人们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在网上发表不同意见，破坏了言论自由。韩国互联网实名制的教训表明当代信息传播网络在如何维护信息自由传播、隐私安全和网络攻击与谣言之间的均衡关系需要更为精巧的制度设计，而不能仅仅是通过回到过去的信息规制道路上来遏制新传播技术带来的福利。
当然，信息传播网络的维护和运行离不开相关媒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比如，据纽约州劳务部2008年12月的统计，纽约的信息传播业共计有雇员169 200人，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就业于传统制造业的90 400人[9]。在大都市内部的精细化分工之下，信息传播网络拥有如此众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使得这张覆盖在城市上空、渗透到城市每个角落的网络以极其高效的速度运转着。相对而言，上海的报刊发行曾经尝试过市场化的自办发行，但都是昙花一现。上海《新闻午报》自办发行的“小蓝帽模式”，将大规模流动售报方式引进上海，成为申城一景。曾经在市中心10个行政区建立了20个发行站，700多名发行人员。但是，很可惜，上海自办发行的市场始终很难形成体系。2014年4月24日，由该报改版而来的《天天新报》被停刊。另外，还有《青年报》的“蚂蚁式”发行，在上海中心城区建立了一个拥有东西南北四大发行分站与20个发行站、4 000个发行网点的发行物流网，招募打造了一支2 000余名训练有素的自办发行队伍[10]。但是，伴随着《京华时报》经营团队的撤离，上海《青年报》又回到了邮发的老路上，并进一步被市场边缘化。当然，这里我们所指的“自办发行”并非单指维护读书信息传播网络的手段，而更像是一种“视角”。毕竟随着报业下行和新媒体的崛起，用当年“自办发行”的手段刻舟求剑地执着于某一特定方法自然是不理性的。当年用于信息传播网络的维护和运行的努力，今后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