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信息传播网络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征
1.城市政治经济属性决定信息网络的基本状态
大韩民国时期的韩国新闻业自发展之初便蒙受着专制体制的摧残。李承晚政权继承了朝鲜王朝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专制主义传统，对媒体业采取高度集权的政策，动辄关停报社、羁押记者；随后的朴正熙时期又假“开放媒体权”之名，行“排斥异己”之实，虽然制造了表面的繁荣，却使媒体成为统治集团的附庸，行使社会服务功能的能力大打折扣；继任的军事独裁者全斗焕则又推行的是颇有军事管制意味的媒体管理机制，对新闻、娱乐、宗教节目做出种种限制，推行其“负责任”的内容审查标准，甚至像军队一样要求固定时段不允许播出电视，让民众可以专心的休息或工作。
虽然经历了《6·29宣言》之后，新闻媒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然而，这种“政府—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已经变成了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底层基因，无疑影响着城市与其信息传播网络之间的关系建构。在1997年之前，由于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是以财阀为基础的集团经济，因此国家对垄断性产业的效率迷恋也使得在传媒产业政策上更倾向于垄断性的传媒集团。1980年就有五家民营广播公司被并入KBS。这样的垄断不仅使城市信息传播网络的内容趋向单一，也会将这些恐龙般庞大的传媒企业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降低，丧失竞争所带来的生存活力。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开始修改《商法典》和《限制垄断法》，一方面规范集团行为，对企业集团特别是大规模企业集团实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防止因企业经济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市场资源配置不均；同时，改变原有的限制竞争的政策导向，转而开始鼓励和提倡竞争。于是在政策层面上，从2005年1月通过的《报纸法》到2009年通过的“媒体三法”，韩国传媒业表现出了明显的放松管制趋势。其中，2009年媒体法修订案的通过，被认为表明政府的目标是“通过竞争扶持全球性媒体”[171]。于是，韩国媒体又焕发了新的活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也在这一时期享受着更多的政策红利。
可以说，一个城市的信息传播网络更像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互动关系的一种投射，其信息的流动与渠道的蔓延也取决于这个城市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2.信息网络逐渐形成与市民生活的内容生产互动
传统媒体结成的信息传播网络往往是单向的、一对多的，信息的回馈机制比较落后，这会阻碍信息在流动过程中的自我确认与自我矫正。互联网媒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其特有的平台式传播关系让这种弊病迎刃而解。于是，我们看到在首尔的互联网媒体上，逐渐形成了市民（网民）之间的内容生产机制和共享机制，由此链接起来的新型信息传播网络激发了传统渠道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例如，韩国最流行的新闻网站OMN，如今的编辑人数仅仅38人，却拥有多达四万名的市民记者队伍：“由专业记者负责采写要闻，其余大量新闻均以市民记者提供的新闻稿源为主，经专业编辑的编辑修改后在网站发表，保证了关注点的广泛性、稿源的多样性和稿件的质量。”[172]在该网站提供的新闻中，专业记者的报道只占20%[173]。它报道的内容大多是传统媒介忽略、而公众关心的事件[174]。这弥补了传统媒体只报道“大事”的新闻选择价值观的缺陷，让部分公众关心的“小事”也获得曝光的机会，极大提高了信息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而另一家首尔主要网站Naver则将Web2.0的精神发挥至极。在2002年，Naver推出了一个名为“知识iN”的问答服务平台，允许韩国用户实时提出及回答问题。这一形式极大地吸引了韩国网民的参与，平均每天用户会提出44 000个问题及得到110 000个答案。这些由用户提供的海量数据成为Naver的搜索引擎数据库的主要内容。这种由市民“自问自答”的UGC（User Generate Content）模式，在解放了Naver自身的内容生产压力的同时，也给了用户更大的参与权限，让这个网站成为一个更接近互联网本意的“平台式”内容集散中心，激活了一个全新的城市信息传播网络内容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