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信息传播网络传播效能的评价

对于东京信息传播网络的特征归纳，究其历史演变过程及如今呈现的面貌，我们可以从正反两面来总结。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东京是一个大众传媒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无论哪种媒体的发展水平都处于世界前列。而在各媒体领域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过极其激烈的竞争局面，但最终仍形成了一个平稳、安定、有序的媒介市场，即便在两极化的趋势几乎出现于各媒体领域之时，大中小企业也仍在这个有秩序的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得以立足。另一方面，又必须清楚，这种媒介市场的形成，始终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甚至是主导，在上文中，无论对东京信息传播网络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哪方面特征的总结，都很难撇开政府的因素来分析。因此可以说，东京的信息传播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因素的影响。应该说，在这个政府干预下各媒体行业中形成的牢固的垄断格局中，确实促进了各种媒体的迅速发展，在日常运作中亦体现了效率的优势。

但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效率却并不意味着公平和公正。尽管我们不可否认从大众传媒在东京诞生之日起就保有追求新闻自由的传统，但与西方报业的理念相比，“新闻自由”的含义在东京的信息传播网络中却颇有些微妙。我们以报业“五分天下”的垄断格局来说，之所以形成五报独大的局面，缘于日本社会特有的社会同质性、均质性和读者群中存在着的强烈的“中央指向性”，这些都有力地维系和支撑着五大报纸的存在和发展，使五大报纸对舆论、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庞大的发行量所造成的对言论和信息的垄断使得处于高度垄断下的信息市场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出现“均质化”“一元化”和“一面性”，几乎听不到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这些看起来是因为报业自身发展不平衡所致，实际上是因为日本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政治上高度集中、统一的新闻政策的结果。欧美国家的新闻自由是新闻界经过不懈斗争取得的成果，而日本新闻界的自由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GHQ的外来“恩惠”，而这种自由在“施惠”者撤离后就会变得不稳固。总的来说，东京新闻业务尽管经营上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可精神实质却是国家主义和忠君意识。虽然在言论自由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较深的传统烙痕。从这个角度来看，垄断本身就站在了“公平”的对立面。

我们细致分析最饱受争议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该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源于其在日常业务运作等效率因素方面是有一定的益处的^[89]。第一，从采访的角度来看，由于俱乐部成员在采访方针和立场上较为一致，这使共同采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省去了很多“跑新闻”的辛劳，亦有助于深化成员彼此对相关信息的认识。第二，对于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官方机构来说，通过记者俱乐部进行统一的消息发布，可以使信息的传递富有效率，不需要再面对单独采访，这也是不需要花费额外时间的最为便利的方式。第三，对于报社来说，记者俱乐部的存在和新闻发布制度使报社在获取信息的时间上实现了一致，避免了各家报社“抢新闻”和“抢时间”的竞争。第四，由于是来自官方的消息，其正确性是不会受到质疑的，报纸在刊登时不必担心有报道失误和侵犯人权及个人隐私的危险，即使消息出现问题而遭到诉讼，也会由于消息源的可信赖性而免于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上述益处的阐述再一次反映了日本人不喜欢竞争、重秩序的性格，也体现了在日常繁忙的业务中对“实用主义”的追求。这么一来，该制度在达成“效率”的同时，却带来了前文已详述的颇多问题，如报纸内容千面一孔，报纸沦为政府进行公众宣传的道具等，这无论对拥有自由采访、传播信息权利的报社，还是拥有知情权的广大市民受众来说，都失去了“公平”本来的意义。

上文提及的指向性亦可对应解释大众传媒业在日本的地理一极化现象。当我们将视线拓宽至日本全国时，会发现无论对哪个媒体领域，东京都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这不仅限于言论控制上的指向性，更体现出在媒体业发展中东京绝对领先于地方的一极化、单极化趋势。正因为东京信息传播网络辐射至全国范围的强大影响力和约束力，我们在分析这个城市的信息传播网络时，常常要跨出这个城市，以全国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

遗憾的是，这样的影响力却始终难以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语言因素及政府主导的法律限制的因素上文已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因而，我们的结论是，无论在文化影响力还是在经营的主要范围方面，东京信息传播系统在日本国内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影响力辐射至全国各地；但与纽约、伦敦等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在国际影响力上显得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