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形式与都市生活方式的互动

国际化大都市的形成，会在地理和物理形态上构造出一系列全新的城市景观，放射状的城区布局、交通体系的庞大与复杂、生活区与工作区等都市功能区域的分离等，都会给都市内的市民居住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对信息传播网络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这种“新问题”的回答，让新媒体网络找到了栖身之处，也让传统媒体网络在一片唱衰之声中找到新的“蓝海”。

例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版图的不断外扩、外地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城区房价的步步攀升等。于是，出现了如北京的大量年轻打工者长期居住在河北燕郊，每天要耗费四五个小时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这样的极端现象。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却给了传统媒体信息网络中的广播媒体带来了全新的机会。广播媒体虽然从技术上、符号形式上都很难满足如今受众的需求，但其“伴随性”的特点却成为其他媒体网络都无法撼动的优势。广播的这种传播特点与大都市的地理和物理环境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体发展空间——交通广播。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交通广播中的“领头羊”北京交通广播收入突破四亿元大关，全国已经有八个省市台的交通广播收入逾亿元。2010年全国广播广告收入的96.30亿元中，交通广播频率就贡献了将近30亿元^[16]。宏观的数据说服力强大，而在微观的传播过程当中，广播媒体也因不占用司机和乘客的视觉，更适合在交通工具上进行信息的传递，成为媒体消费成本较低，同时又能兼顾行车安全的媒体网络。

广播这一在“一战”时期就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古老电波媒体，在很长时间内消费者都只剩下偏远农村和老龄阶层，却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焕发了青春，并反过来用自己的传播特点优势，为大都市的区域建设和交通建设作出贡献。

另外，还有在普遍对报业唱衰的情况下，新媒体发展势头执全国之牛耳的纽约、伦敦和上海，却产生了社区报这样一种日渐强势的都市媒体。根据2000年的数据，美国全国约1 500个城镇，全国性报纸10多种，大都市日报约814种，其他的以社区报为主^[17]。社区报以周报居多，总数不低于2 000种。一般来说，社区报在社区内发行量位居第一，比当地大都市日报发行量还大。以纽约为例，《纽约时报》是纽约市最大的主流日报，但在纽约的斯塔藤岛辖区，社区报《斯塔藤岛前进报》的发行量最大，《纽约时报》在这个区排第二位。最近五年，美国全国报纸和大都市日报的发行量逐年下降，但社区性报纸发行量一直在上升。远在大西洋另一侧的伦敦也是如此，大伦敦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区，这些小城区有拥有各自独立的社区报纸，称为Local Newspaper。数十家的地区广播和近百家社区报纸为哪怕是伦敦最偏远小区里的受众都奉上了最贴近的媒介内容。上海的社区报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强劲。以《新民晚报·社区版》为首的都市报社区版集群已经初现规模，在经济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并开始逐渐开拓社区报在社区内的议程设置和生活服务功能。2019年4月，上海发布消息称，所辖16个区的融媒体中心至9月底全部完成机构整合并挂牌。这对推动大众传媒资源向下沉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区报诞生的根源来自人类必需生活空间的有限性和国际化大都市区域不断延伸之间的矛盾，都市的市民在忙碌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体验到的都市地理空间比较有限，以整个大都市为辐射面积的大型日报往往会失去对市民身边微观生活的确切关怀。此时，社区报的诞生恰恰弥补了都市信息传播网络的不逮之处，成为居民聚集的地方社区内的信息传播平台，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对事关切身利益的社区新闻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让居民刊登分类信息互通有无的平台。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看似很小的社区信息传播网络，构建起一种社区内部的共识，进而通过社区报之间的联结，像人体内部的结缔组织一样对整座大都市的市民关系发挥黏合剂的作用。大都市的信息传播网络，从都市报到社区报，再到区县融媒体中心形成一个与都市市民生活方式良性互动与共鸣的自我进化系统，不断地适应并推进整个都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