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尝试
关于城市传播的研究认为[21]，数字化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塑造了全新的城市交往形态，其中最突出的是网络化、散点化和脱域化。（1）网络化：交往渠道和连接的多样，新的城市组织形态使原有纵向的层级管道式信息控制失去效应。（2）散点化：每个局部甚至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卷入交往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可以随时参与交流、发表意见，舆论热点和关注焦点瞬息万变。城市沟通由原来的放射化或星状关系，转化为去中心和再中心的波浪式涌动，其后果和效应难以预计和控制。（3）脱域化：城市的交往与沟通已无法被圈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之中，流动的空间和固定的地方空间脱离，形成新的城市二元化。城市沟通在城市之中同时也在城市之外。任何一个城市事件，都可能是全国以致全球事件，反过来也是如此。
同时，针对上海这样的城市而言，国际化大都市不仅需有雄厚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生活水平，而且必须是有强大的连接能力，是众所公认的网络转换中心；必须是内外交互合作，关系和谐，信息畅通；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和个性，是全球网络中的标志性地标。因而，国际化大都市首先是一个可沟通城市。因此，可沟通城市建设，已经是当前我国国家建设和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大而又迫切的战略问题，是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22]。
相关的研究认为，城市的传播品质造就了人类生活品质的重大差异，因而城市的可沟通性需要从城市如何传播与城市如何促进传播这两方面来阐释[23]。中国的城市传播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实体空间即城市本身作为媒介的传播；二是城市内媒介的传播；三是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传播[24]。孙玮教授以传播与城市的互动为基点，结合当前的全球化、新技术、城市化背景，从“关系”视角出发，分析了传播意涵的转化与拓展。从而得出结论，传播通过编织各种关系网络，建构了连接之网、沟通之网、意义之网，呈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共在”关系，成为社会的基础要素[25]。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提出了“可沟通城市”这一城市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可沟通城市的建设，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具备通畅、有效和动态的沟通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政策和管理体制，从而有利于方便并推动城市市民自主参与公共生活并承担自己的角色，使城市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关系和谐、充满活力的共同体。具体而言，以“沟通”为城市治理中心，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城市公共传播系统、城市公共事务的协商与社会参与、城市文化共享与凝聚[26]。孙玮教授认为，可沟通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品质，“可沟通城市”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传递的快速、高效、透明。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前提条件。二是社会交流的自由、通畅。交通运输便于物品交换与人群的流动，城市规划、社区布局、公共设置要考虑促进不同人群的交往，要建设多种多样的公共平台丰富市民的公共生活，增进公共对话提升公共论辩的价值。三是文化意义的建构与分享。城市应当是一个共同体，给予我们最真切的归属感[27]。
从这一研究范式的对象来看，本研究的对象应该属于城市公共传播体系统这一范围；同时，我们在考察信息传播网络与城市社会互动的时候则强调信息传播网络的开放性、公平性、辐射力、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等维度，综合参照上述城市传播研究的三个层面。
【注释】
[1]段京肃：《社会关系的变化与信息传播权利的转移》，见《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2004年。
[2]殷晓蓉：《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
[3]S.T.Kwame Boafo，“Utiliz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frican Societies：A Critical Perspective（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 Africa）”，Gazette，No.35，1985.
[4]王旭：《发展传播学的历程与启示》，载《兰州学刊》1999年第6期。
[5]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6]夏文蓉：《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7]陈力丹：《愿信息传播产业融合的历史迷雾早日散去》，参见傅玉辉：《大媒体产业：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8]明安香：《美国：超级传媒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载《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1年第6期。
[10]李仲生：《北京与国际化大都市的比较分析》，参见《人口与发展2006：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文辑》（第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11]方颂先：《纽约市广播电台的类型化和节目构成——兼议上海广播业的发展空间》，载《新闻记者》2006年第1期。
[12]殷晓蓉、方筱丽：《都市期刊生态结构的比较研究——以纽约和上海为例》，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3]郭建国：《中国国际化大都市研究述略》，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19卷第2期。
[14]Duncan J.Watts，Six Degrees：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3.
[15]D.L.Altheide，R.P.Snow，Media Logic，Beverly Hills，CA：Sage，1979.
[16]［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7]海热提、王文兴：《生态环境评价、规划与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8]同上。
[19]邵培仁：《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0]同上书，第51页。
[21]参见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可沟通城市：中国城市建设与治理的创新转型》，2013年。
[22]参见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可沟通城市：中国城市建设与治理的创新转型》，2013年。
[23]陆晔：《城市传播：理论与实践意义》，见《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4]尹帅平：《中国城市传播研究综述》，载《东南传播》2014年第2期。
[25]孙玮：《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视角》，载《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26]参见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可沟通城市：中国城市建设与治理的创新转型》，2013年。
[27]孙玮：《可沟通：构建现代城市社会传播网络》，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