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理论研究

（一）阅读理论研究不断系统化和科学化

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成立，其创建者是被称为“英国公共图书馆之父”的英国图书馆学家爱德华·爱德华兹。20世纪60到70年代，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阅读理论研究得到较快发展，产生了一些理论模式，理论研究经历了“被动—主动—互动”三个飞跃性阶段，代表性理论模式有：60年代末的美国学者高夫（Gough）的自下而上模式、美国学者古德曼的（Goodman）自上而下模式，70年代末的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鲁梅尔哈特（Rumelhart）等人的相互作用模式，80年代初的卡雷尔（Carrell）等人的现代图式理论。这些理论的产生为开创阅读学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外对阅读活动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是以法国学者于1879年发表的关于眼球运动的文章为发端，从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透视阅读活动，使阅读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用于解释阅读活动心理过程本质的理论模式。20世纪70年代，批评性阅读兴起，它以构建主要学习理论为基础，关注对文本深层次理解，并形成读者自己的看法。哲学家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符号即文化世界），阅读活动必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1]20世纪80年代以后，诸如新西兰教育学家霍德威（Holdaway）的阅读分享、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的大众阅读理论、阿尔都塞（Althusser）的阅读理论（从症候到移情）等研究，进一步促进了阅读理论研究不断系统化和科学化。日本著名教育学家斋藤孝在《深阅读：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如何读书》一书中提出，读书具有获取信息、有意义的生活和丰富自己的三个层面^[2]。

（二）数字阅读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数字阅读是以多媒体、数字化、互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催生的新型阅读方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的著作《数字化生存》（1996年），预言数字化将会改变人类传统生活方式。新媒体概念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在1967年提出，从技术层面看是一个动态发展态势，是不断与传统媒体融合的一个过程。马克·波斯特（2000年）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提出了“第二媒介时代”概念（没有传播中心）^[3]。梅洛维茨（2002年）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情境就是信息系统^[4]。美国学者德特·纳尔逊（Ted Nelson）（1965年）提出电子超文本阅读设想、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1968年）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论、美国电脑工程师雅各布·尼尔森（1990年）的网络阅读特征研究，综合信息环境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纳笛（Nardi）和欧戴（O'Day）于1999年提出了“信息生态系统”概念，认为此系统是“由人、实践、价值和技术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组成的有机系统”^[5]。美国学者戴维斯（Davis）等人（2003年）的信息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以及其他学者对学生的数字化阅读实践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数字阅读特征。同时，借助其他理论来进行阅读研究，如许多学者用UTAUT（2003年）模型作为分析数字化阅读影响因素、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阅读型大脑的结构对数字阅读方式的影响、杰桑·伊莱扎特（Dresang Eliza．T）和科奇拉·鲍伊（Kotrla Bowie）（2009年）用协同理论来解释网络阅读的特点等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和促进了阅读研究的理论深化。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数字阅读的研究往往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一是人机功效学研究，即技术优势赋予文化信息资源新的表达形式^[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移动时代的阅读：发展中国家移动阅读研究》（2014年）研究报告，考察了亚非七个国家数字阅读对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影响，提出“移动阅读的好处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在提高识字率、增加教育机会，并且将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等方面显示了潜力”^[7]。二是数字传播环境研究。美国传播学者A.哈特认为，人类传播活动经历了示现媒介、再现媒介和机器媒介，而口头、文字、印刷、电子、网络是人类传播发展的五个阶段。随着双向互动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简称SNS）的发展，信息传播从单向走向了互动，人们发布、转发、阅读、搜索等的信息行为，不仅为了获取信息，而且也在传播信息，甚至有意识的编发信息。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仅仅反映了阅读方式的不同，还在于信息传播由单一转向了多元与互动。不难发现，众多理论的融入和积淀，为数字阅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虽然数字阅读理论还没形成有自己的理论研究架构，但它却是目前最具理论探索价值的领域之一^[8]。