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阅读史的发展
书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推进器。[4]当人类发明出文字之后，阅读推动了人类的智力和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学习、创造和探索的能力，并记录了我们的思考、感受和知识。法国认知神经科学家斯坦尼斯·迪昂指出，阅读是一个悖论：“文字系统在4400年前才从新月沃土地带诞生，拼音文字也只有3800年的历史，而人类说话和唱歌已经有7.5万年的历史。”[5]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人类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形成专门的阅读神经回路。阅读没有成为人天生就会的本能，而是像走路、说话一样需要学习。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播、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道德情操的陶冶等都需要阅读来实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古代文化延续至今，这与我们中国人热爱阅读的习惯息息相关。随着创作行为经历了一个由“神权”到“王权”再到“民权”的发展历程[6]，综观中国阅读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1.阅读环境受到多因素影响。（1）经济条件。经济基础影响阅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条件好的地方率先出现阅读意识。（2）书籍出版。出版方式的演进，决定了阅读内容和社会阅读规模。（3）书籍流传。一部经典名著不受时代变迁影响，如《论语》流传25个世纪，有2000多种解读文本。（4）书目推荐。古今图书浩如烟海，得其门径事半功倍。
2.社会意识影响阅读价值取向。（1）政治意识。统治者的政治意志对阅读的影响巨大，往往影响阅读的价值取向。（2）禁书运动。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应该说历朝历代都有大小不一的禁书取向，其结果是致使阅读内容趋同化。（3）群体意识。在社会环境、文化影响、流行元素等影响下，会形成某种类型的读书热潮。（4）宗教信仰。一些教义文本为信徒的必读书籍，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
3.阅读载体不断变迁。（1）统一文字。秦统一文字，促进阅读发展。（2）印刷进步。印刷技术、制作改进、排版变化等的演进，进一步推动书籍形式的变化。（3）载体变迁。阅读载体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演进，如从竹简到纸质阅读。在人类阅读历史中，绢帛、壁画、纸等介质，曾是传统时代阅读的主要媒介。摄像摄影技术之后，印刷品、电影屏幕和电视机屏幕逐渐成为阅读的重要媒介。随着数字影像技术、智能手机、4G网络的发展，电影屏幕、电视机屏幕、手机屏幕、电脑屏幕、IPAD屏幕、多功能触屏乃至VR眼镜等多屏数字视觉阅读渠道逐渐形成。[7]
4.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促进阅读。（1）思想层面。弘道、修身、养性。（2）学而优则仕。读书博取功名，发家致富。（3）勤学苦读。积极进取，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等。（4）对书籍的尊重、对文本的尊敬，社会书院、家庭书屋的兴起。（5）力量的象征。读书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力，也体现一个人的教养、修养和学识。
5.家庭及个人阅读。（1）书香世家。家族教育的延续，读书风气浓厚。（2）藏书楼。建立私人图书馆，拓展私人阅读空间。（3）阅读生活化。把阅读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出现了一个社会阅读阶层“书生”，以考取功名为目标。
6.现代图书馆阅读崛起。（1）政府主导建设。公共图书馆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阅读服务。（2）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功能多元化，不仅提供藏书、阅读服务，也开展各种知识讲座，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收藏、文化信息服务等。
7.数字阅读兴起。（1）阅读载体多样化。纸质印刷、电子显示、电子存储等多种方式共存，一本书可以用多种方式打开，阅读方式多元化。（2）内容存储格式数字化。网络、阅读器、手机、电子屏等多种阅读方式共生共存，各种阅读方式都有喜欢的读者群。（3）多媒体技术显示。阅读内容呈现出电子化存储格式、多路径动态化链接、多媒体显示等效果。
中国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是古人修身、立命、处世、管理之法宝，大到古代君王进行治国教民、政治管理，小到一般普通百姓的修身、做人、立世、管理、社交、婚姻家庭经营等都能从中获得借鉴。古人读书强调的是“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如朱熹的《朱子读书法》、陈善的《扪虱新话》、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徐与乔的《五经读法》和周永年的《先正读书诀》等，充分证明了阅读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并且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仍有指导意义。借鉴到今天，无论是从政者、管理者还是百姓，都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真谛，受益匪浅。进入新时代，阅读载体多元化，推广服务主动化，推广内容层次化。阅读对于提升国民素质、促进国家发展、振兴民族文化、建设人才队伍等都具有战略意义。
（二）印刷技术的演进对阅读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的阅读史也是一部媒介变迁史，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重大发展，都会带来阅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进而影响到文本的创作、形态和接受。[8]通过考察中国阅读史，我们可以发现，阅读方式的演进，是在阅读载体与阅读需求的双向推动下形成的。
1.阅读需求使印刷技术不断进步。文化传播中的阅读需求激发了读者的阅读需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古代，参与科举考试的群体是一个巨大的阅读群体，当时他们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与进步。
2.活字印刷技术推动阅读发展。以活字印刷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颠覆性技术推动印刷形态向机器因素转变。由于阅读需求推动印刷技术进步，活字印刷术在雕版印刷术基础上产生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毕昇（约971—1051年）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过程。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以刀以锄、为版为田”的以印刷为职业的社会群体。
3.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改变现代出版历史。以激光照排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颠覆性技术推动印刷形态进入巅峰时代。王选通过汉字的结构特点，发明了中文电子出版系统，有力地驳斥了“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等谬论，极大地推动了汉字信息化处理能力。目前，很多报纸皆使用王选发明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印制出版物品种由不足1.5万种增加到近53万种。
4.数字技术改变阅读方式。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颠覆性技术推动印刷形态向信息化转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人们获取信息与传播信息易如反掌，人们的阅读仪式感急剧下降，快节奏的生活让现代网民更加倾向于轻悦化、碎片化阅读，追求“短、平、快”。很多人把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经典巨著束之高阁，更多关注那些被筛选过的信息碎片和思想片段。[9]20世纪90年代，人类阅读开始进入了数字阅读时代，数字阅读方式是通过电脑、手机、阅读器等进行“屏阅读”的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并与旧的阅读方式更迭在读者群体中传播，数字阅读的便捷性、即时性、实时性，对社会化阅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阅读载体多元化满足了各种类型读者的不同要求。30年前没有人想到数字阅读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局面，而30年后数字阅读被另外一种阅读方式取代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对技术演变产生的阅读方式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胸怀。更关键的是，正确看待数字阅读，最大限度地承认数字阅读的价值，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吗？
（三）中华阅读历史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阅读历史的国家，阅读的论述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西汉学者刘向曾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在孔子看来，读书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学习还要与思考相结合。孔子的学问就是通过阅读而获得的，是学与习、学与问、学与师、学与思、学与知、学与恒、学与行、学与用、学与仕、学与乐的结合。他一生都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学习不是为了当官，但要当个合格、称职的官，就一定要学习。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志。颜真卿的《劝学诗》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如果有人自恃先天聪明而忽视了后天的学习，就会一事无成。欧阳修坚持利用“马上、枕上、厕上”的点滴时间读书学习的故事足以告诉世人，时间是一点一点挤出来的。先秦时期晋平公“秉烛而学”的故事足以告诫人们，一个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宋代黄山谷说：“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中国人热爱读书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基础，中国人对读书真谛的理解传承有序。这与全民阅读的“普及”“大众化”“阅读推广”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的阅读内涵十分丰富，古人读书的落脚点主要体现在做人做事上，不是单纯地读书。关于阅读的界定较多，大致可以表述为“阅读是读书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中国阅读历史悠久，阅读研究开始最早，丰富的阅读学说是中国古代的阅读文化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阅读文化研究资源。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阅读学理论，发掘和研究古代的阅读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总结中国传统阅读中的研究范式，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阅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能在现有阅读学中加入中国元素，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当中挖掘阅读智慧，总结出中国的阅读思想和实践经验，发展真正适合于当代中国的阅读学研究将是十分正确而合适宜的事情，是指日可待的。
（四）全民阅读已经成为新时期国家文化发展的支点
历史上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儒生，主要是通过直接阅读经典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10]民族文化走上秩序化、战略性、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轨道，中国传统的家庭阅读与藏书（书屋），是中国古人阅读推广的核心所在。[11]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谈到阅读，追根问源，中国文化是最基本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自2008年至2017年，国民每日平均阅读时长上升到20.38分钟，国民综合阅读率由69.70%上升到80.30%（见图1-1）。
图1-1 国民综合阅读率十年间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而将“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化、“与西方全面接轨”成为一些人的文化选择，这一选择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一种“文化自卑”情绪的蔓延，这一情绪悲观地认为自身文化业已落伍，必将被外来文化所取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文明形态而存在[12]，不断形成了民族归属。阅读推广坚持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对于阅读传承民族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全民阅读顶层设计对少数民族阅读高度重视绝非偶然，这鲜明地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这种观念不仅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对整体推进少数民族阅读也是一种制度设计，极大地提振了全民阅读的信心。少数民族文化维系着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13]，要让阅读实践层面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促使西部少数民族全民阅读走向新的境界。
（五）书香社会建设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书香”一词源于南宋诗人林景熙的诗句“书香剑气俱寥落，虚老乾坤父母身”，明代藏书家高濂又说：“宋人之书，……开卷一种书香……”此后，逐渐就有“书香世家”“书香之家”“书香后代”等说法[14]，以此来形容读书氛围浓郁的家庭。从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到政府阅读推广的各种宣传表述，都把建设“书香社会”作为全民阅读战略的目标。近年来，全民阅读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二是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全民阅读工作已经由“软约束”向“硬约束”提升和转化，过去为阅读工作部署的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如今在许多省份已经被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方案中；三是全民阅读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逐步扎根，遍地开花、精彩纷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实施，全民阅读活动也进入了新时代。推动少数民族全民阅读，是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对于少数民族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更新及转变观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发展成果。写作的活跃、出版的繁荣、大众的广泛参与已经成为新时代全民阅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古至今，阅读始终是一个人提升自己精神品质和知识能力的最好方法。在学校学习只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阅读则是可以延续整个人生的，阅读对一个人自身素质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影响。阅读作为一种最基础、最便捷的知识传播手段，依然有着其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些年，“纸质书走向消亡”的预言不但没有发生，反而出现了阅读率的大幅提升，实体书店全面回暖，更让人对传统出版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从阅读的角度看，知识传播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1.基础层。知识服务体系以庞大、稀缺、专业、结构化的资源库，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如图书馆、出版社、书店等的阅读基础设施。2.平台层。以知识平台为主的阅读服务，通过加快图书出版、新闻媒体融合、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广泛开展阅读平台建设，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动态服务，全面推进数字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数字出版。3.数字层。数字阅读已不仅仅是将阅读内容资源数字化、云存储，还在向智慧阅读转型，如VR、AR与MR（混合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等的应用，大大提升了读者的体验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