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改变关系：国际大都市信息传播网络变迁的主线
媒体信息传播网络如果按照出现的年代和传播技术特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传统媒体信息网络（主要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构成）和新媒体信息传播网络（主要由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为载体的传统互联网络和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络构成）。
17世纪初，报刊因印刷术和造纸术逐渐成熟而登上历史舞台，完成了人类早期信息传递的使命。随着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交往的日益频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掠夺世界资源而最终导致了“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广播和电视也在两次战争之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战争中的无线电波通信技术以及雷达技术在战后被应用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之中，军用产品在民用领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电子媒体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到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美苏领衔的军备竞赛推动了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也在防范敌方入侵的技术攻防战中逐渐形成。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技术从军事情报传递走向民用信息传播，在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传统媒体网络是单向的“中心—发散型”传播结构，媒体机构作为信息的“中心”，负责采集、加工、发布信息，并在此过程中贯彻自身的信息选择理念，广大受众处于“发散”结构的末端，单向地接收信息，并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对信息进行解码，进行“选择性理解”。此时对信息的反馈，往往很难通过传统媒体网络渠道原封不动地传递回去，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读者来信、观众来电等）来变相实现。这种信息反馈因为不具有公开性，往往不能满足受众的表达欲尤其是批评欲，于是受众之间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网络便成为传统媒体网络之下的次生传播网络。但这种次生传播网络与传统媒体网络很难形成真实的互动，媒体的信息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接受和理解。这种脱节对社会的整合和维系无疑是有害的，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国家。
新媒体网络则因其技术优势，建立起了一个“无中心—网状”传播结构，所有连接上互联网的设备都变成网上的一个小小节点，人通过使用这些互联网设备而参与到一个虚拟的互联网社会之中。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无中心特征，零散的受众可以与大型传媒机构平起平坐，展开直接的对话：一个匿名的网民可以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留言并获得回复，因为管理官方微博的《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在操作电脑的时候，也是作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来发起传播行为的。同时，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行为都是实时展开的，不受“印刷出版时间”“播出时间”所限，这也为用户提供了便利，节省用户大量的时间的同时也让新媒体网络的信息流动速度和效率都大大提升。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用户的注意力逐渐向“掌上移动屏幕”转移。对于大众传媒产业来说，一旦最基础的资源——“注意力”被剥夺，也就意味着产业的经济链被从源头侵蚀，持续不断的“报纸消亡论”便是这一危机的最好注脚。
但实际情况却是，从互联网步入民用领域至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新旧媒体的碰撞，虽然新旧双方在不停地对信息资源、传播渠道、信息形式、文化议题与社会论述展开争夺，但却鲜见任何一类所谓“落后”的传统媒体彻底消弭。其实，我们认为，新旧媒体在社会权力的争夺当中应各有领地，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于是，我们看到的新旧媒体碰撞的结果，往往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大战，而呈现出越来越多共享领地的“融合”趋势：以中国为例，从早期的报网互动、三网融合，再到后来的全媒体实践、媒体融合，新旧媒体在共同享用核心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新旧两张信息传播网络的融合。
以身处伦敦的BBC为例，在1991年，当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因特网的时候，BBC的工作人员就注册了域名www．bbc.co.uk，并于1994年建立了多媒体中心，BBC正式“触网”。2003年，BBC已经建立起了非商业性网上服务平台BBCi和合资商业网站beeb.com[1]。发展到如今，BBC依靠其对新媒体灵敏的嗅觉，利用其无比丰富的节目资源在网络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种“内容为王”叠加“渠道为王”的媒体融合思路已被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所效仿。
在大都市中，这种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贴近市民的生活细节：在东京，市民手中的手机化身为“个人服务器”，不仅能用手机看电视节目、听新闻广播、阅读杂志和动漫，还可以在音像租赁店“刷手机”消费，将用户对于媒体内容的所有消费需求都向统一的“移动屏幕”靠拢。这种信息传播网络终端的融合不仅大大提升了受众信息消费的效率，同时也通过电子化，来迎合用户的使用习惯，应对报纸阅读量下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